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李清照
（1084—约1151）自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李格非女，赵明诚妻。幼有才藻，为晁补之所称赏。早年生活优裕，与明诚搜集书画金石甚多。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卒，境遇孤苦。其词清丽婉约，颇具情致。诗作留存不多。著作已佚，后人辑有《漱玉词》。今人辑有《李清照集校注》。
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李清照
三年夏六月，天子视朝久。
凝旒望南云，垂衣思北狩。
如闻帝若曰，岳牧与群后。
贤宁无半千，运已遇阳九。
勿勒燕然铭，勿种金城柳。
岂无纯孝臣，识此霜露悲。
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
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
谁当可将命，币厚辞益卑。
四岳佥曰俞，臣下帝所知。
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
身为百夫特，行足万人师。
嘉祐与建中，为政有皋夔。[1]
匈奴畏王商，吐蕃尊子仪。
夷狄已破胆，将命公所宜。
公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墀。
曰臣敢辞难，此亦何等时。
家人安足谋，妻子不必辞。
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
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
单于定稽颡，侍子当来迎。
仁君方恃信，狂生休请缨。[2]
或取犬马血，与结天日盟。
胡公清德人所难，谋同德协心志安。
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
皇天久阴后土湿，雨势未回风势急。
车声辚辚马萧萧，壮士懦夫俱感泣。
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投书干记室。
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
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
葵丘践土非荒城，[3] 勿轻谈士弃儒生。
露布词成马犹倚，崤函关出鸡未鸣。
巧匠何曾弃樗栎，刍荛之言或有益。
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
灵光虽在应萧萧，草中翁仲今何若。
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郭。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
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4]
子孙南渡今几年，飘流遂与流人伍。
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5]
〔注〕 [1] 皋夔：《尚书·舜典》:“皋陶为士（按指理官，掌刑法），夔为典乐。”[2] 请缨：《汉书·终军传》:“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3] 葵丘：在今山东临淄西。践土：在今河南广武。葵丘之会，齐桓公为盟主，事见《春秋》僖公九年。践土之盟，晋文公为盟主，事见《春秋》僖公二十七年。[4] 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5] 东山：或作山东。一作“青州”。
此诗，《宋诗纪事》题作《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自“胡公清德人所难”句起为另一首。《云麓漫钞》作一首，为《上枢密韩公诗》。从思想内容看，当是一首完整的古体。如至“与结天日盟”作一首，意思未完，似不能独立成篇；况李清照在“诗序”里说：“作古、律诗各一章”，是指此一首与另一首七律《想见皇华过二京》而言，故今从《云麓漫钞》之说。
绍兴三年（1133）五月，宋高宗命签书枢密院事、吏部侍郎韩肖胄为通问使，试工部尚书胡松年为副使，往金国议和。贫病中的李清照在诗序中说“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有感而作此诗，上于韩、胡两位使臣。
开端四句写高宗对被金人俘至北方的徽宗、钦宗的思念。“北狩”，本为皇帝出巡之义，此处是作者未敢明言被掳的托词。其实高宗苟安江南一隅，对金人一味妥协，无意收复中原，他怕打了胜仗，父兄回来，自己当不成皇帝。所以这四句是诗人作为本朝臣子的门面话。
“如闻帝若曰”至“币厚辞益卑”，是想象中高宗对群臣的训辞。前四句写高宗为国家遭受厄运而没有像唐代员半千那样的贤臣而忧虑。他急求“贤臣”干什么呢？“勿勒燕然铭，勿种金城柳。”不是御敌，而是往金乞和。作者反用窦宪、桓温二典：东汉窦宪大破北单于于稽落山，登燕然山，勒石记功而还。（见《后汉书·窦宪传》）晋代桓温北伐，经金城，见前为琅玡太守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叹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见《世说新语·言语》）但在此二典前冠一“勿”字，以示高宗乞和的坚决。接着“岂无”四句，用反诘口气，表现高宗为寻求使者而焦灼不安的神情。“羹舍肉”，是用颍考叔孝母而食舍肉之事。（见《左传·隐公元年》）但加上“何必”二字，以示当务之急是尽忠而非尽孝。车载脂，语出《诗经》，指在车轴上涂油脂，喻整装待发。为了迅速达成和议，在高宗看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忍受一切耻辱：“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谁当可将命，币厚辞益卑。”这四句写出高宗乞和的坚决。“币厚辞益卑”五字，刻画入微，鞭辟入里。高宗在建炎三年（1129）八月写的乞和书中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两者互相印证，可知李清照是多么真实地反映了高宗迫切求和的心理状态！不过作者在此诗中并非像在《乌江》诗中那样以作者的口吻去进行讽刺，而是用貌似客观之笔勾勒高宗的形象，而作者的褒贬之意已蕴藏在不动声色的叙写之中。
“四岳佥曰俞”至“将命公所宜”，为朝臣答高宗问。“中朝”四句，是群臣向高宗荐贤。韩姓的郡望是昌黎，故以“昌黎”代韩姓。“身为百夫特，行足万人师”，是对所荐使臣韩肖胄品德才能的极度赞颂。在朝臣看来，出使并非是乞和，而是要大振国威，大显身手，使金人胆慑，才能达成平等的协议。以下从韩肖胄家世与王朝历史两方面来勉励其出使。“嘉祐与建中，为政有皋夔。”皋和夔都是舜的贤臣，此处借喻韩肖胄祖辈。其曾祖韩琦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其祖韩忠彦在徽宗建中靖国时为相，以此说明肖胄为贤臣后裔，家世显赫；同时，又以汉、唐两代来说明当时国威之盛。“匈奴畏王商，吐蕃尊子仪。”王商，汉成帝之舅，“身体鸿大，容貌甚过绝人。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单于前拜谒商，商起离席与言。单于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闻而叹曰：此真汉相矣。”（见《汉书·王商传》）吐蕃，这里当指回纥。郭子仪，唐朝兵部尚书，朔方节度使。屯兵万人于泾阳，被数十倍兵力的回纥包围，郭不畏强敌，仅以数十骑出，免胄见其大酋曰：“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忘忠谊而至是耶！”回纥舍兵下马拜曰：“果吾父也。”（见《新唐书·郭子仪传》）作者假朝臣之口，以汉唐二例显示华夏自古以来的国威，意即作为堂堂正正的宋朝使者，功臣后裔，此次往金谈判，绝不能有污门庭，有辱国体，而应显示出英雄气概。朝臣的不屈服精神与高宗的妥协求和的心理适成鲜明的对照。由此可见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斗争是何等激烈。当时殿中侍御史常同对高宗说：“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而李清照笔下的朝臣形象正是对当时一部分贤臣的真实集中的概括。
“公拜手稽首”至“与结天日盟”，为使者韩肖胄的答辞，亦即是受命的誓辞。表现了朝廷重臣公而忘私、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德和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家人安足谋，妻子不必辞”，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又是何等的胆量！（黄龙城，即黄龙府之城，是辽、金大城。）韩肖胄誓以无畏的精神与金人达成平等的协议。“单于定稽颡，侍子当来迎。”“或取犬马血，与结天日盟。”他深信终有一天金人会臣服于宋朝。（单于，匈奴王号，此处借指金贵族首领。）在国家危亡之际，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对于结盟，从高宗来说，是继续他那“且守且和”的国策；从广大人民来说，经受七年颠沛流离的痛苦，多么渴望早日实现和平，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但他们与投降派不同的是：和谈是有原则的，绝不能放弃原则去乞求和平。
以上叙写高宗“求贤”，朝臣荐贤，韩肖胄受命的经过。下面写副使胡松年：“胡公清德人所难，谋同德协心志安”，作者赞颂胡松年的为人，深信他能与韩肖胄精诚合作不辱使命。“清德”二字，写出他为人清廉正直的品德。据《宋史·胡松年传》载：“时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惧，松年毅然而往。”又载：“方秦桧秉政，天下识与不识，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无不曲意阿附为自安计。松年独鄙之，至死不通一书，世以此高之。”“脱衣”两句，写胡松年受朝廷恩宠，有图报之志。前句用韩信背楚归汉的典故，韩信对项王使者武涉说：“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见《史记·淮阴侯传》）“易水寒”，用荆轲刺秦王典，荆轲至易水之上，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见《史记·刺客列传》）易水虽寒而“不道”，更显见胡松年舍身报国的壮怀。
作者对两位使者作了交代后，紧接着写出使的场景：“皇天久阴后土湿，雨势未回风势急。车声辚辚马萧萧，壮士懦夫俱感泣。”这是一幅悲壮的出使图：使者在国势危急之时身负朝命的无畏精神，使壮士懦夫无不感泣，既为他们舍身报国的壮举而感动，亦为未卜和谈成败、使者安危而忧虑。此时，使者昂扬的激情，送者、观者的感泣，再加上辚辚的车声，萧萧的马声，汇合成一个悲壮的场景，它感天动地，可歌可泣。这里看出作者对这次出使既表赞同，又显悲慨。
身为嫠妇的作者，尽管漂泊贫病，却是如此关切国家朝廷的命运，不惜“沥血投书”，原因有二：
其一，是要向使者进“刍荛之言”：第一，要提高警惕，绝不能麻痹，要防患于未然。“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且连举二例：“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春秋时，楚人欲于盟会中袭晋，把甲穿于衣中，使晋人不备。（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又唐贞元三年，侍中浑瑊与吐蕃相尚结赞盟于平凉，为吐蕃军所劫，陷将吏六十余人。（见《旧唐书·马燧传》）这些历史教训，必须深鉴。第二，要依靠众力群智，哪怕是谈士、儒生和下等人，这是自古以来取胜的经验：“露布词成马犹倚，崤函关出鸡未鸣。”露布，捷书之别名。晋时袁虎随桓温北伐，被责免官，后须露布，桓令虎倚马前作，顷刻间成七纸，大被赞赏。（见《世说新语·文学》）战国时，孟尝君入秦，昭王要杀他，他逃至函谷关时，鸡未鸣。按关法，鸡鸣方开关。孟恐昭王后悔而追至，其客之居下坐者作鸡鸣而出关。（见《史记·孟尝君传》）作者以此规谏使者：不论出身贵贱、地位高下，甚或有过失误，只要有一技之长，都要善用，只有群策群力，才能完成使命。“樗栎”虽是不材之木，它在巧匠手里也是有用的（见《庄子·人间世》）,“刍荛”虽是采薪者，他的意见或许有益（语出《诗经·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总之，要囊括人才，用其所长。李清照这些真知灼见，反映了她的清醒头脑和远见卓识。诗人作为一个弱女子，虽未涉足政事，但较之当朝那些短视的君臣不知要高明多少。
其二，是寄托故国之思。使者要去北方，经过她已被占的家乡——山东，那是她日夜思念的地方，她只希望他们给她捎来故乡新的消息，而没有任何物质欲求：“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这种爱国情怀是何等高尚，何等炽烈！她期待故乡消息的心情似乎已迫不及待了，于是驰骋想象的翅膀，任其在北国领空翱翔：“灵光虽在应萧萧，草中翁仲今何若。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郭。”灵光殿在山东曲阜，为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它大概已是萧条了，淹没在杂草中的翁仲石人今天怎样了呢？中原人民是否能种桑麻？传闻敌方还在据守城郭。作者在这四句诗中，用了“应”、“何若”、“岂尚”、“如闻”等疑问设想之词，既写出她用想象来表现对故国故乡的一片深情，又写出她不能熨帖平静的情绪。
宗国沦亡，李清照个人家世也随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挥汗成雨”的名门世家，一变而为“子姓寒微”、“家世沦替”；从欢快闲雅的贵妇，一变而为孤苦伶仃的“嫠妇”，这怎不叫她国难家愁一齐迸发：“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以悲壮高歌作结，有如暮鼓晨钟震动朝野！作者此时年已五十，还想以血泪去洒遍故国河山，这种老当益壮的精神是震撼人心的。此后，她还写了《打马赋》，向往木兰驰骋沙场的战斗生活。
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是整齐的五七言相结合的古体。前为五言，多为叙事；后为七言，侧重抒情。叙事是抒情的基础，抒情是叙事的必然升华。诗的前部分，作者以冷静的情绪，冷峭的笔触去描绘客观事物，个人爱憎在人物形象中体现，因而不甚明朗。而诗歌进入后部分，作者的感情，由隐至显，从舒缓至急骤、至奔放，终至不可遏止，其热烈奔放的激情真不亚于驰骋沙场上的铁血男儿。
诗中人物性格极为鲜明。五言部分通过三人问答对话的方式，把皇帝、朝臣、使者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如同戏剧中的人物，一个个挨次出场。首先，高宗亮出迫切求和之相；接着，朝臣显出藐视敌方的气概；随后，使者表现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七言部分虽主要是抒情，但仍有人物形象，除了胡松年外，还有作者自己，一个欲以血泪保卫国家的志士形象跃然纸上。
此诗尽管以真人真事为题材，但作者并未受其约束，她善于驰骋想象，虚构细节。如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人物的对话，出使时的壮烈场面，故乡的残破荒芜景象……无不是作者的虚设，但又并非不切实际，而是符合历史的真实、人物的性格，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作者又善于用典。全诗用典多达二十多处，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均多借用典故，或明用，或暗用；或正用，或反用。表情贴切，含义深刻。但用典过多，不免也有晦涩难明之处。
（苏者聪）
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
李清照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
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
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
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
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马多死。
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
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鬼神磨山崖。
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
夏为殷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
君不见张说当时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1]
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
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
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
苑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
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
去天尺五抱甕峰，峰头凿出开元字。
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
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
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
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
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2]
〔注〕 [1] 张说为姚崇所卖事，见郑处诲《明皇杂录》：姚崇病危时，令其子以宝带重器致于张说，请为崇作碑文。并嘱其子：文成后即刻石，防说重改。张说碑文中对姚崇功业大加赞扬，崇子即刻于石。后数日，张说果使人索文，“以为词未周密，欲重为删改。”崇子即以石碑示之，并谓已奏御。使者复命，张说“悔恨拊膺”，说：“死姚崇犹能生算张说，吾今知才之不及也远矣！”[2]《明皇杂录·补遗》载，高力士被贬于巫州，山谷多荠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
在李清照留存的为数不多的诗、词、文、赋中，词为婉约之宗，已成定论。诗、文、赋亦淋漓曲折，文采风流，虽断简残篇，均不同凡响。几首咏史诗无论月旦人物，评议兴废，都表现了超出时辈的卓越才识。如赞项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只四句短诗，写出了这位失败英雄的凛然可敬的气概。可称之为太史公之后又一曲对项羽的赞歌。这首诗不仅在当时是对南渡君臣的鞭挞，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也激励后人，不可以忍辱偷生。咏史诗写得如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岂是等闲悼古伤今之作可比？她这两首诗也可以称得上是咏史诗的杰作。
安史乱后，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761）有感于两京收复，玄宗、肃宗重返长安，大唐帝国再庆中兴，写了一首《大唐中兴颂》，后由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大历六年（771）刻于浯溪（今湖南祁阳境）石崖之上，又称《浯溪中兴颂》，俗称《磨崖碑》。是一首四言的赞体颂诗，颂扬“天将昌唐”,“宗庙再安，二圣重欢。”自唐以来，对此碑题咏甚多。据说“自黄庭坚、张耒两大篇之后，宋人多认为绝唱难继的了。”张耒是苏轼门下士之一，比李清照年辈略早，她这时却和了张耒（文潜）两首，表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石上题咏繁多，为什么独独要和张文潜，而且一和两首，值得探究一番。张耒的《读中兴颂碑》的全文是：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偃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高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蛟龙字。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磨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废兴增感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如果说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是一首颂歌，那么张耒的这首诗就是颂歌的颂歌。和张耒的见解不同，李清照不把酿成安史之乱的罪责归之于杨贵妃，而是着重批判了唐玄宗，历述他荒淫逸乐、骄盈自满之罪。张诗中的“万里君王蜀中老”，同情玄宗，李诗则写他“酒肉堆中不知老”，把玄宗写得昏庸可憎。“为何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马多死”,“健儿猛将安眠死”，作为一国君主，竟使国家解除了武装，丧失了战斗力，还麻木不仁，自骄自满，要把“开元”两个大字刊上华山的高峰之巅，以为太平盛世会亿万斯年长久下去。她批判了唐玄宗又转而为他哀叹：时移势转，乃受制于奸人，被他儿子（肃宗）的张后和宦官李辅国强迁于西内。这对以孝治天下的唐朝岂非绝大讽刺？元结诗中的“盛德大业”和“二圣重欢”也不过是官样文章，“二圣”不是都被害于奸人之手吗？故云“奸人心丑深如崖”。这样虚弱的中兴，竟也值得磨崖刻石加以称颂，所以不客气地说“真陋哉”。她并不怪元结，说元结为假象所蔽如张说上姚崇的当一样，张说给姚崇的神道碑上过誉了姚崇；元结对“中兴”的颂扬恐怕也过分了。按磨崖碑刻于大历六年，其时玄宗、肃宗均已死去，张后、李辅国也已败露死，颂词仍然夸饰“中兴”，对负国奸雄只字不提，而事过二三百年，已经改朝换代，张耒还照着元结的老调子再唱一次颂歌，就不应该了。何况在张耒之前，黄庭坚所写的《书磨崖碑后》中已有“内向张后色可否？外向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等语，尖锐地指明“二圣”的可怜处境，哪里谈得上“二圣重欢”？
在这两首咏史诗中，李清照笔锋横扫，不但批判了玄宗的荒淫奢侈，肃宗的庸弱无能，张后的擅权，李辅国的奸丑，元结的虚饰以及高力士被流巫州后的愚黯，只会写诗吟唱“长安春荠作斤卖”，不敢再提朝廷大事，笔下不留丝毫余地，沈曾植评她“才锋太露”（《菌阁琐谈》），恐是中肯的话。
安史乱后，玄宗与六军西行，行次马嵬，发生兵变，杨氏家族被诛，玄宗始保平安。对杨贵妃来说，这个惩罚是不公平的，难道应该让她来承担国家治乱的责任？唐人对此已有不同看法。当唐僖宗再次逃亡西蜀时，罗隐写诗就说：“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帝幸蜀》）罗隐的诗不是故作翻案文章，李清照的诗也是根据史实说话，何必愤愤然说杨贵妃的血是“妖血”？李清照偏说她们姊妹都是“天才”，是能歌善舞的天才。所以，平心而论，李清照这两首诗的议论看似激烈、苛刻，实际上却抉出了安史之变的根本原因，史识高于张耒之上。两诗气势跌宕，形象生动，忽而写玄宗昏聩自满之可憎，忽而又惋惜他英雄末路受制于奸人之可哀。自然也不抹煞他的功绩：“五十年功如电扫”，玄宗对缔造盛世也是有功的。为这位风流帝王作了一个诗的史论，全诗痛快淋漓，毫无衰飒之气。
易安居士有此卓识，来自长期对史籍的苦心钻研。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亲自经历了比安史之乱更险恶的靖康之难，备尝南渡流离之苦。徽、钦二帝宫中并没有杨贵妃这样的人物，竟被俘往金国。生当靖康之后，应该怎样来总结历史经验？这不能不引起她的深思。这两首诗的立意与《夏日绝句》相同，都在激励南渡人物奋发图强，尤其是皇帝、宰相负国家重任者，不能委弃自己的责任，其用心可谓苦矣。
易安居士才华横溢，她不仅在艺术上是一位有独创风格的词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史论家。据说她还兼善书法、绘事。封建社会限制了她的才能的发挥。尽管如此，以现存的作品而言，足使她和大家并列而毫无逊色。
（乔象钟）
夏日绝句
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女词人，她的诗作传世很少，也不甚为世所称，这首五言绝句却是一首名作，传诵很广。
诗意明白爽朗，所用的项羽故事，也是人人所知的熟典。她的词或轻柔婉丽，或缠绵悱恻，而诗则都是洗净儿女气的慷慨之音，和词风大不相同。
这其实是一首借古讽今、发抒悲愤的怀古诗。北宋靖康二年（1127），腐败的宋王朝在金兵的沉重打击下瓦解，徽、钦二帝及赵氏亲属和大批臣民被掳北去。以当时的形势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高宗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先逃到扬州，后渡江而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在金兵的追袭下，又先后逃往越州（州治在今浙江绍兴）和明州（州治在今浙江宁波），喘息甫定，就在临安定都。当时不少主张抵抗的文武官吏都建议不要一味南迁，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就载有吴伸所上的万言书，劝告赵构不要“止如东晋之南据”，可以代表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李清照的这首小诗则是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时事评论。
项羽在垓下一战，为刘邦所败，逃至乌江，乌江亭长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但他以“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杀。此事的得失可置之不论，但他的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豪壮气概是令人感动的。举出项羽的不肯南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以前英雄发感慨，但对时事的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
李清照之所以有如此沉痛悲愤的感情，是因为她本人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的。靖康之变迫使她丢弃了珍贵的图书文物而南奔。作为金石家和藏书家的丈夫赵明诚之死，和辛苦积聚的文物全数丧失，对她打击极大。李清照自己更因此而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能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百姓是无辜的，他们平时受尽剥削压迫，一旦事起，有守土保民之责的朝廷却不能保卫他们的安全，只顾自己忍辱偷生，委弃他们而一逃了事，不以见父老为羞。因此，此诗不仅是发抒了个人的悲愤，又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种诗篇出自一位封建时代女子之手，极为难能可贵。
（何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