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
【作者小传】
（1640—1715） 清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自幼攻读经史，顺治十五年（1658）考取秀才，但此后在科举考试中均不顺利，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才援例成为贡生。以设帐授徒为生，直到七十岁时才结束教书生涯。作有小说集《聊斋志异》等。
娇 娜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一卷。
《聊斋志异》中缤纷多彩、缠绵动人的爱情小说，是令读者心荡神怡，齿颊生香的。而《娇娜》一篇，却别出机杼，写的是孔生雪笠与狐女娇娜之间的一种真挚感人的友情。当然，异性之间的友谊，是不免包含着“色授魂与”的爱慕悦恋之情的，但限于客观条件，不能缔结良缘、比翼连理，于是，“生于情，止于礼”，蕴积成一种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友爱，这种感情深层中难免埋藏着一些怅惘和痛苦，但也唯其如此，它才像老蚌含珠一样，孕育出人性至美的结晶。现实生活中历来多有此类佳话。
《聊斋志异》情爱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都是落拓书生，且多以教书为业，与作者蒲松龄的身份相类，这正应合了“小说多有自传成分”那句常言，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蒲松龄创作的微妙心态，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但非本文所宜，故不赘言。《娇娜》中的孔雪笠也不例外。这位孔圣人的后代“蕴藉、工诗”，“蕴藉”言其深沉多识，“工诗”则风雅有致，四字评语为小说人物的表现和情节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这位孔生想必也是科举蹭蹬，无以为生，远赴天台投靠做官的朋友，不料朋友已作故，“落拓不得归”，只得为寺僧抄录经卷挣口饭吃，可谓窘困至极，走投无路了。大雪崩腾，寂无行旅，而他却不得不为衣食奔波于途，凄苦之况，可想而知。恰在此时，他在久旷的单先生第宅门前遇到了一位“丰采甚都”的少年，于是命运骤然间发生了改变。显然，这在孔生是纯出意外，在少年却是蓄意安排，原因就在于这位翩翩狐公子久已心慕孔生的蕴藉风雅吧？
鲁迅先生对《聊斋志异》的笔法做过十分精当的评述，他说：“《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又偶见鹘突，知其非人。”（《中国小说史略》）《娇娜》一文的写法，正是如此。少年邀孔生入单宅，拜师结友，情殷意渥，而其父也闻之而来，亲致敬师之礼，词蔼意婉，宛然慈父口吻，其居室、设置、字画、书册，也都不过是平常富裕而清雅的书香人家境况，作者虽也有意设置一二奇异之事，但隐而不露，仅是为后文略做铺垫而已。至于夜招艳婢伴饮，无非少年兴致，也在情理之中。唯其行文中交待公子课业“类皆古文词，并无时艺”，却是作者特意对世俗热衷科第的读书人（包括作者自己）的一种反讽。
幽默是《聊斋志异》一大特色，兴至笔随，作者总是忍不住对他笔下的人物来一点戏谑和嘲讽。孔生饱暖安逸之后，见艳婢而“心脉动”，郁结成疾，“胸间肿起如桃，一夜如碗”。只得请来公子之妹娇娜诊治，至此，女主人公方始登场。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把握之间，觉芳气如兰”。秀色爽神，芳香抑痛，娇娜纤手操刀，伐皮削肉，又口吐红丸，着肉旋转，孔生遍体生凉，沉痼若失。不料身病方去，心病又成，“悬想容颜，苦不自已”。本来是血污流溢的手术场面，却被作者写得香艳可羡，又不乏俏皮灵动，让人忍俊不止。
行文至此，已是溪流汇聚、江河蓄势，只待冲腾奔波了。读者期待着读到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不料作者笔锋一转，另生枝节。先是皇甫公子以娇娜年幼为辞，打消了孔生求婚的念头；又以李代桃，撮合成孔生与其表妹松娘的婚姻；接着因单先生讼归索宅，皇甫公子举家返陕，只得与孔生分别，施展法术送孔生夫妇还乡。于是，骤现鹘突，始知非人，然庐山真貌，依然半隐云雾之中。
孔生归家，母子团聚，松娘“艳色贤名，声闻遐迩”。故事仿佛已至结局。实则云遮雾掩，山势未断，倏地奇峰突起，佳景再现。孔生中进士，携妻子赴任延安，罢官，又罣碍不得归，偶然得与皇甫一家重逢。只是世事沧桑，岳母已死，娇娜已嫁，狐的世界宛如人世，也总有不少缺憾。这一段过渡性的文字，作者也不让它太平淡，忙中有闲，随手点染，使娇娜慧黠可人的形象，跃然而现：
“娇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乱吾种矣。’生拜谢曩德。笑曰：‘姊夫贵矣。创口已合，未忘痛耶？’……”
闲笔不闲，不仅回护了前文，而且为小说情节的高潮做了至关紧要的铺垫。
接下来，情节进入高潮，狐遭雷劫，孔生挺身相庇，冒死抢救娇娜，文势如骤雨急风，骇目惊心。而孔生为雷击毙，娇娜大悲，不避嫌隙，撮颐接吻，以久炼之红丸度入生腹，使其复活。须知，按照神话的逻辑，红丸乃是仙狐多年道业修炼的精华，是比生命还要贵重的东西。危难之中，人性与“狐性”的善良焕发出最夺目的光彩，构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壮之美。
小说结尾，舒缓安详，人狐共处，“棋酒谈宴，若一家然”。犹如暴雨过后，风和气爽。而以孔生之子小宦“貌韶秀，有狐意、出游都市，共知为狐儿”收笔，灵动活泼，饶有余味。
《娇娜》这篇小说，立意新、品位高，在《聊斋志异》诸多成功作品中是独具特色的。作者写孔生与娇娜的关系，超越了封建的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摒除了文人才士的“猎艳”心理，赋予娇娜以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地位，使他们在患难互助中形成了一种纯洁至诚的异性之间的友谊，这在三百年前无疑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进步观念。作者笔下的皇甫一家，虽为异类，但善良、温雅、和睦、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体现了高度的人性美，其间，当然倾注着作者的热情和理想。而这种“至为关情”“忘为异类”的创作态度和方法，也正是《聊斋志异》鬼狐故事具有强烈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李永祥）
画 皮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一卷，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
厉鬼化为美女，人皆爱之；良医形似疯丐，人皆憎之。这是认识的误区，也是人性的弱点。有人执迷不悟，以致灾祸临头；有人克服自己的偏见，终于逢凶化吉。这篇小说告诉我们，以貌取人，是不可取的；任何事物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特别要善于识别披着画皮的厉鬼。
从结构上说，这篇小说是由两大板块组成的。前半部分，从开头到王生死，主要写厉鬼步步迷惑王生和王生步步受惑的过程。后半部分从“二郎奔告道士”到故事终结，主要写疯丐凌辱陈氏和陈氏百般忍受、苦苦哀求，终于救活王生的过程。这两大板块，在内容和写法上呈对称结构，有强烈的对比感：厉鬼外貌虽美，实想害人；疯丐其貌丑陋，却能救人。
王生之受骗受惑，有他自身的弱点。路上看见单身的人独行就产生渔色之心，这是他招祸的内因。厉鬼利用美丽的画皮，利用王生的弱点，编造谎言，使他完全丧失警觉。两人很快就苟合在一起。王生之妻陈氏发觉有疑问，劝王生打发她走。但忠言逆耳，王生听不进去。道士发现他邪气绕身，问他遇到什么人。王生仍不悟，力辩没有异遇。后来，王生亲眼看到厉鬼的狰狞面目，看到厉鬼“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披于身”，才觉悟，向道士长跪求救。道士嘱他悬蝇拂于门，但厉鬼“一不做二不休”，竟然打碎蝇拂，“径登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而去”。一个贪恋美色、不听忠告的人就这样死了。
陈氏之甘心受辱，最后救活王生，主要是亲眼看到道士将厉鬼收服，从而信服道士，决心向疯丐求救，并坚持不懈，毫不动摇。街上的疯丐是一个有法术、能起死回生的人。但他却疯疯癫癫，鼻涕三尺长，卧粪土中，秽不可近。他先是戏弄陈氏说：“佳人爱我乎？”又说：“人尽可夫，何必要救活王生呢？”对于这些胡言乱语，陈氏都一一忍受，仍哀求不止。后来，疯丐又以木杖打陈氏，还吐了一把痰要陈氏吃，引得市人围观如堵。陈氏想到道士的嘱咐，急于救活王生，也顾不得羞愧，强迫自己把一把痰吃了下去。后来，就是这一把痰，化为心脏，落到王生的胸腔中，把王生从死亡中救活过来。可见，疯丐的种种凌辱，实际上是试探、考验陈氏的诚意和决心。如果她嫌疯丐脏秽、不近人情，动摇了信心，那么王生还是没有生还的希望。
当然，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但由于作者掌握世态人情，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所以娓娓道来，也入情入理，令人可信。更重要的是，作者写这篇小说，意在通过强烈的对比，说明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文末用“异史氏曰”，感叹人们认清美丑、善恶、忠奸之不易，其结果，有些人只能自取其咎，自食其果。这个结论极富有哲学意义，引人深思。
（陈 诏）
婴 宁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二卷。
这是一篇用缤纷的鲜花、清甜的笑声铺缀而成的动人的爱情故事。作者给小说的女主人公起了一个美妙的名字——婴宁，大概是出自于《庄子·大宗师》篇：“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象征着一种纯真浑朴的至高境界。蒲松龄杂著中有《庄列文选》之编，他对庄子的文章自然是十分喜爱和熟悉的，顺手拈来，饶有情趣。
鲜花、欢笑和爱情，本来就是人世间最美的事物，而作者又妙手着春，行文美不胜收，作品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乃至于背景的描写，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艺术境界，可以说是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中具有典范性的珍品。
《婴宁》的故事充满一连串离奇的巧合，然而作者由实入虚，真幻杂糅，娓娓叙来，丝丝入扣。情节的发展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使读者沉湎其中，一点也觉察不到故事的荒诞。小说开头，照例交待男主人公的状况，这是《聊斋志异》惯用的模式，寥寥数语，字字关捩，为情节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王子服“绝慧”，十四岁入学为生员，是个读书的种子，而其又“早孤”，失去严父的督责，在慈母过分关爱中长大，未涉世事，单纯幼稚而又有些执拗任性，已届婚龄，“求凰未就”，难免产生对异性强烈的渴慕。正是这些因素，使他的故事有了合理的性格依据。正月十五，表兄弟吴生相邀外出游玩。吴生是个次要人物，但在文中起着重要的穿插贯串的作用，他倏来倏去，每次出场都把故事推向新的阶段。这次如果没有吴生相邀，母亲不会让王子服外出；而吴生若不被家中召去，子服则不会独游偶遇婴宁。子服既见婴宁，则“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完全是一副未经世事的书呆子模样，婴宁嘲讥他“个儿郎目灼灼似贼”，活画出他如痴如醉的神情。婴宁遗花而去，子服拾花怅然，怏怏而归，悬想成疾。于是吴生再度出场，一番劝慰和哄说，表现了吴生的机灵和世故，与其老表王子服的单纯幼稚恰成对照。子服完全相信了吴生的话，沉疴渐愈，贸然独去寻访婴宁，因其母“寻常不令游郊野”，以致迷途，而反得与婴宁重逢，事虽皆出于偶然，但读来又似乎全在情理中。这一大段文字，集中写王子服，着力刻画其单纯、诚朴和痴情，而实则全是为写婴宁做铺垫。
这篇小说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它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少女婴宁这一个典型形象。婴宁的身份是人与狐的混血儿，自幼为鬼母秦氏抚育，生长于岑寂荒凉的山野之中，世间的礼仪习俗与她全然无缘，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外朴内美、外憨内慧。虽然也偶现“鹘突”之处，例如惩罚贪淫的邻人之子，但作者着力写的是她的“平常”，展现她纯真的人性之美。蒲松龄一生未脱离农村，他把自己所熟悉、所喜爱的纯朴活泼的农家少女的特点，集中到婴宁的身上。这是一个崭新的形象，不仅不同于以往小说中大量出现过的淑媛才女，而且在《聊斋》同类小说所写的女性形象中也是独具特色的。
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让婴宁乍现即隐，翩若惊鸿，写她携婢出游，“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突现了她爱花、爱笑的特点。她妙语含讽，又表现出性格的活泼和真率。“遗花在地，笑语而去”，似无意，若有情，给读者留下一个很大的悬念。待到王子服迷途而偶至婴宁家外，婴宁渐由隐而现。作者在让婴宁正面出场之前，先用一段文字，描写婴宁居处清雅优美的景致：
（子服）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
中国古典小说，历来多疏于对环境的具体描写，而《婴宁》篇中，把寻常可见的山村景致，用白描手法，写得富于诗情画意，同时又与人物的性格十分吻合，为艺术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背景，烘染了氛围，作者创作技巧之高明纯熟，不能不令人叹服。
婴宁再度出场后，作者即以浓墨重彩，集中突现她爱花、爱笑的特点。爱花显示了她心灵的慧美，爱笑表现了她性格的率真。前者多是通过她的居处环境的叙述展示的，后者则通过绘形绘声的场面情景具体描绘加以表现。而文中虽然多次写婴宁之笑，却又摇曳多姿，各具情态，毫无重复雷同之嫌。先写其在门前乍见王子服，事情虽出意外，然也不免欣悦于怀，时正“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举头见生，遂不复簪，含笑拈花而入”。此处之笑与前文郊野偶遇之笑呼应，温雅而飘逸。继而写秦母命婢唤婴宁拜识姨兄，先闻门外“隐有笑声”“嗤嗤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秦母呵之，始“忍笑而立”。本是不速之客，无端却成亲眷，此中确有堪笑之处。而书生唐突，骤问芳龄；老母絮烦，言及婚嫁；小婢诙谐，妙语调谑；使婴宁终于忍无可忍，托言“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此段妙在写婴宁的“笑”由忍而纵，欲扬先抑，其活泼率真之情性，跃然纸上。再写后园喁语，先是婴宁在树上见王生，“狂笑欲堕”，继而“且下且笑，不能自止”。王生“扶之，阴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王生向其求爱，不免秀才故态，掺杂几分矫揉扭捏，而婴宁则似解非解，以憨语应之，令王生尴尬而无奈。此时婴宁倒也郑重，表面并未嬉笑，其实心中未免不在暗笑。待到秦母追问，婴宁直言“大哥欲我共寝”。令王生“大窘，急目瞪之”。她明知秦母聋聩，此语实在是有意说给王生听的，故“微笑而止”。当王生低声责备她时，她则正言答之：“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使世间虚矫之习，涣然而冰释。此节写婴宁之笑，乃由纵而收，欲抑先扬，与前节形成对照，着力表现婴宁的外憨而内慧。行文张弛捭阖，盘旋有度。文中写秦母聋聩，也是作者的一种精心设计，它使故事顿生了许多波澜和谐趣。
婴宁随王子服返家之后，因身世奇怪，受到人们的猜疑，她则似全然不觉，“但闻室中嗤嗤皆婴宁笑声”。拜母时笑，见客时笑，日常居处，无时不笑，就连举行婚礼这样隆重的场合，她也“笑极不能俯仰”，以至新婚大典不得不停止。然而，她的笑却“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又“爱花成癖”，“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鲜花和欢笑，使王子服家中充满了和谐、温馨和幸福，而那些繁文缛节的世俗礼仪，则成了虚矫无用的东西。不过，现实的世界毕竟是严酷的，婴宁率真无邪的笑声，却引来了淫徒骚扰，差一点给自己和亲人带来灾祸，因而受到婆母的责备。她从此不再笑了，因为她明白了世间遍布着险恶和虚伪，是容不得率直酣畅的笑声的。不过她的纯真乐观的本性却并未受到世俗的污染，她依然是“竟日未尝有戚容”。
这篇充满婴宁笑声的小说，最后一段却写了婴宁之哭，她请求王生安葬多年抚育她的秦母，一番言语，哀婉动人，充满深情。作者的这种安排，貌似突兀，实则大有深意，它让读者感悟到婴宁绝非一味憨痴，全无心计，她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感情世界和深厚的人性内涵的形象，她的笑出于至情，她的哭也出于至情，她的魅力就在于这种至诚至淳的真情。作者贡献给读者的不仅是一个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一种追求真、善、美的启迪。三百年前，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专制的政体、封建的礼法、固陋的习俗，像重重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而妇女的地位和处境，则尤为不幸，不仅有所谓“三从四德”的规范的约束，甚至要求她们“笑不露齿”。而作者却满怀热情地塑造一个爱美和爱笑的女孩子，她的率真的、纵情的、毫无顾忌的笑声，包含着对封建的礼法和习俗的叛逆与轻蔑。不管作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婴宁的笑声，冲击着“神圣”的封建礼法的殿堂，表现了一种进步与民主的伦理和道德观念。而小说的结尾处交待婴宁之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这在作者恐怕主要是为了使结尾灵动洒脱，饶有余味，且能回护全文。而今天的读者，不是也可以推导出一种更深层的含意：即真纯的人性，生生不息，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吗！
（李永祥）
促 织
蒲松龄
（原文略）
《促织》见于《聊斋志异》第四卷，其内容久为人们所熟知——它深刻揭露了“苛政”之危害。诚如孔老夫子所言：“苛政猛于虎！”是的，虎狼噬人，毕竟也仅止于一时，受害也仅限一身，而苛政之下，民不聊生，“贴妇卖儿”，甚至家破人亡，祸害之惨烈，诚然是触目惊心。但《促织》也不纯然是一篇刻画黑暗现实的写实之作，它既有对于苛政的谴责抨击，也有颇具荒诞喜剧风格的幽默谐谑之笔，还穿插了一些离奇恍惚的怪诞情节，这使它在表现风格上更加斑斓多彩，较之许多揭示苛政的写实之作，更富有想象奇妙的艺术表现力。
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成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读书人，却因为懦弱可欺，被硬派给一个“里正”的差使。担任这个差使，要完成各种横征暴敛，必须有铁腕和冷酷心肠，逼着各家“贴妇卖儿”才行。可想而知成名根本不是这块料，征收不足，他只有用自己的家产来补贴。不到一年，他那点微薄的家产就已经赔光。而上面又来了命令，让他进贡促织。他既不敢向各户追逼，又无钱购买促织交差，真是一筹莫展。妻子出主意，说不如自己去捕捉，万一捉到一只两只，那不就可以交差了吗？于是成名手拿竹筒，满世界钻缝掏洞。可是这蟋蟀也不好捉，往往一连几天，都没什么收获，好不容易捉到一两只，又根本够不上进贡的等级。交纳的期限已经过了，成名一再受到杖刑，两腿被打得脓血淋漓，路也走不了，更没法子去捉蟋蟀了，瘫在床上，完全绝望了。这时村里来了个驼背巫婆，据说算卦特别灵。成名的妻子赶忙去占卜，献上礼金就心中默祷，不一会儿，从门帘儿里扔出一张纸。拾起来看看，上面画着楼阁、巨石，一只癞蛤蟆，还有一只蟋蟀。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看到蟋蟀，正合了自己心思，连忙回去让丈夫看。成名就考虑，这是不是指点我到这个地方去找蟋蟀呢？觉得很像村东的大佛阁，就拄着拐杖慢慢挪去了。在那里，他真的看到了癞蛤蟆，也有一只蟋蟀跳过去，成名非常激动，追踪而去，捉住了蟋蟀。这只蟋蟀样子很俊健，身材硕大，一看就是上品。成名高兴极了，把它小心地养在瓦盆里，用煮熟的栗子和蟹肉饲喂，只等期限到了上缴。但九岁的儿子非常好奇，趁父亲不在，想偷偷看看这只蟋蟀是什么样子，谁知盆盖刚刚掀开，蟋蟀就飞蹦而出，吓得他赶忙用手去扣，但是用力太猛，捉到手一看，蟋蟀腹裂腿断，已经活不成了。孩子哭着去告诉母亲，母亲惊恐变色，怒斥他闯了大祸。等到成名回来，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暴跳如雷，可是孩子却不知去向了。很快夫妻二人就发现他们已经遇到更大的不幸：惊恐过度的儿子已经投了井！等到把孩子捞上来，两个人呼天抢地、悲恸欲绝，哪里还顾得上蟋蟀。天快黑了，成名缓过神来，打算先把儿子掩埋了再说，伸手一摸，发现孩子好像还有一丝气息，夫妻两个又惊又喜，连忙把儿子搬到床上。到了半夜，孩子总算缓过气来，两人这才放下心来。可一看空的蟋蟀笼，立刻又忧思如焚。就这样大睁两眼熬到天亮，成名忽然听到门外似乎有蟋蟀鸣叫，出来看看，像是先前那一只。急忙去捕捉，仔细一看，这蟋蟀小得很，他很失望，捕捉的热情也就不高。正犹豫间，小蟋蟀竟跳到他袖子上，于是捉回来。但是心里总觉得它不够好，怕交不了差。但是没想到这个小蟋蟀特别能斗，不但斗败了个头比它大的蟋蟀王，连想要吞吃它的一只公鸡，都被它制服了。成名真是喜出望外，把它献了上去。小蟋蟀大显威风，战败了所有对手。皇帝龙心大悦，重奖了经手进贡蟋蟀的巡抚；巡抚一高兴，给了经手此事的知县一个“政绩卓异”的评语；知县升官有望，觉得不能忘了成名的功劳，不但免去他里正的苦差，还授意学官让成名进入县学做了生员。巡抚也赏赐了成名许多财物，成家在经济上彻底翻了身。过了一年多，成名的儿子完全恢复了精神。他说此前自己恍恍惚惚，似乎变做一只蟋蟀，特别能斗，战败了许多对手，后来才醒了过来。
小说一波三折，写出了主人公命运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让我们的心情也随之起落沉浮，转瞬之间，就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况味，真令人百感交集。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一支生花妙笔，将故事组织得意想不到，波澜迭起，称得上是短篇小说的大家。围绕一只小虫，写尽人间悲酸，让我们目睹了一个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蒲松龄并没有正面抨击、揭示暴政之危害性，例如像唐代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那样，而是几近游戏笔墨，一味地皮里阳秋，看似平淡铺叙，却处处有讽刺和揭露。小说开端写成名作为一个良民为里正差使赔尽家产，已经含有讽刺意味；然而他又遇到一个更大的难题——征收促织。他整日里忙于奔走捉虫、又被打了许多板子，而导致他荒废了正业又饱受苦刑的缘由竟是那么不足道——只为一只小小蟋蟀，就完全搅乱了他的正常生活。接下来作者匪夷所思地虚构了一个神怪之笔，让他在神灵指点下，终于捉到一只上品蟋蟀。故事发展到这里，让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觉得成名还算走运，这一关居然让他闯过去了。然而变生不测，小说又掀起新的波折。由于儿子的好奇心，蟋蟀意外死亡，交差自保的希望破灭了，又谁知祸不单行，儿子跳井，让成名夫妻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希望，陷入绝望深渊。这一段是小说中最为沉痛的部分，作者简洁的描述，充分勾勒出人物内心深切的、难以言表的悲恸和挫败。我们如果再一次检视导致成名走向悲剧的起因——蟋蟀，就会倍感整个事件除了悲惨，还有一重强烈的荒诞性。小说开端交待：此事起因十分偶然：华阴县令想讨好上司，进献一头蟋蟀，没想到皇上很喜欢，命令从此按常规进贡。由此才波及民间，扰乱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最终还酿成像成名这样的家庭悲剧。一个不足道的起因竟然给百姓造成如此悲惨的遭遇，事件本身可谓荒诞感十足。作者通过这样的组织、暗示，再一次向人们揭示社会生活中的荒诞混乱、毫无理性，讽刺功力自是上乘。写到儿子投井、成名夫妻痛不欲生，已经达到悲剧高潮，似乎无法再作推进，通常，一个人物遇到这样可怕的命运，接下来情节会怎样进展？恐怕作者只能让人物自尽，那样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但是《促织》并没有这样处理，作者许是出于同情，或是感到意犹未尽，笔锋一转，竟然给故事营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颇具喜剧风味的结局——儿子死而复苏，成名又得到一只更加神奇的蟋蟀，贡献到皇帝那里，竟然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应该看到这个结局有明显的虚幻性：不是每一个暴政之下的小民都有这份好运逃离不幸、获得荣华富贵的。但是这个结局也不能说纯属虚构，总会有人因为讨得皇帝、高官的欢心而平步青云。也有人认为作者虚构了这个大团圆结局是一种浅薄庸俗的表现，但这个评价还是比较简单化的。其实成名这种反差鲜明的前后两种不同命运的对照，更能够揭示专制政治下小民命运的变幻无常、难以自主。成名因为横征暴敛而破产、破家，又因为迎合了皇帝的嗜好而时来运转，这本身就具有讽刺意义，表现了作者对于统治者荒谬行径的不满和批评；况且作者也颇具深意地在结尾处交代，那只勇敢善战的小蟋蟀，实际上是成名的儿子的精魂所化。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笔，其实是具有尤为重要的暗示和含蓄意义——它让人由此意会到小人物的不幸之深切惨痛——年仅几岁的小孩子，也要分担父母不幸的命运了。好奇心本是儿童天性，孩子却因为这份好奇几乎丢了性命；幸而不死，这个孩子停留在迷茫昏聩状态一年多，是因为他那小小的神魂还要化作蟋蟀，为改变父母的悲惨命运去搏击，为讨得皇帝的欢心去厮杀，而且每当音乐奏响，这个小精灵还要“应节而舞”，博得皇帝“大嘉悦”。小民被敲骨吸髓、倾家荡产以满足统治者的贪欲，甚至连魂魄也不得安宁，还要化身异类，去逢迎帝王的嬉游。从作者这冷峭奇诞的笔触里，流露出来的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沉痛？
正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局建立在一个具有如此虚幻色彩的支点之上，我们终于会意识到成名的幸运毕竟只能是一种善良的幻想，或者说是承担一种反讽的功能，而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中众多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也就更加反衬出成名悲剧命运的必然性。所以，稍有理性的读者，都不会满足于作品所虚构的圆满结局，掩卷之后，仍然会为成名的不幸而心情沉重、难以释怀。可以说，这看去匪夷所思的一笔幻设情节，恰似画龙点睛的关键一笔，小说因而获得了更为深邃的内涵、更加神采不凡的表现力，使小说超越许多描写苛政危害的写实之作，产生了一种深沉幽微的感人情氛。可以说，千百年来，辗转于苛政魔爪之下的小人物的沉哀剧痛、惨淡无告的人生悲剧，不是蒲松龄的雄健凌厉的巨笔，恐怕很难有如此淋漓尽致、惊心动魄的表现。
（孙丽华）
梦 狼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八卷。
清代初年，统治者鉴于明朝亡国的教训，曾一度锐意整顿吏治，严惩了一批婪赃逾万的督抚大员，甚至明文规定：“赃至十两者，责四十板，流徙极北地方。”（《清世祖实录》一二五卷）立法不为不严。然而痼疾难医，实效甚微，连康熙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迩来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派横惩，民生益困。”（《清圣祖实录》二一卷）
蒲松龄是一位沉沦于社会下层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对封建官僚机器的腐败和横暴，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梦狼》这篇小说里，作者通过一个似梦非梦、真幻难分的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官虎吏狼”的罪恶的社会现实。
白翁之子白甲初官于南方，两年没有消息。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这是结想成梦的原因，也是情节发展的基础。接着交待白翁对走无常的丁某所言的虚幻的冥间之事，只是“姑妄听之”，并不相信，行文欲扬先抑，跌宕有致。随后写白翁方卧，丁某邀之同游，并不知是梦。忽而至晋而见甥，始觉突兀；白翁之甥为“晋令”而着御史冠服，更令人难解。这段文字看似枝蔓游离，实则大有深意，作者借以寄托他心目中所崇仰的所谓“天理”和“纲纪”，为小说的结局埋下伏笔。继之则丁某导白翁至其子白甲之所，窥门，“巨狼当道”，入之，“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巨狼衔死人以充庖厨。白翁始则“大惧”“益惧”，继则“战惕而起”，终则“怔忡不宁”，欲辞出，“群狼阻道”，进退无主。在这位朴诚善良的农家翁的眼中，煌煌官府，扯掉了“仁政爱民”的遮羞布，呈现出其纵兽食人的本来面目。待到金甲猛士入，索拿其子，其子扑地化虎。猛士以巨锤敲尽其齿，并言明次年四月是其死期。翁惊醒，始知是梦。作者写梦境，由真而幻，娓娓道来，看似奇异突兀，实则入情入理，情景历历，令人触目骇心。
小说的后一部分写梦兆的应验，由幻入真，写得扑朔迷离，似是而非。这不仅使文章摇曳腾挪，灵动活泼，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梦境的寓意。白甲的门齿果然尽脱，然乃“醉中坠马所折”，故其对父亲和弟弟的告诫大不以为然。他熟谙为官之“关窍”，明言：“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可谓道出了古往今来一切贪官污吏的心声。这也反映出蒲松龄对吏治腐败的认识和批判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封建官僚机器的体制问题了。层层相叠的封建官建官僚机器，是以等级特权为其根本特征的，官爵的升迁，取决于上司的赏识和提拔，因此媚上压下，几乎成了为官作吏者的一种本能。即使有少数笃信所谓“民为邦本”“仁政爱民”的教条的所谓清廉之吏，也或早或迟会被作为异己之物被压抑和排斥的。白甲虐民如虎，却得首荐，召入吏部为官，正是这种体制运作中普遍的、必然的结果。
白甲赴京途中遇寇被杀，恰与梦兆相合，而作者却不让他这样轻易死去，妙笔突转，让白甲魂遇阴间宰官，使其复生，但却倒安其头，使其“以领承肩”，“自顾其背”。作者交待这是由于宰官心存仁恕，而其实却是作者对这些“不齿人数”的败类施加的一种更加解恨的惩罚，颇有现代所谓“黑色幽默”的情味。须知，世上这些只图眼前荣华，不管万人戟指、万世唾骂的贪官污吏，一概都是只知瞻前，不知顾后的人物，如果真能倒置其首，使其能自顾其背，时时反省一下自己的秽行恶迹，倒也算得上一种“反腐倡廉”的有力措施，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呢！
篇末的“异史氏曰”，画龙点睛，阐发主旨，抒发孤愤，酣畅淋漓，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直面现实的斗争精神和批判力度。
（李永祥）
席 方 平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十卷。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小说的精品，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数百年来，《聊斋志异》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我国广大读者所喜爱。
《聊斋志异》题材广泛，内容丰赡。本篇则通过主人公席方平赴冥府为父告状申冤的故事，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和奇特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揭露封建官府暗无天日、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位敢于与之抗争的“猛士”形象，热情讴歌了被压迫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于这篇作品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
《席方平》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席方平这样一个高度理想化了的“猛士”的形象。席方平父亲席廉，因生性“戆拙”，得罪了同村“富室羊姓”。羊某死后，行贿买通了冥府狱吏，将廉活活拷打至死。席方平目睹其父惨死情状，决心赴冥府“代伸冤气”。小说一开始就以简洁的语言，交代了矛盾的起因和主要人物席方平的性格特点。紧接着，即展开了矛盾冲突，使人物在矛盾冲突中一步步凸显出“猛士”的性格。小说先后写了四次冲突，其中前三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一次则以席方平讼胜而告结束。
第一次是和羊某、狱吏斗。席方平进入城邑，其父已收狱中。席至狱中，父亲告诉他受了羊氏贿赂的狱卒如何百般折磨自己，他听后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立即“抽笔为词”，一状告到城隍处。不料羊某“内外贿通”，城隍“以所告无据”为借口，不予理会，第一场斗争以失败告终。
席并不就此罢休，他冥行百余里，“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不用说，城隍和羊某早已做了手脚，因而结果是“郡司扑席，仍批城隍复案”，席方平至邑“备受械梏”，并被遣押回家。这一次斗争又失败了。
席方平至此怒不可遏，他到家门口而不入，又“遁赴冥府，诉郡司邑之酷贪”，于是第三次斗争又在他和冥王、郡司、城隍之间展开。这次冲突最为激烈，小说描写也最为详尽。开始是郡、邑二官没有思想准备，故“冥王立拘质对”。这下可慌了二官，他们先是密遣心腹，与席关说，许以重金。但席不予理睬。这表明了席方平“富贵不能淫”的品格。接着他们又贿赂冥王，于是等待着席方平的，只能是严刑拷打。他被唤入后即“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冥王想给他先来个杀威棒。但他毫无畏惧，敢于在森严的阎王殿当众高喊：“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耶！”这锋利的一击，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冥王恼羞成怒，命置火床炙烤其肉，又命锯解其体，在这生死关头，冥王两次逼问他：“敢再讼乎？”他都答曰：“大冤未伸，寸心一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这斩钉截铁的回答，显示了席方平顽强的精神和毅力，真可谓威武不屈，铁骨铮铮！
面对严酷的现实，席方平对形势的认识越来越清醒，斗争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他自知这样下去除了自己“再罹酷毒”，不会有别的结果。于是他在被锯解之后，改变斗争策略，假意向冥王表示不再诉讼，以逃出魔掌，再寻求别的斗争道路。果然，在被送还阳县的途中，他趁两隶离去，遂转身南向，去找聪明正直的灌口二郎神。不料冥王早就设防，将他捉回。此时冥王也改变策略，采用了软的一手，答应把他的父亲投胎于富贵人家，并许席方平以财富和长命百岁，还将席方平的寿期注入籍中，嵌以巨印，使亲视之。席方平不作一声，仅“谢而下”。其实他此时早已成竹在胸，在琢磨下一场斗争了。
第四场斗争仍在他和冥王、郡司、城隍之间进行。在押送席方平回家的途中，二鬼受冥王支使，把席引至一户临产妇的门前，乘其不备，推入门中。席惊定自视，身已为婴儿。若是一般意志不坚定者，此时已无可奈何。但席方平却“愤啼不乳，三日遂殇”，而且“魂摇摇不忘灌口约奔数千里”，终于遇上了二郎神，一场冤狱得以重见天日，冥王、郡司、城隍、羊某，一个个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席方平的性格，通过艺术的手法，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小说所写前后四次斗争，不仅对塑造人物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本身也构成了波澜起伏、跌宕多姿的故事情节。双方矛盾还在刚揭开序幕之时，就预示着一场斗争瞬即来临；这场斗争究竟谁胜谁负？结局又是如何？一开始便给读者造成强烈的悬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故事情节和多灾多难的人物命运始终牵动读者的心。表现了作者在情节安排上的变化奇诡，神妙莫测。
在本篇中，蒲松龄还塑造了一个具备多重身份的二郎神形象。这个形象已不是《搜神记》中的那个斩蛟治水的仙人，也不是《西游记》中那位与孙悟空势均力敌的天将，更不是道书中所称的“清源真君”，而是一个按照苦难生灵愿望重新塑造的属性模糊、权力无限的混融型偶像。他可以为席方平申冤昭雪，审判城隍（护城之神，属道教系统）、郡司（地方官府，属儒家政权系统）和冥王（主宰阴司的最高官员，属鬼神和佛教系统），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篇还体现了《聊斋志异》在宗教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兼容性。
（孙菊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