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鉴赏辞典 -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版权信息
书名：明清小说鉴赏辞典
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责任编辑：吴艳萍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0-01
ISBN：978753265197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明清小说鉴赏辞典》
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汝梅 王恒展 牛景丽 石 麟 卢润祥 白振奎 宁稼雨
刘 辉 刘 蕾 齐裕焜 孙丽华 孙 逊 孙菊园 纪德君
芦 茜 李永祥 李时人 李希霞 杨绪容 吴圣昔 邹自振
沈伯俊 宋莉华 张成全 张进德 张 兵 张 英 张彩丽
张慧琼 张蕊青 陈大康 陈 诏 苗 壮 欧阳健 竺洪波
周先慎 赵东丽 郝薇莉 侯忠义 姚品文 顾春芳 徐时仪
涂秀虹 黄 霖 梅显懋 曹炳建 康俊平 梁晓萍 蒋松源
韩怡勤 储卫忠 鲁德才 曾庆雨 曾 良 雷 勇 樊宇敏
颜邦逸 潘建国 魏崇新
原书审订 黄 霖
原书责任编辑 沈伟麟
修订者 祝振玉
责任编辑 吴艳萍
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社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系列之一。原名《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下册）。
2004年，我社出版了《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上、下册），上册收录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代小说，下册收录明清近代小说，一直备受读者欢迎。在经历了十多年后，伴随当今国家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读者审美趣味的提升，本书也到了应该修订改版的时候。
作为鉴赏辞典系列整体改造工程之一，这次改版修订，首先是将《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上、下册），分别易名为《唐宋小说鉴赏辞典》《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也是一个堪与古典诗歌媲美的文学宝库。它的发展，经历了从记载实录为主到虚构幻设为主的发展道路。小说史也可按此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宋文言小说的出现与发展，使小说文体摆脱了子史的附庸身份而获得独立地位；而宋元话本的出现到明清白话章回小说的繁荣兴盛，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达到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此两个阶段无论从质量数量上来说，均可谓双峰并峙，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保留原书篇目内容，而将上下册分别改易其名，正可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发展流变，突出重点，使图书的特色更加鲜明。其次是对书中的内容做了适当的修订。包括调整了与古地名对应的今地名、改正了个别文字词句资料的错讹、增加注释、补充读音、改写了个别稍嫌单薄的鉴赏文章，增加或更新了参考资料的出版信息等等。再次是扩大开本，调整版面，放大字体，改进装帧设计。
原书上册前有三篇序文，除章培恒先生之序是笼盖全书上下册的，董乃斌先生与黄霖先生之序则各有重点，现正好分别置于易名后的二书之前。章培恒教授生前曾对本书出版不仅大力支持且赞誉有加。本书易名分开出版后，章先生之序将分置二书卷首，以志纪念。
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〇一八年十月
凡 例
一、本书选收明、清两代小说近300篇。
二、本书正文一般包括小说原文、注释、赏析文章三部分，为节省篇幅，其中读者常备与易见的小说原文从略。小说版本择善而从，并作适当校注；同一分句中有多个需注释的，合用一个注码。
三、正文的排列，以朝代先后为序，分为明、清两个时期。同一时期的作品，一般以作家生年先后为序，生年不详及佚名作家按大体在世的年代先后插入。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保留繁体字或异体字。所收原文尽可能保持底本原貌，但对原文中明显影响文意表达的错别字、俗字等，或径改，或用（ ）注明正确的字。对据上下文意能够补出的缺字，用〔〕标出。原文墨丁、空白用“□”表示。
五、本书涉及古代部分的历史纪元，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括注内的公元纪年，省略“年”字。
六、本书部分篇目配有插图。
七、本书附录有小说书目、小说名词术语，以及篇目笔画索引、小说作者笔画索引等。
序（一）
中国之有文学鉴赏辞典，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不过我在这里仅是就大陆而言，台湾的情况我不清楚，不好乱说。最先问世的，就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由汤高才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的《唐诗鉴赏辞典》。此书一出，很快就引起了轰动，而且成为持续多年的畅销书。虽然也听到过一些“文学鉴赏不应称为辞典”之类的议论，然而庄周先生到底是聪明人，他早就懂得了“名者实之宾也”的道理，管它名称是否“规范”，既然读者如此欢迎，其他出版社就纷纷效尤，辞书出版社自然更不会放弃自己所首创的这一名牌产品。于是就有了各色各样的鉴赏辞典：就文学门类而言，诗、词、曲、小品、古文……体裁繁多；从时代来说，自先秦直至元明清，应有尽有。这样地热了十多年，然后慢慢地冷下去了。时至今日，出版界的这种空前盛况犹历历在我辈之目，肯出文学鉴赏辞典的却已很少了。
然而，上海辞书出版社在此际又推出了其以前尚未出过的《中国古代小说鉴赏辞典》，因为出版社的负责人早就决心使其以前出过的文学鉴赏辞典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虽然此类书籍的热销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想，这是值得佩服的。
文学鉴赏辞典在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热销，一方面固是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之后，人们迫切地需要精神食粮，以致艰深的哲学理论著作、专门而枯燥的人物年谱，当时也都曾一印几万册，更不要说像文学鉴赏辞典这样读来兴味盎然的书籍了；但更主要的，则是由于其本身确具创意，与读者在文学鉴赏方面的要求相切合。
大致说来，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吸引人的，一类是经得起咀嚼的；其二者兼而有之的，那就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当然也还有既不能吸引人也经不起咀嚼的，这里只好不管它了。这种经得起咀嚼的，人们在咀嚼时就往往渴望对话——心灵的交流。不但与作者交流，也与另一位咀嚼者交流。而文学鉴赏辞典则正担起了交流者的责任。通过这种交流，既帮助读者解决了若干阅读中的难点，更与读者进行了坦率的交谈。读者可以赞同他的看法，从中受到启发，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如使读者在读了以后，无论是赞之为“深得我心”“金针度人”，还是评之为“未必如此”、甚至加以反拨，都能从中感到精神上的愉悦，那就是鉴赏的上品。
也正因此，写鉴赏辞典的条目实在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写作者不仅要有鉴赏能力、对其所鉴赏的具体作品确有心得，还要善于表达，能与读者娓娓而谈，既不居高临下，也不给人以曲意迎合之感。在“鉴赏热”时，曾看到过一些像中学教师讲解课文那样的鉴赏辞典，真有哭笑不得之感。
所谓“确有心得”，倒也不是指其能见到作者的衷曲，而是确能具有由作品所引发的、并能打动别人的真情实感。至于其是否与作品原作者的感受相一致倒不是主要问题。例如《红楼梦》里的薛宝钗，曹雪芹对她的感情究竟如何，是爱是憎，抑或爱中有憎、憎中有爱？这是谁都不能确知的。但写鉴赏条目者只要对这一人物确具某种感情，而这又确是由作品的某些描写所引发的，并能将这种感情表达得深切动人，即使不能令读者产生共鸣，也能使读者无从轻易拒绝，就是要反对也得好好花一番心力，就可算是达到要求了。能得如此，也就让读者获得了对话之乐。
作为一种精神享受，读者对这样的鉴赏辞典是需要的；而在《唐诗鉴赏辞典》之前又还没有出现过。是以该书一出，读者就趋之若鹜了。现在，一则由于社会的变化，愿意咀嚼文学作品的人较前大为减少，再则文学鉴赏辞典已经司空见惯，读者对它的热情自也相应低落，何况不少读者又已被粗制滥造的此类读物败坏了胃口，其销路之较前缩减正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此一要求已经消失，更不意味着这一工作已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在当前的情况下仍然对鉴赏辞典有所期待的读者，其要求实在是更高了；如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成了更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以为辞书出版社要把这工作继续做下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的决心和行动，既是不畏艰巨、对读者负责的表现，也是眼光远大、富于事业心的象征，是很值得佩服的。而且，这次推出的小说鉴赏辞典，乃是在这一系列中的别开蹊径之作，其难度是更大了。
虽然都名之为小说，但以真正的文言写成的小说与白话小说（《三国演义》那样以杂有白话的浅近文言写成的小说实与白话小说为同一类型）又有很大区别。前者叙事简略而有意境，作者对诗、词及文言的抒情、写景之文都应深具功力；后者则需要细致显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语言神情，作者既需洞明世事，在写作上又要能化俗为雅，使日常琐语皆具诗情画意。因而，要鉴赏小说、领会其好处，实在并非易事。加以原作繁富，鉴赏文字却要极简略，与诗词的原作甚短而鉴赏文字则相对甚长，恰恰相反。怎样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将自己的丰富感受以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并使读者能很感兴趣地与自己交流，乃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我没能通读此书全稿，但就我所读过的部分文言短篇小说的词条而论，我以为是相当出色的。虽然数量很少，不能据此评估全书的水平，但好在此书分别经过董乃斌教授和黄霖教授的审订，两位都是各自领域内的一时之选，我相信这将是文学鉴赏辞典中的一项经受得起考验的最新成果。
序（二）
中国小说发展到明清时代，可谓文备众体，百花竞艳，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地位。这时的小说家们，对小说艺术的特点和价值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在积极运用文言写作之外，还用白话在案头整理、改编史传故事、民间传说与宋元话本，并进而从事个人创作。再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和广大市民的欢迎，一时间，小说作品犹如风起云涌，到了“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的地步。其中，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尤以明代“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清代三大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为杰出代表，在中国小说史乃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辉煌的地位。
当然，假如纵观明清两代小说的演变，还是有起有伏，大致能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的。
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文学作品在崇尚朴实自然、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时，常常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当时，《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编著与南戏的中兴和宋濂、刘基、高启等诗文作家的作品一起，使文学创作领域内也出现了一时繁华的景象。但这种文学发展的势头很快就遭到了阻扼和摧残。由于明初经济的复苏，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销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精神上贫乏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仕途和自我平衡的心态中，欣赏一种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的美。生机勃勃的小说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很快地滑入了低谷。
到明代中叶，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一大转机。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逐步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特别是在嘉靖（1522—1565）以后，很快地由复苏而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这时的小说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又由于创作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对于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语言也更加注意通俗化、口语化，这都显示了小说正在有力地向着近代化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作为标志性的是：嘉靖年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刊刻和风行，随之而来的是《西游记》的写定和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通俗小说《金瓶梅词话》的问世，很快地兴起了编著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热潮；同时，以“三言”“两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和文言小说也进一步兴盛起来，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全面繁荣。
到明末天、崇（1621—1644）年间，随着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的抬头，部分作家开始与张扬个性与表露人欲告别，向着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明清易代，民族矛盾的尖锐，极权政治的加剧，进一步引发了一批思想家与文学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对专制制度的抨击。康乾以后，随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的主体意识又开始复苏，与明代中叶萌生的人文思潮联结了起来。这时，不论是《醒世姻缘传》《玉娇梨》等世情小说，还是《水浒后传》等英雄小说，或者是《西游补》等神魔小说，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而成。通俗小说进一步雅化，产生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文言小说也达到了最高峰，出现了像《聊斋志异》那样的杰作。嘉道期间，由于文化专制的加强，经济颓疲的加剧，文人在苦闷、彷徨之中多为“稻粱谋”而创作，小说作品量虽多而质不高，总体上又出现了衰微的景象。
时至晚清甲午以后的十余年间，国势巨变，面对着列强的步步侵逼，维新图强的呼声日高，在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热潮中，掀起了一场“小说界革命”。“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完全突破了禁网，出现了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一大批抨击腐败吏治与堕落时风的作品。与此同时，出现了不少直接宣扬摒弃封建制度，呼唤社会变革，以及写新事物，讲新理想，用新语言的“新小说”和翻译小说。自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起，新式的小说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这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跨向了现代化的大门。
从文体而论，在明清两代繁花似锦的小说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最主要而最有特色的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等文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的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现存的宋元平话已经分卷分目，王国维就认为这是“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但这时的回目文字，如《五代史平话》那样从四字到十一字参差不等，未作修饬。至明代，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1522）刻本《三国志演义》的回目都是单句七字，而《水浒传》就将回目写成双句，大致对偶。到崇祯本《金瓶梅》时，回目已十分工整完美，故有人就说：“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曼殊《小说丛话》）除分回立目之外，章回小说还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章回小说在外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内在的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从明代《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大奇书”，到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清晰地展示了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这主要表现在：成书过程从世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怪杰，到凡人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的浅显文言，到白话化；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明清的章回小说在我国的小说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与章回小说交相辉映的是，从明代中后期到清初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小说”话本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从“三言”“两拍”，到《石点头》《鼓掌绝尘》《西湖二集》《醉醒石》《型世言》《豆棚闲话》《鸳鸯针》《十二楼》《连城璧》，交相辉映。文言小说有的继承了唐宋传奇的精神，从明初的《剪灯新话》到清代的《聊斋志异》不断攀向高峰，有的发展了魏晋琐记小说的传统，产生了《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作品，也有的继《娇红记》之后在话本化的道路上有新的变化，乃至产生了《蟫史》《燕山外史》等中长篇文言小说，还有一类散记体小说如《影梅庵影语》《西清散记》《浮生六记》等也脍炙人口。直到晚清“小说界革命”起，在西方小说文体的冲击下，不论是白话的章回体、话本体，还是文言的传奇体、琐记体等小说文体，都或早或迟地解体或变革，从内容到形式给人以一种面貌一新的感觉。新的时代风行的“新小说”，不同程度地带上了现代小说文体的新特征。
从题材来看，明代的“四大奇书”实际上奠定了明清小说创作的四种基本类型。
《三国志演义》是历史小说。其基本特征是“以国史演为通俗”（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间采野史杂记和民间故事，“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着重描写朝廷大事、兴废征战。《三国志演义》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至晚明，已从远古的虞夏，到汉晋唐宋，乃至当代史事，都有所述。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西汉通俗演义》《东汉通俗演义》《东西晋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之后，如清代的《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晚清的《两晋演义》《洪秀全演义》等都较著名。然这类小说大多模仿《三国志演义》，故一般文学价值不高，诚如鲁迅所批评云：“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中国小说史略》）
《水浒传》是英雄小说。这类小说即以描写一名或数名英雄为主，虽亦略涉史事，然多采自民间故事和野史稗说，虚大于实，能突破历史事实的制约，跳出帝王将相、军国大事的圈子，将目光移向民间日常的生活，写普通的人，且较注意故事的描绘与性格的刻画，故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一般高于同期的历史小说。如描写杨家将的《北宋志传》《杨家府演义》，关于岳飞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说岳全传》等都是比较好的作品。
《西游记》是神魔小说。这类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它们在三教同源的思想主导下，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比附性地编织了神魔二元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散、片段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在这类小说中，有的作品完全以宣扬宗教迷信、封建道德为主要目的，故事荒唐，文字粗鄙，很快被历史所淘汰。但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大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寄托着作者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如《封神演义》《西游补》《何典》《斩鬼传》《镜花缘》等，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金瓶梅》是世情小说。其主要特点是取材于现实，“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小说中的人是平平常常的人，事是普普通通的事。它使小说更面向现实，面向人生，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金瓶梅》之后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局限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从《醒世姻缘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到《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再到《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等，汇成了一条色彩斑斓的文学长廊。
除了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四种类型的小说之外，明清两代还有一种公案侠义小说较为流行。明代的公案小说主要描写诉讼、侦讯、判案方面的故事。较著名的有《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这类小说往往以包拯、海瑞等清官为主角，将各种公案小说的故事附会其身上。每则故事又不相连续，故严格说来，近乎短篇小说集。小说在具体描述案例时，虽然间杂鬼神迷信，旨在维护封建秩序，但客观上也暴露了社会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这类作品大都语言粗糙，人物缺乏个性，仅以情节曲折取胜。而在《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中包含着侠义小说的因素，到清代中叶以后，以《施公案》为代表，公案与侠义小说逐渐合流，产生了《三侠五义》等较有影响的作品。清末，侠义小说较为兴盛，发展成武侠小说；又将武侠与言情相结合，产生了《儿女英雄传》；再将武侠与剑仙相结合，使《七剑十三侠》一类作品风行一时。而公案小说最终在新潮流的冲击下，演变为侦探小说了。
清末在小说题材方面的大解放、大拓展，不仅仅表现在公案小说方面。随着新思想、新知识、新事物的不断涌现，小说的理念与题材同时也在“新”。一时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实业小说、理想小说、国民小说、冒险小说、种族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开智小说等等，名目繁多，其所叙的内容一般均为前所未有，其表述的角度与方法也有诸多创新，这都是“新小说”之所以为“新”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明清小说是文学世界中的瑰宝，是中国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桥梁。今选诸篇，犹陈一脔，愿读者诸君品尝后，感到兴趣，有所得益。
这是第一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