【作者小传】苏洵

（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年间，得欧阳修推誉，以文章著名于世。曾任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长于古文，语言明畅，笔力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子轼、辙合称“三苏”。有《嘉祐集》。

游嘉州龙岩

苏洵

系舟长堤下，日夕事南征。

往意纷何速，空岩幽自明。

使君怜远客，高会有余情。

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

山川随望阔，气候带霜清。

佳境日已去，何时休远行！

嘉州，治所在今四川乐山。龙岩，《嘉定府志》卷四《山川》:“九龙山，城东北四里，三龟山之右，一名龙岩，一名灵岩，又名龙泓。山上石壁刻石龙九，相传唐朝明皇时所镌，强半磨泐，其存者矫然有势。山最幽邃，号小桃园。”

嘉祐元年（1056），由于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荐和称誉，苏洵名动京师，但求官未遂。第二年四月其妻程氏卒于眉山，苏洵父子匆匆返蜀。直至嘉祐三年十一月朝廷才对欧阳修的举荐作出答复，决定召苏洵试策论于舍人院。苏洵拒不赴试，他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嘉祐四年六月朝廷召命再下，梅圣俞又寄诗（《题老人泉寄苏明允》）劝其入京，加之二子服母丧期满，苏洵才勉强决定入京。同年十月三苏父子沿岷江、长江舟行南下至江陵，再陆行北上赴京。父子三人一路探幽访胜，“发于咏叹”，共作诗文一百七十三篇，分别编为《南行前集》和《后集》。苏洵南行途中诗，今通行本《嘉祐集》皆失载，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集》载有十余首，此诗是其中的一首。由于苏洵这次入京非常勉强，因此全诗充满了抑郁之情。

诗的前四句写因匆促南行而不能从容欣赏嘉州龙岩风光。“系舟”表明是“舟行适楚”（苏轼《南行前集叙》）。征，远行。南征，沿岷江、长江南行。“日夕事南征”，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忙于南行。“日夕”二字已充满怨气。往意，前行之意，而缀以“纷何速”，特别是缀一“纷”字，进一步抒发了勉强南行的不快之情。“空岩”指嘉州龙岩。“幽自明”的“自”字用得很精，它表明龙岩虽幽静明丽，“号小桃园”，可惜却无人欣赏，只是“自明”而已。前三句是因，后一句是果，遣词造句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中四句写嘉州知州盛宴招待他们父子，而自己因心情不快，兴致索然。使君，汉代指刺史，汉以后作为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指嘉州知州，姓名不详。高会，盛会，指嘉州知州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余情，富有感情。前两句表现了苏洵此时虽为布衣，但社会地位已有显著变化。苏轼《钟子翼哀辞》说，庆历七年（1047），苏洵应制科试不中，到庐山等地游览，“方是时，先君未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这次南行是在嘉祐元年三苏父子名动京师以后，情况大变，沿途都有地方官吏，亲朋好友迎送。除嘉州知州为之“高会”外，过泸州，有老友任遵圣相候，苏轼兄弟都有《泊南井口期任遵圣》诗；经渝州（今四川重庆），有渝州知州张子立“谒我江上”（见苏洵《答张子立见寄》）；至丰都（今属四川），有“知县李长官”迎候（见苏洵《题仙都山麓并叙》）；苏轼《入峡》诗说：“野宿荒州县，邦君古子男。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至江陵，他们父子更成了王荆州的座上客。可见，“高会有余情”，并不止嘉州一地，它充分说明了苏洵社会地位的提高。但苏洵被雷简夫誉为“王佐才”、“帝王师”（见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他本人也自称“有志于当世”（苏洵《上富丞相书》），当然不会满足于虚名。他对朝廷不能破格重用自己深感失望，嘉祐二年返蜀后，已决心不再入京：“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上欧阳内翰第三书》）朝廷召他试策论于舍人院，他更感到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昨为州郡发遣，徒益不乐耳。”（《答雷简夫书》）这就是“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整个南行途中情绪低沉的原因。

最后四句是申说前句之意。“山川随望阔”切地，嘉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水汇聚之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苏轼《初发嘉州》诗也有“旷荡造平川”语，因此，这一“阔”字正把握住了嘉州龙岩所见的特征。“气候带霜清”切时，苏洵父子于嘉祐四年十月初启行，正是深秋初冬时节，“霜清”二字准确地交代了时令。“佳境”指故乡山水，苏轼《初发嘉州》诗所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正好作这一句的注脚。结句“何时休远行”，更集中抒发了诗人勉强赴京的抑郁之情。苏洵《游陵（今作凌）云寺》诗，描写了凌云大佛的壮观，歌颂了夏禹、李冰治水的功绩，抒发了壮志不酬的苦闷：“今余劫劫（忙碌貌）独何往，愧尔前人空自咍（自嘲）。”他在《和杨节推见赠》中也说：“予懒本不出，苦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南行途中的这些诗句都可与“何时休远行”互证。

这首诗虽题作《游嘉州龙岩》，但并不以写景胜，对龙岩的描写着墨不多，用语也比较抽象；而是以抒情胜，全诗感情沉郁，格调苍凉，集中表现了这位饱经风霜、名满天下而前程渺茫的老人的抑郁之情。

（曾枣庄）

九日和韩魏公

苏洵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

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

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

九日，指旧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韩魏公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早年曾同范仲淹一起防御西夏，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先后出知扬州、定州、并州。嘉祐年间还朝，历任枢密使、宰相。韩琦原唱题为《乙巳重阳》，乙巳是英宗治平二年（1065）。这年重阳节苏洵参加了韩琦家宴，席间韩琦赋诗，当晚苏洵写了这首和诗，半年后苏洵就病逝了。在能够系年的苏洵诗中，这是最后一首；在今存近五十篇苏洵诗中，这首堪称他的压卷之作。

首联从十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嘉祐元年（1056）持知益州张方平、知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云“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最”字，并以自己的“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看似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为什么“不堪”呢？下句作了回答。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嘉祐六年（1061）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王佐之才干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欲朝廷不次用之”；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未必怎么“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连科不第；最近十年以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三十年的不得志。现在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恐怕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首诗在内容上堪称“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曾枣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