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
【作者小传】
（1574—1646） 明文学家。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姑苏词奴、顾曲散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平平阁主人、吴下词奴、前周柱史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即有文名，与文震孟、钱谦益诸名士结社切磋时艺，可在科举方面却一直不顺利。崇祯三年（1630）选岁贡，于崇祯五年（1632）任丹徒县训导，两年后升任福建寿宁县知县。崇祯十一年（1638）卸职归乡。明末社会大动荡时，冯梦龙既仇视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义军，也强烈反对满清贵族入主中原，曾积极参与抗清活动。作有小说《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新列国志》《新平妖传》《三教偶拈》等，还编辑了笔记小说《古今谭概》《情史》《智囊补》等。
聂以道断钞
冯梦龙
聂以道曾宰江右 [1] 一邑。有人早出卖菜，拾得“至元钞 [2] ”十五锭，归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盗而欺我？况我家未尝有此，立当祸至，可速送还。”子依命携往原拾处，果见寻钞者，付还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锭。”争不已，相持至聂前，聂推问村人是实，乃判云：“失者三十锭，拾者十五锭，非汝钞也，可自别寻。”遂给贤母以养老，闻者快之。
本篇采自冯梦龙编的一部笔记集《古今谭概》（又作《古今谈概》《古今笑史》）。全书分为“迂腐”“怪诞”等三十六部，大多为编者从古籍中辑录而成的轶闻趣事和笑话、寓言等，所涉及的人物都是名见史传的真人。有帝王、将相、贵胄、名士、才子、隐士、市侩，这些人物在冯梦龙匠心独运的编录品评下各以其不同的身份、教养、气质、风韵扮演了不同的笑剧，组成了一幅奇诡可笑的漫画长卷。
此书的撰写年代正值明朝濒临灭亡之时，统治阶级腐朽糜烂，百姓怨恨填膺。在当时专制统治和厂卫特务组织的监控下，作者在慨叹“世何可深谈”之余，巧妙地借古讽今，“以其所谈概其所未谈”，即所谓“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淋漓尽致地揭露统治阶级及其寄生者的残暴与虚伪、侈靡与鄙吝、狂妄与怯懦、骄矜与无能、昏庸与忌刻、迂腐与奸猾，让读者在捧腹大笑中宣泄一种压抑在内心的愤懑和牢骚。作者并仿照《史记》中《太史公自序》的笔法，在每一部前作有小序，借典籍中所载人物和事件构成了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种种丑行和弊病的别开生面的通史。
《聂以道断钞》辑自元代杨瑀所撰《山居新话》，编入颜甲部，略有删节。故事虽短，但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者以简洁的文字刻画了四个人物形象。卖菜人是故事中描写得最为生动的人物。故事从他早起卖菜途中拾得十五锭钞票开始，描写他先心安理得地将其据为己有，继而畏于母命而忍痛割爱，返回拾到钞票处等候失主。在将钞票交还失主时反被失主诬陷，与失主争执起来。他的所作所为既有贪利愚钝的一面，又有老实厚道的一面，具有典型的封建经济下一般小农的性格特征。卖菜人的母亲是故事中被赞美的正面人物，她见儿子拾到钞票不思归还失主，怒气顿生，先是严厉斥问儿子是否偷盗所得，继而晓之以理，命令儿子即刻寻找失主。一个“怒”字使一位拾金不昧、贫穷而正直本分的农妇形象呼之欲出，宛若眼前。聂以道则是故事着力歌颂的主要人物，他机智过人，在仔细审问后，顺水推舟，作出赏罚分明的巧妙判决，使诚实善良的卖菜人母亲得到了奖赏，狡诈的失主受到了惩罚。失主在故事中是作者极尽揶揄贬斥的人物，他不仅不感谢卖菜人，反而诬赖卖菜人少还了一半钱。他的狡诈从他所说的“我原三十锭”中暴露无遗，同时也反衬出聂以道的精明和公正，突出了卖菜人母亲的正直和高尚。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形象各具典型特征，不仅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而且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可见到他们的身影。
冯梦龙在收录这个故事的颜甲部的小序中说古往今来的历史都可编演成戏剧，劝人们多去看戏，从戏里找一个正面人物对照自己，弃恶扬善，不愧为做人一场。如果活着时像这个故事中的失主那样无耻，那么就连禽兽都不如了。
（徐时仪）
注 释
[1].江右：指江西。
[2].至元钞：元代世祖至元年间发行的纸币，一锭相当于一贯。
周 廷 章
冯梦龙
天顺 [1] 间，有临安卫 [2] 王指挥，以从征广西苗蛮违限被参，降调河南南阳卫千户。王有二女：长娇鸾，次娇凤。凤已嫁，惟鸾从行。鸾幼通书史，王之文移 [3] ，俱属代笔，钟爱甚至。王之妻周氏，有妹嫁于曹，贫而寡，迎使伴鸾，呼为曹姨。
值清明节，鸾与曹姨率诸婢戏秋千于后园。忽闻人声，惊视，则墙缺处有美少年窥视称羡。鸾大惊走匿，遗罗帕于地，生逾垣拾去。方展玩间，旋有侍女来园寻觅。周折数次，生笑曰：“物入人手，尚何觅耶？”侍女曰：“郎君收得，乞以见还。”生问：“此帕谁人之物？”侍儿曰：“鸾姐，主人爱女也。”生曰：“若鸾姐自来，当即奉璧。”侍女叩生姓氏，并家远近。生曰：“周姓，廷章名，苏州吴江人也。父为本学司教，随任于此。与尊府只一墙之隔。久闻尊姐精于文事，仆有小诗，烦为一致。如得报言，帕可还矣。”女急于得帕，允之。生逾垣而出，少顷复至，以桃花笺叠成方胜，授女，女返命。鸾发缄，得一绝云：“帕出佳人分外香，天公教付有情郎。殷勤寄取相思句，拟作红丝入洞房。”鸾微笑，亦取笺答诗云：“妾身一点玉无瑕，产自侯门将相家。静里有亲同对月，闲中无事独看花。碧梧只许来奇凤，翠竹那容入老鸦？寄语异乡孤另客，莫将心事乱如麻！”侍儿捧诗至园，则生已候于墙缺矣。自此诗句往返数次，侍女得赂，喜于传送，不复言罗帕之事。
适端阳节，王治酒园中家宴，生往来墙外，恨不得一与席末。是晚，生复寄一绝云：“配成彩线思同结，倾就蒲觞 [4] 拟共斟。雾隔湘江欢不见，锦葵空有向阳心。”鸾阅诗嗟叹。不意为曹姨所窥，细叩从来。鸾与姨素厚，因备述之。姨曰：“周生江南之秀，门户相敌，何不遣媒礼聘，成百年之眷乎？”鸾点头称是。遂答诗。末有“多情果有相怜意，好倩冰人 [5] 片语传”之句。生乃伪托父命，求婚于王。王亦雅重生，但爱女不欲远嫁他乡，迟疑未许。生遂设计，托以衙斋窄狭，假卫署后园肄业，且以周夫人同姓，请拜为姑。王武人，喜于奉承，许之，且愿任饔飧 [6] 。
周遂寓居园亭，因得以兄妹之礼见鸾，情愈亲密。而曹姨居间，以盟主自任，先立婚誓，始订幽期。从此绸缪无间，恩逾夫妇。
约半载，周司教升任去，生托病独留。又半载余，而司教引疾还乡，生闻之，欲谋归觐，而心恋鸾，情不能自割。鸾察其意，因置酒劝驾。且曰：“君恋私情而忘公义，不惟君失子道，累妾亦失妇道矣。”曹姨亦曰：“今暮夜之期，原非久计，公子不如暂归故乡，且觐双亲。倘于定省之间，兼议婚姻之事，早完誓愿，岂不美乎？”周犹豫未决，鸾使曹姨竟以生欲归省为言于王，王致赆饯行。生不得已，始束装。是夜，鸾邀生再伸前誓，且询生居止，以便通信。
明日，生归。而司教已与同里一富家议姻，生始颇不欲，已闻其女甚美，贪财慕色，顿忘前誓。未几毕姻，夫妇相得甚欢，不复知鸾为何人矣。
鸾久不得生耗，念之成疾，每得便邮，屡以书招之，俱不报。父欲为鸾择配，鸾不可，必欲俟生的信 [7] 。乃以重赂遣卫卒孙九，专往吴江致书，附古风一篇，其略云：
忆昔清明佳节时，与君邂逅成相知。嘲风弄月频来往，拨动风情无限思。侯门曳断千金索，携手挨肩游画阁。好把青丝结死生，盟山誓海情不薄。白云渺渺草青青，才子思亲欲别情。顿觉桃脸无春色，愁听传书雁几声。君行虽不排鸾驭，胜似征蛮父兄去。悲悲切切断肠声，执手牵衣理前誓。与君成就鸾凤友，切莫苏城恋花柳。自君之去妾攒眉，脂粉慵调发如帚。姻缘两地相思重，雪月风花谁与共。可怜夫妇正当年，空使梅花蝴蝶梦。临风对月无欢好，凄凉枕上魂颠倒。一宵忽梦汝娶亲，来朝不觉愁颜老。盟言愿作神雷电，九天玄女相传遍。只归故里未归泉，何故音容难相见？才郎意假妾意真，再驰驿使陈丹心。可怜三七羞花貌，寂寞香闺思不禁。
曹姨亦作书，备述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
孙九至吴江，得生居于延陵桥下，知生再娶，乃候面，方致其情，生一语不答，入而复出，以昔日罗帕并誓书封还，使鸾勿念。孙九愤然而去，逢人诉之，故生薄幸之名，播于吴下。
孙九还报鸾，鸾制绝命诗三十六首，复为长恨歌数千言，备述合离之事，语甚愤激。欲再遣孙九，孙怒不肯行。鸾久蓄抱石投崖之意，特不忍自泯没以死，故有待耳。偶值其父有公牍，当投吴江县，勾本卫逃军，乃取从前唱和之词并今日绝命诗、长恨歌，汇成一帙，合同婚书二纸，总作一缄，入于公牍中，用印发邮，乃父不知也。其晚，鸾沐浴更衣，取昔日罗帕自缢而死。
吴江令发封，得鸾诗，大以为奇，为闻于直指樊公祉。公祉见之忿然，深惜鸾才，而恨廷章之薄幸，命司理密访其人，榜 [8] 杀之。闻者无不称快。司教亦以忧死。
本篇选自冯梦龙的短篇小说集《情史·情报类》。《情史·情报类》中收集了多篇“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这类故事多是悲剧。但这些悲剧中的女主人公遭到爱情的不幸后，不是忍气吞声，自哀自怜，而是对负心者采取了报复行动，故颇有些英雄气概。其中有一些名篇，如唐传奇《霍小玉传》及民间故事中的《王魁负桂英》等，都是很有震撼力的作品，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这篇《周廷章》也与此类似，但却不是很有名气，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故事的传奇性不是很强；二是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是以作诗的方式谈恋爱的，这些诗不易在大众中传播。但这篇小说自有其特点，并不因为有其他优秀作品，就可以抹杀它的价值。
首先是女主人公娇鸾的特殊性格。她不仅是大家闺秀，是一个会作诗的才媛，而且常常帮助父亲处理公文，因此有了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见识和生活经验。她最后的报复方式在当时也是很不一般的：她把“材料”装进公文袋，寄给负心人所在地方的有关权力部门和当权者，这与诉诸法律性质差不多。这种方式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也可以说是最现实、最有效的，可以说有某种现代意味。就此说娇鸾已经有了“人权意识”，也许评价过高，但至少可以说她对自己和周廷章的恋爱和婚姻是理直气壮的。她非但不以写情诗、书信往来和私订盟约甚至月下偷期的行为是越轨，还敢于以之张扬于官府，希望官府为自己伸张正义。在那样的时代，有这种意识和大胆行为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与霍小玉、敫桂英这些只能以鬼魂缠绕的方式施行报复的形象比较，她给人的鼓舞更加实际和有力。鬼魂报复只能替受到压抑的人们出一口恶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告状的行为则给同样遭遇的人们指出了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虽然成功的希望不是很大，但也不妨一试，或者有可能遇到像樊公祉这样开明的官员。当然这个形象即使是在明末这个有了一些个性解放之风的社会里，也带有作者理想的成分。冯梦龙于篇末说：“惟不谴于鬼而谴于人，尤见人心之公耳。”这种“人心”，首先是作者自己之心。在社会上，特别是官府里，即使有也不多。不过有和没有毕竟大不一样，人们信其有，就会用行动去争取。
娇鸾这个形象比较可信，因为作者写了她特殊的生长环境。她的父亲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出嫁了，家中只有她一个，对她自然特别宽容。又因她父亲是个武官，受儒家的思想束缚较小，不仅平时培养教育女儿不同一般，例如让她处理公文，对她的婚姻恋爱也比较民主开放。他把一个陌生的男子留住家中，对女儿和他的往来也是眼开眼闭，予以默许的。对周廷章的求婚他没有立刻应允，也是因为舍不得女儿远离，而与家法礼教不相干。所以娇鸾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封建闺阁。当然，她在采取积极控诉的行动时，又同时以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可见她仍然是那个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弱女子。她以自己的生命争得对负心者的惩罚，却对自己重新获得幸福绝望，在当时，这是必然的。同时，不能不说正是她的死才使得她有可能达到复仇的目的。小说以悲剧结局，更能使人警醒。
这篇作品的另一特点是恋爱是以诗歌形式交流的。这本来也不算稀奇，这一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多有这样的内容。这类小说得不到有识之士的好评，除了故事落套，爱情描写的社会意义不大以外，与它们的诗写得蹩脚有关。本篇故事中的矛盾缺少正面冲突，也很少在人物心灵内部展开，多半在诗中表达，所以诗作在本篇中作用比较大。可惜这些诗大多算不上什么上乘之作，当然还能够和小说的情节及人物的心理相应，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可有可无的附着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娇鸾的那首长诗，写得真切动人，它叙述了两人恋爱的美好经历，诉说了别后自己深挚的思念，有力地谴责了对方的背弃行为。“只归故里未归泉，何故音容难相见？”质问的语句真是掷地有声。这里，诗歌对这个坦诚而坚强的少女内心活动的表述和性格刻画作了很好的补充。这首诗明显受到白居易长篇叙事诗的影响，有相当的质量，非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陈词滥调的情诗可比。
（姚品文）
注 释
[1].天顺：年号。历史上有几个“天顺”，此当指明英宗年号（1457—1464）。
[2].临安卫：设于临安（今杭州）的卫所。卫所，明初始设置的军事机构，设于京师及各郡（或连郡）。
[3].文移：亦作移文，官府发往平行机关的文书。
[4].蒲觞：端午节日的酒。我国民间习俗，端午节家家采蒲草悬挂门上以避邪，故以蒲为端午的标志。
[5].冰人：即媒人。
[6].任饔飧（sūn）：供饭食。
[7].的信：确切的消息。
[8].榜（péng）：通“搒”。用棍子或竹板子打。
杨 评 事
冯梦龙
湖州 [1] 赵三与周生友善，约同往南都 [2] 贸易。赵妻孙不欲夫行，已闹数日矣。及期黎明，赵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张潮利 [3] 其金，潜移舟僻所沉赵，而复诈为熟睡。周生至，谓赵未来，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赵门呼三娘子，因问三官何久不来。孙氏惊曰：“彼出门久矣，岂尚未登舟耶？”潮复周，周甚惊异。与孙分路偏 [4] 寻三日无踪。周惧累，因具牍呈县 [5] 。县尹疑孙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杨评事者，阅其牍，曰：“叩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本篇采自冯梦龙所编笔记集《智囊补》。是书搜集的主要是一些充满智慧的故事，大多涉及到官府的断狱。本篇案情并不复杂，且事先就将罪犯作案的过程交代得十分清楚，但读者心中有数，而当事人却并不明白。因为前面曾交代有赵妻孙氏“不欲夫行，已闹数日”的矛盾，因而赵的被杀就很容易怀疑到其妻身上。县尹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而疑孙的，当然也还可能有常见的情杀之类的联想。罪犯张潮因杀其夫而已知赵三不在，故叩门便直叫三娘子乃是一种潜意识的作用，本人并不知觉，而他人不细审亦不易发现。杨评事的聪明，就在于他非常敏锐地就从这一细微现象中发现了隐情，而准确地断定真凶是谁。这一判断是既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的，因而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发人深思。
（周先慎）
注 释
[1].湖州：明代府名，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吴兴区。
[2].南都：明人指南京为南都。
[3].利：贪利。
[4].偏：同“徧”，即遍。
[5].具牍呈县：向县里呈文报案。
五金鱼传（节选）
冯梦龙
柯老往见许公，备叙九龙寂寞。许公嘱菊、桂曰：“九龙，古郎难以独居，我碧云楼习静，盍召而致之？”菊不答。桂忙曰：“古郎乃至亲也，可使寂寥乎？召之便。”许公遣使召之。生大悦，即收拾书囊来。
许公复令菊、桂出见，生频以目射桂娘，乘间曰：“贤姨愈加丰采矣。”桂碍菊娘，不敢对。无何，菊娘转屏风后拂衣，桂娘以头点生曰：“今番休害羞又走也。”生欲进言，适许公出，命菊娘曰：“古郎如有不便，汝当备送，不必屡屡禀命，烦我听闻也。”菊唯而退。
桂娘喜生复至，作《长相思》词云：
草含烟，柳含烟，撚指韶光不似前。兰闺人悄然。 日如年，夜如年，静处无人玉箸悬，凄凄只自怜。
生居碧云楼。未几，值端阳节矣。散步江滨，观龙舟竞渡，叹曰：“此屈大夫 [1] 千秋岁也。昔谊 [2] 谪长沙过此，作赋以吊之。何豪杰遭际，千古同情哉？”言未已，一莲舟由芦岸而出，随作《采莲曲》云：
若耶溪上水茫茫，白白红红各逞芳。却怪红莲 多结子，如何比得白莲香。
若耶溪上蓼花洲，喜见鸳鸯水面浮。如何不随流水去，双双偏傍水（木）兰舟。
若耶溪上采莲曲，若耶舟中人如玉。兰桡荡出绿阴来，惊起鸳鸯不成浴。
若耶溪上飏香风，人面莲花相映红。采得莲来沽美酒，一觞一曲任从容。
菊娘令彩云馈生以蒲酿、黍角等物。云俟生至，随生入楼，偶露出袖中一红香囊，生执之曰：“菊娘何无香囊馈我？可将此抵之。”彩云托词曰：“此桂娘物也，敢与郎耶？”生曰：“若是桂娘之物，我定夺之矣。”两人争执良久。菊娘恐又有他意，令人来唤彩云，生放手。作诗付彩云云：
寂寞端阳节又临，薄觞黍角荷情深。凭栏谩（漫）对榴花饮，独恨无人共咏吟。
菊读之，笑而置之怀。
彩云往见桂娘，桂娘曰：“古郎有何话耶？”云曰：“嫌菊娘无香囊，即索妾所佩红香囊，妾佯托姐者。古郎乃云‘若是桂娘的，我定夺之矣’。此时幸得唤妾人来，始保回香囊耳。”桂娘默然良久。少顷呼彩云曰：“适汝道古郎爱香囊。我有一香囊，着你送去。”彩云推不肯行，桂怒曰：“贱丫头，我命汝行即行，何如此推阻也。就不 [3] 要你去何如？”云不得已，持香囊见生。生戏曰：“汝今番送香囊来耶？”彩云曰：“妾之香囊，安足以佩郎之下体？才道意于桂娘，桂娘特遣妾持此香囊以赠。”生大喜。将香囊细玩，见内藏诗云：
闲中制得锦香囊，敬用香囊寄阮郎。只可深藏于箧内，休教人识贾娟香。
生即示彩云。将挽云接唇，云力拒曰：“今可复如此耶？来久矣，乞速回音。”生曰：“为我寄声桂娘，此意断不敢忘。”随诗谢云：
忽蒙妆阁赠香囊，又幸新诗暗里将。囊捧深知私爱重，诗开犹见美情长。文君既解弹琴趣，萧史宁无弄玉狂。好把朱颜花样惜，终期云雨会高唐。
桂娘于彩云去后，深自踌躇，惟恐古郎见却，则势成两难。及见生诗，私喜谓：“郎亦得我心哉！”谓彩云曰：“此事只你我知之。”云曰：“只恐日后累及我也。”桂自作诗云：
新诗暗寄意犹疑，侍妾归来始展眉。昔日转增多怨恨，今朝顿释几痴迷。只恐绣帏风雨夜，相思两地减容姿。
生得香囊，常恍惚如有所失。
一月夜鼓琴，菊、桂来步月，听琴笑语。生知必菊、桂也，忙步下楼。菊、桂回避不及，乃相见。生谢菊曰：“叨扰妆台，愧无以报。”菊曰：“职分当为，何劳介怀。”桂笑曰：“姐夫如欲相报，起取诸身足矣。何以他为？”生亦笑云：“固所愿也，不敢请耳。”菊故杂以他词，曰：“琴音妙绝，何不面教一曲？”生遂延菊、桂坐，鼓《凤求凰》。桂顾菊曰：“是相如《凤求凰》之曲也，欲姐为卓文君乎？”菊不答。生曰：“即劳贤姨作撮合山 [4] 何如？”桂将执菊手付生，晓云突至，急呼菊、桂去。生作歌云：
今夕何夕兮，月白风清；今夕何夕兮，不见美人同行。蜉蝣出幽兮，蟋蟀秋鸣；胡马北嘶兮，越鸟南征。遥忆美人之节操兮，乃使我心悬而泪盈。
又一日，柯老具壶觞邀生，生赴途，见秋景萧条，口占云：
一片西风万里秋，蝉声树色不胜愁。行人自觉襟怀爽，凉气旋添暑气收。
水净天高气倍清，园林萧瑟动秋声。闲来谩（漫）诵悲秋赋，塞雁南来客况生。
我言秋景胜春天，白云红叶映清泉。色添江上蓉如锦，香入篱根菊似钱。
生童掩却楼门，往垣边觅蟋蟀。桂婢晓云见池畔芙蓉盛开，忙报菊、桂来看。菊、桂曰：“古郎在。”晓云曰：“楼门掩，赴秋酌矣。”同至池畔，香袭楼前。众婢争相采取，菊顾楼门未扃，独步上楼翻阅书籍，见生谢桂娘香囊诗稿，遂怀诸袖。
生已饮归矣，桂娘与众婢躲散，生上楼，菊娘掩面急走。生牵衣曰：“今日相逢，幸也。茫茫欲何之耶？”乘醉挽菊娘颈。菊正色曰：“大礼未行，妹婢在下，若不见原，妾惟有死而已。”生遂放菊，但曰：“旅况凄凉，卿其知乎？”菊曰：“郎何以诗诱弱妹耶？”生曰：“此言从何来哉？”菊娘出诗稿，生惭愧不能言。菊笑曰：“得陇望蜀，郎心何太狠焉。虽然，郎情妹意，妾已尽知。我当为郎图之。”言罢下楼。桂、婢已先去矣，菊单步而归。
桂笑曰：“姐姐采芙蓉来迟，妹恐芙蓉蒂落矣。”菊笑答曰：“芙蓉蒂固无恙。但为香囊事觉尔。”桂俯首羞惶，彩云、晓云俱骇，互相耳语。菊随宽桂曰：“吾岂妒哉！今汝两人，供状已成矣，又何须如此避嫌耶。我与妹，虽异父母，实逾骨肉。妹又未聘，莫若以计闻于母亲，亦归古郎，岂不美也？”桂不答，菊又曰：“我于郎处，已与妹订盟矣。”桂娘方点额散去。是夜菊娘闻窗外风声太急，忆生衣单也，吟云：
夫婿从征在远方，金风飒飒露为霜。寒衣制就无人寄，绣幕空牵万里肠。
一日，菊、桂侍许公侧，童前言：“生肆力读书。”许公喜曰：“菊甥得良配矣。但桂娘恐难觅此佳婿也。”彩云即以菊之言进。许公曰：“四娘肯曲从乎？”彩云曰：“若家长作主，主母亦何说之辞？”许公即令云归见四娘。四娘曰：“二女一婿，恐无是理。”彩云曰：“尧舜，理之宗 [5] 也，可不法乎？况许公已面许生矣。”四娘曰：“姑徐徐云尔。”彩云回复，许公曰：“主母亦许之矣。”
菊、桂喜出望外，自是二女欢然，愈加周悉。桂感菊娘，作诗云：
当时偶尔寄香囊，姐意得谐凤与凰。眼底顿教心愿惬，愧无琼报未能忘。
复思生云：
书斋独处意如何，夜榻凄凉较更多。无奈一轮寒月色，照君孤影动婆娑。
菊览诗笑曰：“妹将仅以琼报我耶？且孤影婆娑，妹何念之深也？”桂曰：“不觉诗兴至此耳。”菊曰：“妹何偏会动此兴耶？”桂笑曰：“宁独妹哉？姐自思之。”
正笑语间，忽四娘遣婢来呼菊归，襄 [6] 父葬事。菊叹曰：“姐妹情浓，奈何离别？”桂曰：“姐去，那人将何着落耶？”菊曰：“予去，妹宜善待之可矣。”桂曰：“虽然，姐姐必须别古郎行，方可。”菊曰：“情理宜然，我更修书遗别古郎，并道汝事，明早妹可着晓云送去。”乃作书云：
一别三月，绣闺长念。满期事中馈 [7] 以供晨昏，孰意因大殡而别顷刻。母命难违，肠断难酬。不得面别尽绸缪，用是留笺达情愫。嗟吁命也，伤如之何？惟念香囊近谐，莫轻去者之情；金鱼远逝，尤重留者之意。庶几白头之吟，不作于卓氏；而糟糠之妻，见收于宋生也。临楮神驰，珍重是翼。
书授桂娘，别而行。
时东方尚未白也，私谓彩云曰：“我熟思古郎，必面别之。”彩云乃引前，至楼下，扣门。生见菊娘至，喜曰：“天仙何事临耶？”菊曰：“妾因父殡促归，特来与郎作别耳。”生惊起，抱定曰：“如此，区区填沟壑无日矣！不意与卿心结百年之约，全无半枕之欢。卿何忍为之？”菊娘曰：“妾之微躯，岂敢自吝。”生跪曰：“得勺水以活枯鱼，□无边矣。”菊乃任生解衣。生则久旷，菊则年长，云情雨意，燕语莺声。在生固无所不至，而菊亦不能自持矣。事毕，生整菊之鬓，菊曰：“香囊之约，幸家母已无他肠矣。”生谢之曰：“今何不与妹同来，作并欢乎？”菊曰：“妾恐妹不能缄口耳。此会郎尤宜秘之，即妹之与郎，谅必不能需之大婚也。但花前池畔，不识能念妾否？”生未及答，彩云立门外促之，菊去。
生复床欲睡，鸡鸣三唱矣。因作《长相思》云：
山无情，水无情，才得交欢又远征。从今憔悴生。 鸡又鸣，鸦又鸣，展转孤衾魂梦惊，凄凉几叹声。
少顷，桂命晓云持菊娘书至矣。生佯问曰：“菊娘致乎？桂娘致乎？”晓云曰：“菊娘书，桂娘致。”生览毕曰：“香囊谐，金鱼去矣。”晓云曰：“想他则甚。”生曰：“吾想菊也。”晓云曰：“菊娘则想，彩云独不想乎？”生笑曰：“彩云不知趣，我不想他。如你，我就想矣。”晓云曰：“谁要汝想？”生随抱晓云。适馆童至，生放手，曰：“桂娘意谓我何？”云口诵谢菊娘诗，并忆生诗。生欣和韵以致桂，云：
凄凉月夜意如何，独立西风感慨多。有约阳台卿勿吝，免教无奈舞婆娑。
晓云致诗桂娘。桂娘曰：“古郎何由知我诗而相和乎？”云退，桂娘玩诗叹曰：“妾岂无意于此哉，亦以事机之不偶耳。”即口占云：
非干万水与千山，会晤无由咫尺间。寂寂碧梧枝上月，照人孤影减朱颜。
许公旧患复发，生每晨问候。适见桂独凭栏杆上看花，生偷步抚其肩曰：“花可爱乎？”桂娘惊顾。生曰：“汝爱着我探花，何骇之有？”桂娘艴然曰：“今后休得如此，恐外人耳目长也。”生曰：“蒙卿见爱，便赠香囊。今荷姻盟，反见责耶？”桂娘曰：“不然，昔于郎，私情也；今于郎，公爱也。安得以此易彼哉？”
医至，生遂拔桂娘鬓边花而走。旋作词云：
老病关忧，那惮侵晨问候。陡遇美人，独倚南 楼，观花不转头。 忙把肩投，将谓殷勤笑款留。谁识辩论休休，纵得花归也是愁。
桂娘恐生疑己情薄也，乃命晓云致之柬云：
窃惟事以慎成，机以泄败，故妾如城防身，欲郎如瓶守口耳。敢云始终二心，前后异情哉？才因郎去倥偬，未罄妾情委曲。敬裁尺一，用贡新诗。惟郎怜之、谅之。诗附在左。
不是人情不似前，只愁泄漏负良缘。男女有缘几得就，风花无主且休怜。
生即韵和复云：
正为人情不似前，会朝一见似无缘。此后欢娱虽有待，如今寂寞更堪怜。
生付诗晓云，遂抱定晓云。晓云曰：“妾非彩云也。”生笑曰：“正谓汝非彩云也。若是彩云，今番又咬我手矣。”晓云无语。且年长，不甚拒，生遂挽之共榻。其颠狂意态，亦甚可人。谓生曰：“桂娘一片春心，已不自持，但惧挂人目耳，故为是不可攀状。今我看得便宜，即令郎行事，何如？”生曰：“果如此，当镂肺腑。”晓云持诗见桂娘。
适报许公头风复发，桂娘忙接诗而走。又急召生，嘱以后事。生被晓云战倦，熟睡。及醒来，许公已苏，桂娘亦归阁矣。生即转步百花台前，见桂娘独坐房中，遂入房。桂曰：“今日来何濡滞也？”生曰：“为昼寝耳。”与桂促膝坐。桂曰：“郎用苦茗乎？”生曰：“为卿已苦多矣，复何用此？”桂笑曰：“须吃些苦，当得甘来也。”生直弄桂娘乳，桂亦不拒。及勾颈就枕，乃变色曰：“诗中之意，郎犹不解耶？”生曰：“此际暇解诗乎？”再三苦缠，桂娘颜色稍转。
忽晓云领许公命呼生，生即至许公所。许公曰：“蒙汝朝夕奔走，心甚不安。今幸稍可。以后非召不得频入，恐妨学业，而于闺中体面亦觉不雅。”生领命而退。
桂娘窃自叹曰：“是何风吹散一天云耶？”晓云曰：“云虽散，谅郎必入天台矣。”桂曰：“天台，刘郎一时能振翮直上哉？”晓云曰：“姐休瞒我，当初一见，恨不得相偎，至此宁甘忍耐耶？”桂忙曰：“我本非无意者，第恐得之易，失之亦易。故不轻许。及被苦缠，几为不保。适汝寻至，是天以全节付我也。汝何疑焉？”晓云曰：“若果如此，将不知所终矣。古郎初虽未遂所怀，犹得与姐朝夕接见盘桓，今主翁如此叮咛，古郎敢复排闼直入乎？妾恐良夜迢迢，幽斋寂寂，不至于月缺花残，珠沉玉剖，不止也。”桂娘曰：“吾如彼何哉？”云曰：“姐既不曾以身慰之矣，盍当以言慰之，令古郎见诗如见人也。”桂然之，作诗付云。
生自是越月不得一见桂娘，情怀郁积，掩门非诗即卧。晓云至门外，闻生呻吟之声，轻敲曰：“休做此模样，我送会亲符箓至矣。”生开门览诗曰：“此桂姐宽慰之言，何曾许我佳期哉？”将挽云释兴，云曰：“桂姐立俟回音，安得在此云云乎？倘被知觉，后次不好往来矣。”生曰：“汝许我便宜行事，今月余，岂无一便宜处耶？”晓云曰：“郎且宽心可也。”云归。
隔一日，晓云又来，曰：“今日主翁夫妇并赴邻宴，众婢相随。”语毕，即行。生忙问曰：“桂娘何在？”云曰：“闷坐绣阁中。”生径入绣阁，阁门紧闭。疾下问一小婢，云：“桂姐才入后园去矣。”生走至后园，见桂曰：“想杀我也，想杀我也。”桂曰：“郎想襄城人耶？”生曰：“为眼前人耳。”桂曰：“妾有诗慰郎，郎曾见否？”生曰：“虚做人情何益？”随举桂娘之衣。桂执生手曰：“已知郎不胜情矣，第如此墙卑室浅，外人宁不见知乎？”生曰：“几番被卿哄过，今请以裙带缢死花前，强如死相思也。”桂不语，但举步前行。生随至卧室，复牵桂娘衣。桂曰：“妾与郎心相爱足矣，此举姑俟大婚。”生恳之不已。桂曰：“郎真不肯释耶？”生无暇应语，第忙解桂衣，麾玉柄进之。少许，流红。桂曰：“陷我矣！”更进之，桂急叫曰：“郎何太莽撞耶？我苦死矣！”生笑曰：“不受苦，焉得博他日乐乎？”桂展转不胜，生随按兵。须臾，循揽辔徐行，只见眼昏昏以轻濛，鼻恹恹而气息，半推半就，无任支持，又惊又爱，多般做作。柳腰进退，莺语娇柔。始兵畏敌，终蝶恋花，雨意云情，魂飞魄散。起，桂以红递生。生笑藏之，曰：“何策可作通宵之乐？”桂曰：“自园后门直入，可达此也。妾晚当待君。”
自是两情契合，殆无虚夕。举家通晓，所不知者，惟许公夫妇而已。或花前，或月下，或枕畔，其□吟歌咏，难以枚举。姑录一二云：
昨夜东风落嫩红，今朝魂梦尚飘空。怡然曲尽人间乐，似入蓬莱第几宫。
不识忧来不识愁，两人一意自相投。花前沼畔同携手，鱼比目兮莲并头。
深闺密约会佳期，一点芳心不自持。晚去夜来人不识，个中只许老天知。
两股双持意更坚，须知滋味胜于前。当时早识其中趣，月下花前席地眠。
华玉使促生归赴试。生随束装，夜别桂娘曰：“情难别，如之何？”桂泣曰：“妾岂忍君飘然远举乎？但功名大事，且菊姐亦早已有寄言相勉矣。”生曰：“愧我不得面别菊娘也。曾集古诗在此，卿其为我寄之乎？”共就寝，桂口占云：
何事西风促起程，令人宛转动离情。经年恩爱明朝断，后日凄凉此夜生。万里关山君影独，五更风雨妾魂惊。何如两下莫相识，免得分离怨恨声。
达旦，许公厚赆生行。桂娘魆命晓云携壶觞于僻处，与生饯别。桂执酒递生曰：“郎今去矣，何日重来？功名得意，速图后会。毋使妾姐妹倚门倚闾也。有玉扇坠一枚，素在妾掌抚弄者，今以奉郎。他日见此，如见妾也。”并口诗赠云：
别君容易见君难，遥望神京泪暗弹。夺锦归来 须趁早，免人寂寂倚栏杆。
生出一金鱼曰：“此祖传世珍也。前将一聘令姐，今将一赠卿。卿佩此当加爱护，毋重相思之苦。”即口占云：
劝卿不必泪珠弹，一得成名即便还。自古人生多离别，暂时分手强心宽。
《五金鱼传》为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文言传奇自唐代开始流行，宋元明时又有发展，陆续产生了一批新作，《五金鱼传》即其代表作之一。原文见余公仁编《燕居笔记》卷下之八，署冯犹龙增编、余公仁批补。冯犹龙即冯梦龙，犹龙是他的字。
该作以“五金鱼”为线索展开情节。写宋宣和间名士古初龙，以金鱼为媒，先后聘娶五位夫人的故事。他先聘华玉为正妻，后又陆续聘如燕、菊娘、桂娘为夫人，并奉旨同宰相之女玉娇成婚。五位夫人，各执一金鱼。小说以金鱼的聚散照应人物的离合。先写金鱼的分散。古生因为就馆，与正妻华玉分离，金鱼缺一；如燕与古生短暂相聚后又回到了妓院，接着出家，金鱼缺二；菊娘归葬父亲，被逼嫁任氏，愤而出家，金鱼缺三；古生因应试与桂娘分别，桂娘经历一番波折后，被嫁与戈氏，金鱼缺四；因奸人秦桧不满，古生被贬为建康太守，不得已离玉娇赴任，金鱼缺五。再写金鱼的聚合。桂娘的夫家罹罪，桂娘被解至古生处发落，二人重逢；古生升职回京，回家见到玉娇和逃难来奔的华玉；后古生及妻妾至栖真庵，又遇菊娘和如燕。自此古生与五位妻子共庆团圆，五金鱼也得完全。
本文系节选。前面写古生娶华玉、聘如燕后，邂逅因父丧暂住外祖父家的菊娘和桂娘姊妹，心生爱慕。古生拟聘菊娘为妻，得到她的外祖父许公及其母亲四娘的应允。但因菊娘守制，不能完婚，古生因此郁郁不乐。一日，菊娘的丫头彩云送茶来，古生乘酒兴加以调戏。彩云告知菊娘，其妹桂娘代为写信责之。
节选部分开头叙许公因古生寂寞，邀请他来家，住碧云楼上。古生挑逗菊娘的妹妹桂娘，彼此皆有心。端阳节，彩云送酒食，露出香囊，古生求之。彩云假托桂娘之物，古生欲夺之而不得。彩云告知桂娘，桂娘即命彩云持自己的香囊送给古生，并赠诗表白情怀。古生也回诗相谢。二人彼此更加爱慕。
一日，古生于月夜鼓琴，逢菊娘和桂娘赏月。古生下楼，欲与未婚妻菊娘幽会，但被人冲散。又一日，菊娘和桂娘携丫鬟观赏芙蓉花，因古生外出，菊娘上楼，得古生谢桂娘赠香囊诗，觉察到他们的私情。后菊娘乘机求外祖父亦将桂娘许聘古生，许公和四娘先后同意。四娘命菊娘回家葬父。天未明，菊娘私去告别，两人终得交欢。天明菊娘别去。
桂娘独自留于外祖家，多次与古生寄诗传情，彼此情热。但她在与古生订婚之后，却屡屡正色面对他的挑逗。一日，桂娘赏花，邂逅古生，拒绝了他的求欢。她的理由是：
昔于郎，私情也；今于郎，公爱也。安得以此易彼哉？
她虽然很爱未婚夫，但希望等到结婚时，才和他同床共枕。这深刻反映了她的心理：“我非本无意者，第恐得之易，失之亦易，故不轻许。”原来她是担心失贞以后被抛弃。尽管如此，她还是抗拒不住古生的追求而跟他私合。当她的外祖父母去邻家赴宴，古生终于遂了心愿。此后，古生从后园直入桂娘卧室，夜夜幽欢。待古生的正妻华玉来信，催促他回家赴试，他才不得已离别。
小说中的古生，颇具文士风流，作者竭力表现他的多情与相思。他与众妻妾虽然历经波折，最终仍以一夫多妻大团圆结束，夫贵妻荣，子孙满堂。小说通过一夫多妻制的幸福结局，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某些下层文人的思想趣味和人生理想。
小说还表现了古生的妻妾们感情的忠贞。她们与古生离别后，或如华玉和玉娇独守空房，或如菊娘和如燕遁入空门，虽然受到社会的强大压力，也矢志不渝。作者评论道：
华玉之不妒，如燕之乐从，菊娘之善终，桂娘之述志，玉娇之贤能，此难中之难得者也。
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五金鱼传》在艺术上堪称一篇妙文。小说以五金鱼衬托、串联五夫人，构思巧妙，结构严谨。人物描写的笔法也多曲折变化。如菊、桂的出场，先不介绍姓氏与性格，而是从古生视野中走来，饶有风致。在众多的女性形象中，桂娘是比较饱满，最有个性的一个。她与古生的调情、相思、拒绝与私合，不仅情境生动，心理也很细腻。
《五金鱼传》的语言典雅而生动。作品中夹杂了大量诗词，反映出文言传奇的普遍现象。其中诗词多佳句，如“若耶溪上水茫茫，白白红红各逞芳”写莲花；“东风摇曳柳条飞，南陌芊芊草色肥”写离情；“千里关河系梦思，寒林空见月斜时”写相思；“圣泽玉容谐相府，春风燕子下章台”写欢会。清词丽句，为小说添色不少。
但《五金鱼传》歌颂一夫多妻制，带着浓厚的封建糟粕，其贞节观念也颇为陈腐。小说在艺术上颇多捏合之迹。如古生每与菊娘、桂娘私会，却总被来人扰乱；为菊娘超度的地址偏就选在她所在的栖真庵。还有，古生每为功名与华玉、桂娘、玉娇等人分离，最后却又抛弃官职，归隐山林，其间转变，无迹可循。此外，小说偶涉淫邪，虽为吸引读者，亦堕恶趣也。
（杨绪容）
注 释
[1]. 屈大夫：指屈原。因曾任战国时楚国大夫，故称。
[2]. 谊：此指西汉贾谊，作有《吊屈原赋》。
[3]. 不：“不”字疑为衍字。
[4]. 撮合山：指媒人。撮合，拉拢说合。
[5]. 尧舜，理之宗：此指尧以二女娥皇、女英同嫁舜事。
[6]. 襄：指协助办理。
[7]. 中馈：古时指妇女在家主持饮食之事，后引申为妻子。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冯梦龙
（原文略）
这是一篇描写明代市民爱情生活的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古今小说》第一卷。书中的主人公蒋兴哥和陈商都是小城市里的青年商人，三巧儿和平氏分别是他们的妻子。小说写的就是在这些普通市民中发生的婚变。
故事主要是围绕着三巧儿和兴哥夫妇之间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来展开的。三巧儿是一个不贞的妇女形象，但在整篇小说中，作者并没有过分地指责三巧儿，显然是对三巧儿的不贞抱有同情之心的。三巧儿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角色，作者将三巧儿描绘成一个非常单纯，而又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少妇。除了三巧儿之外，三巧儿的丈夫蒋兴哥也是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角色，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待三巧儿的不贞行为的态度上。
在小说中，三巧儿只是一个长得非常美丽的普通少妇，自小由父母作主配给了兴哥。她与兴哥结婚后，感情融洽。当兴哥为了去广东做生意，不得不离开她时，她是那样的依依不舍，指着楼前的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官人回也。”说完之后便泪下如雨。兴哥离家前，怕地方上的轻薄子弟来惹事，吩咐她“莫在门前窥瞰”。她便依着吩咐，“数月之内，足不下楼”。从这些描写中可以见出三巧儿并非那种轻薄的女子，她对兴哥的爱也是非常忠诚的。
可是作为年轻的女子，独守空房的日子毕竟不是好过的，就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年夜，看着别人家都是团聚一堂，“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不禁触景生情，思想远离的丈夫，心中好不凄惨。只是因思念丈夫心切，三巧儿就轻信了算命先生的胡言。又加之到了二月初，椿树抽芽，三巧儿又想起了与丈夫的临行之约。于是“一日几遍，向外探望”。这样一来就将一个远远走来，“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的年轻商人错认为自己的丈夫。这时渴望远离的丈夫早日归来的三巧儿，一经发现自己认错了人，就“羞得两颊通红”，赶紧跑到后楼去了。这时的三巧儿就是见着了英俊潇洒的青年并没有半点动情，又羞红了脸，觉得自己做错了事。由此可见三巧儿并不是那种轻佻的女子，她对丈夫的思念是非常真诚的。就是从薛婆口里，也可见出众里邻对三巧儿的评价是很不错的。薛婆说“蒋兴哥新娶的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
但是三巧儿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子，她也有着人的七情六欲，长期的寂寞孤独的生活使她对情欲有一种渴求。于是就陷入了薛婆精心设计下的圈套。而薛婆对这些寂寞守空房的少妇们的心理，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她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撩拨她们的情欲，并将各种所谓经验之谈来开导她们。三巧儿在薛婆的百般挑逗下，也渐渐地动心起来。薛婆看准了时机，在七月七日三巧儿的生日那天，借祝寿灌醉了三巧儿后，将陈大郎引进了三巧儿的卧室。三巧儿一来是酒醉，二来也是耐不住长久的寂寞孤单，就顺水推舟和陈大郎成了事。
陷进圈套的三巧儿还是那样的单纯，她在重新萌发的情欲下，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成了薛婆手中的猎物，她将对兴哥的爱移到了陈商的身上，她和陈大郎每天夜来明去，你贪我爱，如胶似漆，胜似夫妇。而陈大郎初时只是贪图三巧儿的美貌，这时候也真心爱上了三巧儿，到分别时两人倍加眷恋，两下说一会，哭一会，到五更起身，三巧儿又将蒋家祖传的珍珠衫从箱子里取了出来送给陈大郎作纪念，她对陈大郎说道：“这件衫儿，是蒋门祖传之物。暑天若穿了他，清凉透骨。此去天道渐热，正用得着。奴家把与你做个纪念，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贴体一般。”陈大郎听了这一番话哭得出声不得，软做一堆。这时的三巧儿和陈大郎已是恩深义重，两不相舍。他们之间的爱也是非常真挚的，三巧儿“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陈大郎也发誓明年一定来接三巧儿。在这里，三巧儿已是一个沉浸在爱情和情欲中无法自拔的女子。小说没有对三巧儿的不贞表示过多的指责。
三巧儿显然是做了对不起兴哥的事，她也并非不知廉耻，当她看到兴哥归来时，已开始对自己所做过的一切有所反省了，她“心虚，觉得满脸惭愧”。当她被丈夫休回娘家后，更是对自己当时只顾一时之欢，将与兴哥的爱情忘到九霄云外的行为而后悔不叠，她说“是我做的不是，负了丈夫的恩情”，并欲悬梁自尽。显然三巧儿是一个犯了错误却又非常值得同情的青年女子的形象。
同样三巧儿的丈夫兴哥在对待妻子不贞的问题上，也是显得很宽容的，对妻子的情欲表示了一种理解。在看到三巧儿与陈大郎的通奸的证据后，兴哥先是气得“面如土色，说不得，话不得，死不得，活不得”，非常恼怒。但一旦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落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兴哥在这里更多的是责备自己，他没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三巧儿。因此他为了保全三巧儿的名声，在回家的第二天，骗三巧儿说丈人丈母生病，让她回家探望，借此机会，不露声色地将三巧儿休了。兴哥虽是一时将三巧儿休了，但却一直念着旧日的夫妇恩爱。三巧儿留在楼上的细软箱笼，大小共十六只，他写三十二条封皮，打叉封了，更不开动。为的是“心中好生痛切，见物思人，何忍开看”。当丈人告诉他要将三巧儿改嫁时，他也不阻挡，并在临嫁之夜，将这十六只箱笼原封不动地送到三巧儿那里，给她做嫁妆。对兴哥的这一举动，有人笑他痴呆，有人称赞他忠厚，也有人骂他没有志气。只有三巧儿深知丈夫的心意，心里觉得很是过意不去。
三巧儿带着悔恨的心情改嫁了，嫁给了名叫吴杰的知县，跟着知县到离开家乡很远的地方去了。故事并没有结束，兴哥在再次外出经商时，在吴知县所在的地方被卷入了一场人命官司，命在旦夕。当三巧儿知道这事后，想起与兴哥的旧日恩爱，不忍撒手不管，她在吴知县的面前假称兴哥是自己的哥哥，两眼噙泪，跪下苦苦哀求吴知县“救他一命还乡”。到早上吴知县出堂时，她又扯住吴知县的衣袖哭道：“若哥哥无救，贱妾亦当自尽，不能相见了。”在吴知县的帮助下，兴哥终于得救了，当三巧儿与兴哥重逢时，“他两个也不行礼，也不讲话，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就是哭爹哭娘，从没见这般哀惨”。就连在旁的吴知县也觉得“好生不忍”。他们的这一举动超出了兄妹之间的感情，也引起了吴知县的猜疑。在吴知县的追问下，三巧儿和兴哥只得道出真情，吴知县见他俩如此恋恋不舍，就让兴哥将三巧儿“即刻领去完聚”，这样一来他们夫妇又破镜重圆了。
小说中三巧儿和蒋兴哥都是心地善良的普通市民，三巧儿虽说一时犯了错误，但也不是不知廉耻。至于蒋兴哥能对妻子的不贞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这是十分可贵的，也是一种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在明代，封建伦理道德对人们的束缚是非常厉害的，像三巧儿这样的行为，在常人来看是不容赦免的，在夫权思想严重的封建社会，女子犯了这样的过失，轻则辱骂，重则毒打。而作为丈夫的蒋兴哥，却没有这么做。他虽说将三巧儿休了，但为了保全妻子的面子，没有在休书中写上三巧儿的不贞。这主要是因为兴哥还是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他不忍心责备陷在情欲中的妻子，他觉得妻子的不贞是由于自己逾期不归所造成的。在妻子再嫁后的再次相遇时，兴哥发觉自己仍是深爱着三巧儿的，而三巧儿也仍是深爱着兴哥，并对自己的不贞表示了沉痛的悔恨。这样兴哥就彻底地原谅了妻子，将她接回家中，重新团圆。
小说塑造的蒋兴哥这一形象，在封建的夫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无疑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他让人们懂得尊重妇女的人格，谅解妇女所犯下的一时过失，为提倡男女平等开了先风。须指出的是，冯梦龙的这篇小说是依据宋懋澄的文言小说《珠衫》改编的。本篇基本因循其情节，继承了原作中破传统伦理教条牢笼的思想光辉，提倡重情主义，关心妇女的地位和命运。同时冯梦龙将原来文辞雅洁、叙事简约的文言小说改编成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白话形式，从而大大扩大了它的受众面，其故事细节也较原作更为生动曲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影响和知名度远超《珠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顾春芳）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撰的《古今小说》第二卷。
小说本事源出《双槐岁钞》和《龙图公案》，在《情史》和《湖海搜奇》等书中也有记载，可见它在当时社会上的流传很广。
全篇主要叙述一则公案故事。罗烨在《醉翁谈录》一书中，曾把宋代的“小说”话本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八类。其中“公案”小说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如《错斩崔宁》《错下书》（又名《简帖和尚》）、《错勘赃》（又名《曹伯明错勘赃记》）等等，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小说。这类公案小说之所以受到市民的欢迎，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时代的需要，说出了民众的心声。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我在上面列举的几则宋元时代的公案小说时，它们的标题中都有一个“错”字，无论是《错斩崔宁》，还是《错下书》《错勘赃》，都是错、错、错，一错再错，处处突出一个错字。这难道是偶然出现的巧合吗？很显然，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巧合。这些公案类小说，鞭挞了封建官吏们断狱时的主观和草率，告诫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它表达了宋元时代市民们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强烈愿望。其时，封建统治者正是凭借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残酷地迫害人民。那种滥杀无辜的司法制度，更使他们惶恐难安，所以期待着廉明政治，尤其是正直、善良、聪明、能为民伸张正义的封建官吏的出现。这一社会心理下塑造的艺术形象，可以包拯为杰出的代表，如《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作品中塑造的包公形象，正是“能剖人间暧昧之情，断天下狐疑之狱”的理想人物。
出现在这则小说中的陈御史，也正是当时市民群众期待中的正直、聪明的封建官吏，作者通过他巧勘“金钗钿”的故事，展现了他在断狱中的智慧。一个“巧”字，就可看出民众对他的赞美。小说一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出现了一个冤案：鲁学曾和顾阿秀自小由双方的父母“面约为婚”，后鲁父不幸去世，顾父想“悔婚”，但遭到重情重义的顾阿秀的坚决反对。阿秀之母孟夫人暗中调停此事，办法之一是私助鲁学曾聘礼，帮助他和女儿缔结良缘。谁知鲁家实在太贫穷，学曾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前来顾家和阿秀母女见面，无奈之中因向表兄梁尚宾借衣而泄露了事因。梁尚宾本非一个正派之人，他见有机可乘，就在学曾告诉他和顾阿秀约定的时间后，冒名顶替前往，并且骗奸了阿秀。鲁学曾不知此事，三日后穿着向梁尚宾借来的衣服前往顾家，孟夫人和顾阿秀此时才知事情的全部真相，然而为事已晚，大错已经铸成，羞怒之下，阿秀自缢身亡。顾父告官到县衙，知县枉断此案，将鲁学曾屈打成招，问成死罪，老实人反成了杀人犯。
此时御史陈濂正好奉差巡按地方，闻知此案，觉其中破绽不少，于是他假扮成外地来的卖布商人，设法从梁尚宾手中获取了赃银和首饰等物，在充分的人证和物证面前，真正的罪犯梁尚宾被迫交代了犯罪的事实，全案才水落石出。小说通过“金钗钿”的故事，为我们塑造了封建社会中的一个聪明而又正直的“清官”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市民阶层对廉明政治和公正断狱的期盼，也撕破了覆盖在封建宗法社会表面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形象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的现实，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应该说，作品赋予陈御史的文学价值，在这篇小说中有很好的展现。
从篇幅来看，小说前半部分叙写此案的形成内容较多，后半部分叙写陈御史破案的过程比较简单，似乎有点虎头蛇尾。作为正面赞颂的第一主人公出现的陈御史在小说中的描写文字也不是很突出。其实，这正是此则小说的巧妙之处。作者这样写，一来体现了话本小说叙事性强、以引人入胜的故事吸引人的基本特点；二来也是把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运用得十分娴熟的表现。小说的目的是塑造陈御史的正面形象，而要达到这一点，在读者面前首先必须把这一冤案的冤情明示世人，而且是写得越冤越好，谜底越难解越好，“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在这扑朔迷离、笼罩着层层迷雾的冤案面前，这位“少年聪明，专好辨冤析枉”的陈御史凸显出了全部才华，犹如一出十分精彩的戏剧，观众刚进入迷人的剧情，还未来得及体会其中的神韵，便戛然而止，让人产生无穷的回味。这种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在此则小说的情节结构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在艺术描写中，作者处处突出一个“奇”字。这在叙写此案来龙去脉时，显得尤为夺目。小说在看似十分平淡的笔墨中，将案情描绘得波澜起伏，耐人寻味。为此，作者编织了许多看来是非常偶然性的情节，如借衣、冒名、骗奸等，却又显得十分自然和合理，并且符合生活的真实。又如陈御史巧勘此案的“巧”，在作者的笔下也表现得严丝密缝，很难被人识破：他装扮成一个外乡的卖布人，这实在是聪明的计谋，既可掩饰自己是朝廷命官的真实身份，又能方便地与梁尚宾做交易——而这，正是他破案的关键。只有见到犯罪的嫌疑人，从他手上获得罪证而又不露一点声色，才能彻底制服罪犯——陈御史形象的出彩之处，也正是作者竭尽全力的精雕细刻之处。这些情节安排，一波三折而真实可信，让人如历其境，如闻其声。小说结尾写田氏负魂和学曾娶妻，和开篇相呼应，显出其严谨和缜密之处。同时在“金钗钿”案外再出波澜，也符合读者传统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但从整体上看，这似是一处败笔。关于田氏负魂的描写，也实在有点荒谬，多少有损于这则小说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
本篇在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时，采用了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使他们的性格栩栩如生。如鲁学曾和梁尚宾，顾佥事和孟夫人，陈御史和知县，顾阿秀和田氏等等，作者有意把所要描写的人物形象结为“对子”，集中刻画了他们对待同一事件或相类事件的不同态度和行为。这就使人物的性格判然分明，避免了雷同化和概念化，这是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最为成功的地方。
（张 兵）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撰的小说集《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
全篇大意略谓：太学生莫稽入赘乞丐团头金老大家，与金玉奴结为夫妇。满月时，金老大设宴邀请女婿的朋友喝酒，被金癞子搅散。金玉奴恨自己门风不好，竭尽全力资助丈夫刻苦读书，考中状元，授无为军司户。富贵时，莫稽忘恩负义，上任途中，将妻子推落江中，以图另觅新欢。后经同僚介绍，攀附顶头上司许德厚，入赘为婿。新婚之夜，在洞房遭到老妪和丫环的乱棒鞭打。他正感到纳闷，抬头见床上新人，正是前妻金玉奴。原来，她在江中被许德厚救起，问明原委后，收为义女，又设计让他们夫妇重合。莫稽痛改前非，夫妻愈益恩爱。
据冯梦龙所编的《情史》一书卷二《绍兴士人》条记载，此故事发生在宋代绍兴年间。尽管冯氏的著录十分简略，但这则小说的主要情节基本完备。如果我们视其为此则拟话本小说的“缩写本”似也无不可。这至少可以说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故事，至明代中、后期冯梦龙生活的时代已基本定型。目前存世的戏曲《鸳鸯棒》等，皆是后世文人据此小说改编而成的。令人感到奇怪的倒是田汝成所编的《西湖游览志余》一书，其中卷二十三《委巷丛谈》也有这则故事，所记文字大约是《绍兴士人》的两倍，而其中最关键、最主要的金玉奴之“棒打”莫稽的情节却毫无形迹。田汝成系嘉靖五年（1526）进士，《西湖游览志余》乃他罢官后所作，大约成于嘉靖中、后期（现存有明嘉靖刊本可证），距冯梦龙编录《情史》不远（《情史》现有明末东三溪堂刻本），何以没有小说有关“棒打”的核心情节？这难道是田汝成的一时疏忽吗？这是无法说通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则小说中有关“棒打”的核心情节，产生于《西湖游览志余》以后，或者竟是《情史》所加的——这又产生了另一个让人更感兴趣的话题：这篇《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作者究竟是谁？它和冯梦龙有没有关系？小说中有关“棒打”的核心情节是何人添加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我一直认为，冯梦龙编录的文言小说集《情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除了它本身独具的文学价值以外，还和探明若干“三言”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说叙述的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这里所说的“熟悉”，倒不是指小说的基本情节，而主要是说其作者在写作时所选择的爱情题材及其演绎的道德题旨，可以说是很俗套的一个旧模式。比起《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小说，在反映时代思想，表现社会新人等方面，无疑要逊色得多。然而，通过金玉奴和莫稽的故事，作者不加任何粉饰，无情地撕开了市井社会中人生现实的一幕，相当真实。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城市市民的艺术形象和他们信奉的爱情道德，这一点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作者在讲述这一故事前，曾说：“如今再说一个夫弃妻的，一般是欺贫重富，背义忘恩，后来徒落个薄幸之名，被人讲论。”从这段议论和小说的标题来看，作者写作的动机主要在于谴责爱情生活中“欺贫重富，背义忘恩”的不道德的行为。而后来增加的“棒打”情节，则把这一思想题旨作了极其形象化的表达，并将其推到了高峰。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最为成功之处，因为它体现了晚明时代的思想特征。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晚明社会在荡漾着一股进步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横流的物欲面前存在着道德沦丧的种种事实，表现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的“欺贫重富，背义忘恩”就是其中之一。以财产的多寡来衡量婚姻的优劣，体现了人的逐利本性，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莫稽那样，背义忘恩，而且利令智昏，欲置妻子于死地，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毁灭家庭，则是灭绝人性的兽行，无疑应得到强烈的谴责和惩罚。这正是此小说在市民中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说起来，金玉奴和莫稽的婚姻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方美貌，但出身卑贱；另一方有才，然而相当贫困。出于“一举两得”的权宜之计，才得以成就了两人郎才女貌的结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金、莫的婚姻在航程启动之初就潜藏着暗礁。金癞子的大闹“满月”，促使这暗礁提前浮出了水面。在莫稽看来，妻子的“门风”不好，是十分坍台的事。自古以来，中国的婚姻，除了强调郎才女貌外，还特别看重门第观念。尤其是从魏晋开始，历经唐宋时代，要求门当户对的思想早已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莫稽为此而受伤，心灵滴血，两人世界开始动荡不安，随着岁月的流逝，婚姻的裂痕也越来越深，几乎已到无法弥合的地步。尽管金玉奴为挽回莫稽的心，改变出身不好的命运，倾其所有，供丈夫刻苦读书，“要挣个出头”。谁知莫稽的“出头”之日，却是玉奴的命丧之日。历史给她开了一个大玩笑，这是玉奴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薄情的莫稽一旦及第高中之后，全然忘了自己落魄时的情景，把玉奴对他的一片深情厚意全都抛在脑后。只想着“早知有今日富贵，怕没王侯贵戚招赘成婚？却拜个团头做岳丈，可不是终身之玷。”于是在上任途中，竟起了歹念，借机将金玉奴哄到船头看月，又残忍地将她推入江中，演出了一幕人生的悲剧，也把自己推上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断头台。——从小说的创作来说，一个薄情郎和负心汉的艺术形象至此塑造完成得极为出色。
注重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是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另一成功之处。这一点，在莫稽的形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写他开始入赘金家，“事事称怀”，满月“出丑”后，“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乐”；待他考中状元，受到小儿的嘲戏时，“只得忍耐”，“心中怏怏，只是不乐”等，相当细腻和逼真，富于层次感，为他将金玉奴“推坠江中”的薄幸行动，作了充分的铺垫。“棒打”的描写是作品的高潮，是正义鞭挞邪恶的凛然行动，完全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这类心理描写，在今天看来是极为平常的，几乎不值得一提，但在这篇小说创作的年代，它却是开了后世艺术创作的先河，至少我们在唐宋时代的小说人物刻画中，是很难找到这种先例的。
这篇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无疑是作者在艺术上的一大败笔。也许在他看来，只有悲剧而没有喜剧，对人生来说是极不圆满的。金玉奴虽被推坠入水，但并未淹死。在得到淮西转运使许德厚的救助后，善良的金玉奴却原谅了这个杀人未遂犯——莫稽，在一阵乱棒将他打得晕头转向以后，竟然和他破镜重圆，两人“夫妇和好，比前加倍”，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作者也许是为了凸显金玉奴的美好心灵，以期通过这种近乎违背人之常情的行为来体现当时市民的优秀道德，然而，这样的情节发展，真实吗？至少在我们看来是不可信的，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对小说主题有所削弱。应该说，作者有悖于常理，从主观意旨出发的良好愿望，在客观上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
（顾春芳 张 兵）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撰的小说集《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
小说本事源出岳珂《桯史》卷六《汪革谣谶》，情节比较简单，主要叙述汪信之因烧炭冶铁而发迹，成为当地富豪之事。如果作者的叙述至此结束的话，它无疑是一则弘扬“发迹变泰”之类思想的作品，这类小说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并不少见，至少反映了一部分市民在社会转型时期希冀一夜暴富、占有财产的强烈欲望，这并不奇怪。我们肯定这类小说，是因为它们比较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市民们内心的呼声。尤其是在理学家们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这种欲望的强烈追求，至少对理学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反拨。
然而，小说的旨意并不在此，作者借助汪信之的“发迹变泰”，显然有着更弘深的用意。这在作品以下的情节描写中得到了清晰的证明：程彪、程虎两人由洪恭荐举，前来投奔发迹了的汪信之，而汪在发迹之后也依然不忘旧情，用热忱的款待来欢迎他们，并且视二程为知己，让他们在家中教习武艺。不久，汪信之有事赴临安，留下一封信，托二程在方便时带给洪恭。一日，二程准备回家，汪信之的儿子汪世雄因父亲不在家，只拼凑了五十两银子作酬礼，二程嫌少而心生怨恨，而在洪恭处又遭到洪妻抢白，怨气更增，遂以汪信之托带的信内有“从临安回即得践约，计期当在秋凉矣”的话，竟然诬告汪信之和洪恭同谋反叛朝廷。洪恭得知消息后逃匿在外。汪信之却在官军前来捕捉时杀死郭择，后因担心事情闹大，恐祸及全家，便主动向朝廷投降。经官府审讯，方才明白，这一切全源自程彪和程虎的陷害，但汪信之终因杀人而犯有死罪，后在狱中服毒自尽。
这则小说的主人公，无疑是汪信之。从作者对他的思想来说，是抱着同情乃至是赞美和歌颂之态度的。这一点用作品中的一句诗“挺身就狱为全孥”和标题《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就可以证明。这也就是说，作者对汪信之其人，特别是他身上涌现的豪侠精神，极为钦敬。在小说的开篇和结尾，作者不止一次地赞扬汪信之兼有“文武全才，出名豪侠，不得称为风云，被小人诬陷，激成大祸”，是一位“烈烈轰轰大丈夫”，点明了题意。小说中的汪信之，是一个被逼迫而失败了的“起义”者，家财万贯，一方豪强，属于封建社会中的贵族阶层，犹如《水浒传》中地主出身的卢俊义，两人所走的道路何其相似乃尔！我们从汪信之的遭遇中，同样可窥见当时朝廷黑暗、奸臣当道、无赖横行、“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从这一点上说，这篇小说闪耀着的现实主义思想光芒，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在汪信之身上也体现出复杂的性格特征。毋庸讳言，这也是一个曾经充满争议的艺术形象。从作品的具体描写来看，他最初立意“志在报国”，从无“贰心”，从没想到过要背叛朝廷，只是由于二程的陷害、官府的罗织罪名和贪婪凶恶的爪牙们的刺激，才被迫走上反抗官府之路。作者揭示的这条道路，正是当时许多人（如《水浒传》中所集中描写的梁山好汉那样）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正如民间有句谚语所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然而无可否认，小说在展现汪信之走上反抗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的道路时，又显得很不彻底。在强大的社会邪恶势力面前，他最终选择“出首”，也即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说得好听一点，叫接受“招安”，表明其思想上的软弱性。封建的“忠孝”观念以及个人的名利欲，始终是他进一步走向反抗道路的绊脚石，最后把他引向自我毁灭的结局。诚然，这除了和作者的世界观有关外，也有着时代的原因。可惜作者并没有参透这一点，只是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一味地赞扬他“一死救全家”和“就狱为全孥”的高风亮节。殊不知，这是“以己之见度君子之腹”的见解，实在也是对这一艺术典型的曲解之语。
然而作为一个艺术典型来说，汪信之的形象是刻画得相当成功的。他的性格丰富而不单一，复杂而不雷同，比较真实可信，富有传奇色彩。作者较多地运用白描的艺术手法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以及心理描写等等，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过目难忘。就是那些在作品中出场不多的人物，如细姨等，也都写得活灵活现。至于程彪和程虎，也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鲜明的形象。此外，叙述和议论的结合，也使本篇小说的艺术节奏感大为增强。在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中，这则小说别有情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特点，因此深受后人的欢迎，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之一。
（张 兵）
玉堂春落难逢夫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
以妓女题材表现社会生活的“青楼文学”，在古代的中国似乎特别发达。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人们都不难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类作品，诗、词、曲、散文都有，尤其是在小说和戏曲这类通俗文学中显得更为突出一些。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的研究者着眼于所谓的“青楼文化”，笔者大不以为然。难道古代中国的“青楼文化”有着特别深厚的社会底蕴吗？这显然也是说不通的。看来，要解开这个谜，还得从社会制度入手。正是这种封建的社会制度孕育了它的怪胎——妓院，而封建制度的创立者皇帝及各级贵族诸侯纨绔男子沆瀣一气，在不断地制造着种种妇女的血泪史，某些知识文人又津津乐道于把这类题材进入文学创作的领域，而某些妓女本身又出自名门，具有良好的文化学养，结交权贵，比一般女子更为引人注目，自然成为文学的主角等等。这篇小说是一则典型的“青楼文学”作品，叙写了妓女玉堂春和尚书公子王景隆的人生故事，从而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在这则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王景隆在妓院遇到玉堂春后，两下爱慕，一年后，三万两银子全部耗尽，亏得玉堂春暗中资助，才勉强度日。鸨儿用倒宅计将其逐出。玉堂春得知他在孤老院存身，以还愿为名，瞒着鸨母到城隍庙探看。两下定计，在妓院欢会。离别时，玉堂春劝王景隆发奋读书，锐意功名。将镜子拆开，各执一半，日后为记。鸨儿和玉堂春公开争吵，经众人劝解，以写赎身文书了结。王景隆得中金榜，选了高官，到处寻访玉堂春。谁知，她已被山西商人沈洪和鸨儿设计拐骗至家。沈妻皮氏悍妒成性，又与赵昂私通，设计毒死沈洪后，诬告玉堂春。知县受赵昂贿赂，将玉堂春屈打成招。时王景隆任山西巡抚，从案卷中发现冤情，经过调查，设计让罪犯交代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与玉堂春重结姻缘。
这篇小说的本事源出冯梦龙所编的文言小说集《情史》卷二，看来是当时社会上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其基本情节，尤其是小说前半篇所描写的主要内容，如“倒宅记”等，和唐人传奇中的《李娃传》十分接近。实事求是地说，这则小说的创作受到《李娃传》的影响很深，其间的发展轨迹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小说的后半篇又增加了玉堂春的吃官司，使这则展现妓女生活的小说又和其时正在崛起并已风行于世的“公案”类小说结合，既加强了小说故事的曲折和复杂，变得更为引人入胜，同时也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展现时代生活，将文学从单纯的“青楼”——妓院引向新的世界，无疑是一种成功的艺术拓展。这使本篇比起《李娃传》等小说来，显然要高人一筹。作者驾驭此类题材的艺术才华也在这种成功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作者精心塑造的妓女玉堂春的艺术形象，值得注意。她不甘沦落风尘，执意追求幸福的生活，在遇到王景隆后，和鸨母展开了复杂而巧妙的斗争，表现出朦胧的个性解放思想。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也使作品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色。小说开始出场的玉堂春，是个道地的妓女。她本借口身体不好不愿接客，但听鸨母说，王景隆“好个标致人物，年纪不上十六、七岁，囊中广有金银”，就“即时打扮，来见公子”。可见两人的结合，早先毫无爱情基础而言。但他对王景隆两手空空、流落受苦的遭遇，十分同情，对鸨母的翻脸不认人，非常反感。小说以极其细腻的抒情笔触，写出了玉堂春性格发展的这个变化，揭示其内心世界的纯正、可爱。尤其是王景隆被逐出后，她更深刻地认清了鸨母的真面目，从而其反抗的性格特征也得到了新的升华。“红粉亦英雄”，作者献给玉堂春的这句评语，是相当贴切的。
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曲折有致，一波三折，富有变化。前半篇叙王景隆与玉堂春相识、相知及和鸨儿的斗争，采用单线发展的结构，情节推进单纯，明快，步步生波澜。后半篇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又用复线结构将玉堂春遭劫遇难和王景隆得官寻觅这两条线交叉叙写，使故事紧凑，扣人心弦。在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很好地显现了人物的性格和思想。
小说的后半篇，男女主人公都热衷于封建科举制度的说教。这种艺术模式，从唐传奇到元杂剧，无论是《莺莺传》还是《西厢记》，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子。也许当时的社会确实是以科举取士为文人的晋身之阶的，文学贵在创造，即使是模仿优秀的作品，也以偶尔为之为好。一味地重复他人，就会显得雷同，也是创作的大忌。以此篇小说的思想内容来说，后半篇显然不如前半篇，这是本篇小说的美中不足之处。
（顾春芳 张 兵）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冯梦龙
（原文略）
这篇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
小说描写的“白蛇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故事雏形是宋代的小说话本《西湖三塔记》，其主要内容是：宋孝宗时，临安府少年奚宣赞于清明日游西湖，被分别化为白衣娘子、女婢和婆子的西湖中之三怪——白蛇、鸟鸡、白獭——诱入洞中，要吃他的心肝。在婢女卯奴的帮助下，宣赞逃离魔窟。后来宣赞叔父奚真人施法捉拿三怪，取得胜利，终于用三个石塔把它们镇压在西湖中。此话本被列入“宋人词话”类，为清钱曾的《也是园书目》所辑录。在此之前，洪楩刊行的《六十家小说》（也即今日流行的新刊本《清平山堂话本》）和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嘉惠堂本）之卷二也有这则小说内容的记载，可见它的流传之广。从表面上看，这则小说的内容似乎荒诞不经，但因为作者描写妖怪的可怕与奸诈，最后被正义的力量所镇服，反映了宋代市民要求善良战胜邪恶而保障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而这正是它能长期得以流传的根本原因。
与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相比，本篇小说无疑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内容而言，不但大大地扩展了篇幅，而且在情节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据《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的简略概括说：临安府青年许宣，在清明上坟途中，遇到白娘子，两人相互爱慕，结为夫妇。白娘子送给许宣五十两雪花银，系县库房里失窃的赃银，被告官到府。官府未能抓获白娘子，罚许宣到苏州做苦役，白娘子寻访而来。仲春时节，许宣外出踏青，遇一道人说白娘子是妖怪，她略施小计，征服道人。至佛祖生辰，许宣穿着新衣服观景，被官府捉去，他由此愈怀疑妻子是妖怪。后受法海唆使，手执钵盂罩责问白娘子，并砌成七层宝塔，把白娘子镇压在塔下。很显然，这是一个优美的、极其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人生悲剧。其脱胎换骨的改造之功，全源于民间艺人在市井瓦舍勾栏中的反复讲述，经过无数次的反馈、修改、补充、实践后才基本定型。报载，近日从河南某地也传出“白蛇传”的故事，其基本情节和话本小说有较大的不同，例如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许宣变成了“许仙”等等，但主要的故事框架仍然不变。研究者据此认为：探寻这则故事之本源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化在不同区域的发展演变和融合。
和早期的“白蛇传”故事相比，本篇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白娘子已基本脱尽了妖气，毫无疑问，在她的身上，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多情、勇敢、美丽，又坚贞不屈，为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许宣的软弱、道人的煽惑、官府的追踪以及法海的迫害，作了顽强的斗争，最后仍被象征着社会黑暗势力的佛祖信徒——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对追求个性自由的正义力量和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迫害，是何等的残酷！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对白娘子而言，她所生活的世界对她充满了敌意。除了小青，她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持者。在和窒息着自己的外部环境的斗争中，白娘子经常是孤军作战，就是她所钟爱的丈夫，也对她很不信任，在邪恶势力的唆使下，一次又一次地对她进逼，几次好事，几乎全坏在他的手里。许宣栖身的李家不是坏人，然而十分胆小怕事，在见到许宣拿回的赃银后，迫不及待地去报告官府，使白娘子的真实形象第一次被迫显现。至于作为她对立面的道人和法海等，在小说中更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对一心追求幸福的弱女子，竭尽所能地进行迫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次不成，再来一次，坚决要把白娘子打入地狱。白娘子的艺术形象，正是在和形形色色的各种邪恶势力的顽强斗争中显现出夺目光辉的。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人生于自然界中，又是社会的一员，自然和社会是他生活的两个一大一小的环境。”与强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比，人类总是感到十分渺小。尽管人类为改变自身的命运而作了极其顽强的斗争，但在强大的自然和社会面前，它往往显露出无奈和沮丧。而个人的力量更是弱小，和他生活的强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比，尤其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是有生命的个体，他有欲望需要得到满足，有理想希望得到实现，有幸福祈盼得到享受——这一切，往往会与强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有时会表现得相当激烈。在这种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冲突中，前者无疑是弱者，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正因此，人们希望冥冥之中有种强大的力量来庇护自己，争取战胜强大的自然和社会的束缚，以增强个人抗衡客观现实环境的制约，或者至少在心灵上求得暂时的平衡，哪怕是使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获得些许慰藉。而读完这则小说，环顾白娘子生活的外部世界，我们又怎能不感到沉重，甚至是窒息。这正是封建社会所带来的对人性的压制。小说在此展现出它的思想魅力，这也正是它至今长盛不衰的真正奥秘。
小说故事的情节描写，除了一条和道人、法海等邪恶势力的代表者们作斗争的副线外，其基本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着对许宣的争取而展开的。作者主要通过“清明上坟”“苏州成婚”“佛祖生辰”这三个回合，表现了小说人物的鲜明性格，如白娘子的多情、勇敢和许宣的老实、软弱。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作者较好地运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使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被区分得格外清晰。这种对比，既表现为白娘子和法海的对比，他们各自代表着正邪的不同社会力量；也表现为白娘子与小青的对比，她们虽然在同一阵营中作战，但在对邪恶势力的抗衡中，小青的意志要远逊于白娘子。此外如李家夫妇在对待许宣，尤其是白娘子的态度上，也有明显的不同，等等。所有这些，使小说充满了迷人的艺术魅力。
（张 兵）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冯梦龙
（原文略）
这篇小说见《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的故事，发生于明代万历年间。其时，太学生李甲与妓女杜十娘情投意合，不料鸨母见李甲囊箧已空，口出怨言。而杜十娘爱李甲忠厚志诚，有心从良，与鸨母议定三百金赎身。李甲告贷无门，杜十娘以一百五十金相助，又靠朋友柳遇春帮忙，两人携带着“百宝箱”回家。一日黄昏，船至瓜州渡口，十娘乘兴赏月歌曲，惊动了邻船盐商孙富。他倾慕杜十娘的美貌，就找借口邀李甲共饮叙话。李甲正为带十娘回家担心遭到父母的斥责，便在孙富的哄骗下，将十娘以千金转卖给他。杜十娘闻讯，深感人格被辱。翌日，在船头，她当众打开“百宝箱”，把“不下万金”的紫玉金银古玩一一抛入江中，又抱匣投江，演出了一场感人至深的人生悲剧。
明人宋懋澄曾据杜十娘的故事写成《负情侬传》（《九龠集》卷五），他在文末评论说：“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称烈女哉！虽深闺之秀，其贞奚以加焉。”用“烈女”的“贞”来赞扬杜十娘，显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看法。这则小说经过冯梦龙的再创造，例如，在小说开头增加了“纳票入监”的描写，中间创造了柳遇春的艺术形象等等，使这篇小说的主题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作者借助于杜十娘的故事，揭示了当时的时代和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作品通过精心塑造的杜十娘等艺术典型告诉人们：造成这个爱情悲剧的主要因素，乃是当时整个社会制度以及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虚伪的封建道德。小说的尾诗云：“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作品把杜十娘对封建势力的强烈反抗精神，归结于她对以“情”为核心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滋长而逐渐形成的一股具有民主色彩的反封建的启蒙思想潮流对人的影响，显现出作品主题的进步意义。
作者在塑造杜十娘、李甲的艺术形象时，采用层层剥笋的艺术表现手法，依靠情节的自然发展，逐步展现他们的思想性格。例如，对杜十娘来说，和鸨母的斗争，体现其“智”；赠金李甲，说明其“情”；几番试探，周密设计，表明其“诚”；当将她如商品般转卖的事件猝然而来时，足见其“精”；最后，毅然投江，显露其“勇”。小说在这步步分明的层次铺垫中，完成了对杜十娘光辉形象的塑造。
“百宝箱”在揭示杜十娘思想性格的发展过程中，是个重要道具。作者借它的“送”，造成了强烈的悬念，使情节增加了艺术魅力；写它的“投”，又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把情节的发展推向高潮，将杜十娘性格之美的升华展示到了极点，催人泪下，韵味无穷。
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一文中曾经说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全篇小说寓奇于平，托醇于淡，在平铺直叙中叠见波澜，于朴实无华中味醇气香，洋溢着自然的、不加雕琢的艺术美，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脍炙人口的艺术珍品之一。
（张兵）
卖油郎独占花魁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醒世恒言》第三卷。
这是“三言”中非常著名的一篇拟话本小说。全篇叙写南宋时代发生在临安城内的一桩轰动世人的惊天新闻：地位卑贱、专以卖油为生的青年秦重，竟然战胜了全城富家子弟，得以“独占”容颜娇丽，体态轻盈，人见人爱的绝代美人——王美娘。
这王美娘，本叫莘瑶琴，是北宋汴梁人，在战乱中与家人失散，后被人拐卖入妓院，来到临安。因她长得漂亮，人又聪明，“弄出天大的名声出来”，人称“花魁娘子”，艳名传遍杭城。秦重卖油偶然走过妓院，慕其美貌，积一年之蓄，积银十两，欲求与她欢会一宵——如果故事写到这里，这则小说可说是名副其实的“狎妓小说”，说得好听一点，也可叫“爱情小说”。只要男的有义，或者女的有情，不嫌对方贫穷落拓，一往情深，其间再经历一番曲折，或父母棒打鸳鸯，或一方嫌贫爱富等等，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有劳燕分飞，遗恨终生，乃至一方殉情——这是以往我国文学中这类小说的普遍模式。即如小说入话中所讲述的《李娃传》的故事，乃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一篇名作，它也脱不了传统文学的窠臼，人们最多给它冠以“反封建”的美名，抑或廉价地奉上诸如“忠于爱情”之类的道德范式赞语。
人们喜爱这则小说，决不会津津乐道于主人公的上述狎妓之心——诚然，秦重的爱美娘，也是人之常情，过分地苛责他，也是缺少人道的——这在小说下面的情节描写中得到了证实。和以玩弄女性、追求肉欲、狎妓至上的纨绔子弟、富家哥儿等不同，秦重在追求王美娘的过程中，虽然也不无一点一般男人的猎艳心理，但当他真正进入角色时，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人的尊严和良知却被骤然唤醒，他回到了正直、善良和老实忠厚的本色人生。当他好不容易进入房中，见美娘“面对里床，睡得正熟，把锦被压在身下”，他就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他”，“忽见栏杆上又放着的一床大红纻丝的锦被，轻轻地取下，盖在美娘身上。”他怕美娘酒醉后，要喝茶，就把这壶热茶抱在怀中，眼也不敢闭一闭。半夜里，美娘酒醉后不适，秦重知她要呕吐，“用手抚摸其背”，见她吐时，“怕污了被窝，把自己道袍的袖子张开”，接住美娘呕吐出来的东西，然后脱下道袍，重重裹住。待吐完后，又斟上一瓯热腾腾香喷喷的浓茶，递给美娘，美娘连喝了两碗，才觉得舒坦了些，仍旧向里睡去了。秦重就以这样一颗爱人之心来对待美娘。要知道，秦重是带着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十两银子才来和美娘见一面的，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一定会留下终身的遗憾。但他面对着美娘，却生出了一股怜悯之心，“把银灯挑得亮亮的”，“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直待第二天早上美娘醒来，一直侍候着她。后来美娘知道了真相，感动至极，知道了他对自己的一片真心。饱尝辛酸的美娘第一次得到了来自男人的真正的爱情，也第一次体验到了男性的温柔和体贴。以上我不嫌其烦地复述小说的情节描写，是想说明秦重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嫖客。他在误入歧途时能及时回头，并且处处闪现着美好心灵的火花。读者至此不难明白：秦重能够战胜满城恶少，“独占”花魁，赢得爱情胜利的奥秘，靠的是他的一片志诚和老实忠厚之情。他并不把美娘看作是个卖笑卖身的妓女，而把她当作一个值得同情和爱慕的人来看待，给予关心、帮助，并且始终尊重她的人格，赋予她平等的爱和诚挚的心。小说所描写的时代，虽是南宋，但创作却是在明代中、后期。作品的本事目前没有找到，仅冯梦龙所编的《情史》卷五《史凤》的附录中有近百字的记载，作品主人公取名秦重，很明显是“情”重的谐音，这和编《情史》，提倡重情的冯梦龙是否有关？因此，这篇小说也很有可能是冯梦龙或冯氏同时代的文人所创作。不过，要论定此点，还需要其他更可信的证据来支持。尽管如此，全篇涂抹上了时代的色彩，显示了晚明市民在爱情中的力量，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除了“情”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人”。作者正是以现实主义的深邃眼光，从社会生活的底蕴里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物，在当时的文坛上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尊重人和人性的时代之风。
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秦重、莘瑶娘（王美娘）、鸨儿、刘四妈等，就是那妓院中的丫环，也都一个个栩栩如生地凸显在我们面前。其刻画人物的艺术表现手法有着以下五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工笔细描，把真实的生活情景用艺术的笔触再现，细节描写尤为精彩，描摹人物在特定情景中的动作、行为、语言，无不一一神情毕肖。二是生动、贴切、丝丝入扣的心理描写，袒露人物的内心世界，让思想性格留下清晰的发展轨迹。它所取得的成功，在同类小说中是罕见的。三是人物对话的语言极其传神，颇具个性。如刘四妈劝说莘瑶琴接客和王九妈放莘瑶琴从良的两段精彩对话，堪称艺术典范，活现出人物的鲜活面貌。四是小说叙述语言简练、流畅，琅琅上口，节奏感很强，又很有音乐性。五是运用对比手法，使人物的性格在相互的比较中“曝光”。例如，小说处处注意将秦重和贵公子作对比、将莘瑶琴对秦重的前倨后恭作对比、将莘瑶琴对秦重和贵公子的不同态度作对比、将鸨儿王九妈和刘四妈作对比等等。
全篇艺术结构严谨、完整，也是这则小说的显著特点。作者从莘瑶琴的全家失散起笔，至她的全家欢聚作结，中间注重过渡、照应，于不经意处也编缀得针脚细密。小说情节的发展，脉络清楚，以秦重为发展的主线，贵公子们为副线，主副线联结在王美娘的身上，既有强烈的对比，又可相互映衬，使这则小说的主题不断得到升华。
（顾春芳 张 兵）
灌园叟晚逢仙女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醒世恒言》第四卷。
花，是美好的事物；花，又象征着人们幸福的生活。对花的爱护，既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美丽心灵的不懈追求。历代诗人墨客赏花、吟花、爱花、赞美花，在中国的文学画廊里，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艺术佳作呵！文学本身也是美好的，因此它也常常被人们比喻为奇艳的“百花园”。它的主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必定也是美好生活的保卫者。而“花”则自然成为传递人类这一精神文化的最好媒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篇小说对我们的思想启迪是很深刻的。
小说为我们形象地塑造了一个“花痴”的艺术形象。所谓“花痴”，是说他爱花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位老人，“原是庄家出身，有数亩田地，一所草房”，因自幼酷爱栽花种果，后来干脆就不再种田，专事种上花了。这样，他就和花结下了生命之缘。花，不仅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而且进入了他的生命之中。他爱花如命，和花相依为命，在他的眼中，花已成为自己的生命，花谢时他会哭，花开时他不胜欢跃。他“若偶觅得种异花，就是拾着珍宝，也没有这般欢喜”。有时，他在路上，看到人家有一树花儿，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赔着笑脸，一定要进去玩，若是名花，他就将正事撇在一边，只顾看着那花，“依依不舍，永日忘归”；遇见卖花的有株好花，“不论身边有钱无钱，一定要买。无钱时，便脱身上衣服去解当”，因此人们都叫他“花痴”。
这位“花痴”叫秋先，在我国的文学形象中，是并不多见的。作者如此重笔描绘，难道仅仅是为了表现这一位主人公的爱花和迷花吗？显然不是。其中蕴含的寓意，读者是不难明了的，那就是对美好的幸福的新生活的追求。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把这一愿望当作最基本的人生追求。特别是在黑暗的现实社会笼罩在人们头顶的时候，它往往会表现得特别强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把握这则小说思想题旨，即通过养花人秋先和恶霸张委之间爱护和摧残花卉的矛盾冲突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寄托着人们对于善良美好事物的赞美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及对于邪恶势力的强烈憎恨和无情鞭挞。
小说的上述思想题旨是通过对比的艺术表现方法而展现于读者面前的。这种艺术对比的表现手法，在正、反人物秋先和张委的形象刻画中表现得特别鲜明。全篇围绕着秋先和张委的护花和折花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展开了两个回合的斗争。先是张委带人闯进花园，打人骂人，饮酒胡闹，攀花嗅闻，采摘花朵，摧残花蕊，践踏鲜花；秋先委言劝阻，悲愤难忍，拼死相争。再是张委勾结官府，诬告秋先是王则“谋反”的同党，将他逮捕入狱。在这两个回合的斗争中，作者把秋先的善良、质朴和张委的残暴、凶狠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善良的孤身老人，一个是权势熏天的恶霸，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在这种强烈的艺术对比中呈现出璀璨的光彩。作品开始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叙写秋先的爱花、惜花、热爱生活、努力创造美好生活，既反映出人民渴望和追求理想生活的愿望，同时又为对以张委为代表的恶势力的鞭笞，作了充分的渲染，使读者在审美情绪上和作者产生“共鸣”。
小说充满奇异的幻想和瑰丽的想象，在其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上披了一件神话的外衣，使小说情韵俱长。有人说它是“荒诞”，其实不然。这是作品思想题旨的升华。它似乎在告诉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秋先等弱势群体在邪恶势力的迫害下，无法获得美好的生活，这种美好的生活只有在司花仙女等外部力量的帮助下才能实现。这样的艺术描写，既能更深刻地反衬出社会现实的黑暗，尤其是邪恶势力对人性的摧残，也可更真实地表现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正当权利是正义的事业，只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必然会获得同情和支持，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很显然，这是小说的精妙绝伦之笔，也是作者精湛之艺术功力的体现。这种艺术描写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拟人手法的熟练运用。作者在描写秋先的百花园遭到摧残时，等张委这帮恶徒走了之后，秋先望着美丽的鲜花被“践踏得凋残零藩，尘垢玷污，心中凄惨”，不由放声痛哭。他的惜花志诚感动了司花仙女，仙女来到痛哭的秋先面前，施展仙法，让花又重上枝头，而且比原来开得更为鲜艳夺目。当张委以秋先用妖术煽惑百姓的罪名告到官府，欲置秋先于死地时，司花仙女又及时赶来，在秋先梦中教他修仙之道，并大施仙法，将陷害秋先的张委“两脚朝天，不歪不斜”，倒插在粪窖里死去；将串通官府的张霸用梅根绊倒，使他跌得头破伤重死去。大尹看到张委和张霸的下场，也猛然醒悟，不仅将秋先无罪释放，还给了他“印信告示，与他园门张挂，不许闲人侵损他花木”。秋先就遵照司花仙女所教的修仙之法，“日饵百花，渐渐习惯，遂谢绝了烟火之物”。过了数年，司花仙女带着众仙女来接秋先，司花仙女告诉秋先，上帝已封他为护花使者，专管人间百花。但有爱花惜花的，加之以福；有残花毁花的，降之以灾。“秋公向空叩首谢恩讫，随着众仙登云。草堂花木，一齐冉冉升起，向南而去”。
爱惜花木的秋先得道成仙，小说中人物的结局表明了作者的主旨，这正是本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顾春芳 张 兵）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醒世恒言》第八卷。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说是命运也好，或者说是冥冥之中的神灵安排也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则故事，读后几乎令人喷饭。你看，刘、孙、裴、徐四家，三对青年男女，原本在各自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前行，不料一个突然的变故，却使他们全部改变了生活的轨迹，而且涉及的是他们的终身大事和家庭的命运。而这一切，全凭一位“又正直，又聪明，怜才爱民，断狱如神，府中都称为‘乔青天’”的乔太守所“摆平”，最终难题解决，矛盾消解，四家相安无事，三对男女满意，皆大欢喜。这岂不是天大的奇事？
然而，这一天大的奇事却是真实地发生了的。其证据是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之一《因兄姊得成夫妇》。相比我们在“三言”中看到的小说，虽然它要简单得多，况且故事的发生地，主人公的姓名等又都有不同，特别是在情节中少了后来出现的裴、徐两家，遂使这则小说原始的本事相应显得很是单薄。不过，这则小说的基本艺术框架已经成型，为艺人的加工编写奠定了文学的根基。我们不得不佩服冯梦龙等艺人或者文人们的杰出智慧和文学才华，体现在此小说中的故事编织技巧在当时绝对是世界第一流的。
从《醉翁谈录》到“三言”，话本小说的艺人们在市井间反复演出的基础上，已把这则小说所要描绘的婚姻纠葛变得十分复杂：刘璞聘珠姨为妻，不料生病，其父欲娶媳冲喜，孙寡妇不愿耽误女儿终身，就叫儿子孙润代姊出嫁。谁知成亲那日，刘家却叫女儿慧娘出来拜堂、伴眠，遂使这一对本不相识的青年男女成了“巧合夫妻”。此事被刘母发觉后，忍痛责打女儿，李都管把这“丑事”张扬出去之后，又激恼慧娘的未来公公裴老九前来争闹，并诉讼到官。乔太守审出实情后，断案将慧娘判与孙润，珠姨判给刘璞，徐文哥判与裴政，三对男女各得其所，四家也都欢喜而归。全篇似乎是一出大喜剧。
然而，读完全篇，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至少在我看来，仿佛在心上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几乎喘不过气来。难道婚姻可以当儿戏？它绝对不是一出大喜剧，而是一出大悲剧。个人的终身大事为什么要由乔太守来定夺？作为婚姻当事人的个人权利又体现在何处？……透过全篇，我们明显能够感到作者是在正戏反唱，把一出浸润着当事人血泪的人生大悲剧当作喜剧来演出，明快诙谐的文字中无不充满着调侃和嘲笑的意义。小说标题中的“乱点鸳鸯谱”，特别是其中的“乱点”两字，不就非常鲜明地“点”明了他的真正态度了吗？说到底，他要调侃的是那位所谓“怜才爱民”的乔太守，而要嘲笑的则是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而笔者所见到的不少文章中却表现了对小说的误读，这其实是对作者和历史的不尊重。
读者不难看到，这则小说在流传过程中也被涂抹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这类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仅以乔太守的判词来说吧，它绝非宋代理学家们所能写出。其中的一句“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是针对孙润和慧娘之私情而言的，他非但对两人的越轨行为没有丝毫的指斥，而且还用了上述的文字对他们作了辩护，这实在有点出人意外。其实，孙润和慧娘的私情，不要说是在崇尚“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社会中来说，是违背社会公认的道德伦理的行为，应该得到批评和斥责。作为封建官吏的乔太守，至少不应该如此鼓励。就是今天人们的道德水准大为提高的社会里，这类私情也常被视为逾越道德底线而受到舆论的广泛谴责。而乔太守的判词却显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以及对人的欲望的追求的充分肯定，与晚明时代涌动的那股进步思想潮流完全契合。此外，如孙润在和慧娘的对话中说：“你想，恁样花一般的美人，同床而卧，便是铁石人，也打熬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过？”等等，有着浓郁的尊情重欲、追求个性自由的晚明时代的特征。
“奇”是构成这则小说情节结构的美学思想的核心。这是许多研究者已经无数次论证过了的，无须在此多加饶舌。不仅如此，我认为“乱”也是它在情节组织艺术中的鲜明特征。这里所说的“乱”，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指小说故事情节的繁富和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在全篇不算太长的篇幅中，弟代姊嫁，姑嫂拜堂，刘、孙两家的计中计，错中错，巧妙争斗，让人目眩神迷。但由于作者较好地采用了虚实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孙润和慧娘的结合为主线，详写实写；而对另两对青年的婚姻则作为副线，简写略写。这样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互得益彰，使丰富的情节既充满着起伏的波澜，步步生花，腾挪跌宕，摇曳多姿，又经纬分明，一丝不乱，顺情合理，意趣盎然，织成一张精巧的情节之网，将小说所描摹的这幅封建社会中男婚女嫁的社会风俗画，点缀得分外妖娆。
注重细节的描写，是这则小说的另一艺术特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的细节描写还显得十分真实，他把这个看似荒唐的故事渲染得有声有色，真实可信。例如，孙润的男扮女装，作品先是特意点明他“美如女子”，“装扮起来，果然与女儿无二”，接着又交代其一双大脚用“把地长裙遮了”，但右耳没有环眼，只得“贴上膏药”，以作生疳疮之状。如此细针密缝，较好地弥补了在特定情境下活动的人物违背“常理”的某些行为。艺术的真实，常会激发人们对生活真实的回味，使这一则翻空出奇的小说，不至于太过离奇。以假乱真，似乱不乱，它的全部艺术奥秘即在于此。
本篇小说还通过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从而引导读者窥透其心灵深处之秘密，使小说富有艺术情趣。如孙润和慧娘的“巧合夫妻”的一节，把两人的心理活动细致地描摹出来了，这为以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行为在预先埋下了伏笔。诸如此类，在“三言”之前的小说中，也是难以看到的。对此我们应当格外珍惜。
（张 兵）
施润泽滩阙遇友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醒世恒言》第十八卷。
中国封建社会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社会不断动荡，原先被压制的异族见有机可乘，不断骚扰和侵略中原大地，使社会处于持续的战乱和分裂之中。在思想上是理学的崛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以图窒息人的自我和个体生命。大量破产了的农民逐渐进入城市，形成了一个具有新特点的市民阶层。以经济为先导，以思想为突破口，开始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冲击旧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宋代社会的悄然滋生，直至明代中、后期才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尽管它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恰如地底下运行的烈火，正在酝酿着破土而出。文学是时代的风雨表，对于这种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它极其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这一律动。凭借着蓝色的大海，我国东南地区最早呼吸到这种新兴经济的气息，并且逐步形成了与它的“接轨”。这对长期生活在苏州地区的冯梦龙来说，实在是难得的机遇。这篇小说就是明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市民生活的真实反映。
与“三言”中绝大多数的小说皆改编自前人提供的历史材料或经过话本小说演出市场的反复“过滤”不同，这则小说似乎缺乏其故事本事的来源。据谭正璧先生《三言两拍资料》的辑录，仅有选自《古今谭概》的短短的一条《张生失金》，而这《古今谭概》的编纂者恰恰是冯梦龙本人，而且这《张生失金》的故事发生时代是明代“嘉靖时”，距冯氏生活的年代极近，再说故事的发生地就在冯梦龙家乡附近的盛泽镇，兼之历史上苏州地区蚕丝业的发展情形和小说描写的比照对勘，我颇怀疑这篇小说的创作乃出自冯梦龙之手。小说的故事情节一无依傍，题材新颖，时代感极强，冯梦龙自写的可能性很大。诚然，这一看法还需寻找新的证据来论定。
以冯梦龙的“教化”思想而言，失金还人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对此我们应当充分注意，作者的主要精力和作品的大量篇幅似乎都在向人们昭示着这一题旨。然而，在传统的“发迹变泰”类小说的外包装下，我们看到了全新的内容。这正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夹在新旧思想中间的冯梦龙提供给人们的特定的精神产品。尽管它还比较粗糙，但迎面扑来的时代新风在时时吹拂着人们的脸面。透过这则小说的具体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晚明时代社会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面。
一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的盛况。这一点，作者笔下的盛泽镇是个确切的缩影。你看：“镇上居民绸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小说为人们描绘的这种真实的社会生活画面，是当时经济繁荣的生动映现，富有认识意义。倘衡以历史，小说的描写绝非虚构。作者如果不是亲见亲历，也难以对此描写得生动逼真。
二是手工业者经商发迹的形象描绘。这在小说的主人公施复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施复原是镇上的小户，“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过着平稳的日子。后来，他“每年养蚕，大有利息，渐渐活动”，“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由于他懂得经营，不久就成为“冠于一镇”的手工场老板。这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不仅是在“三言”中，就是在诸如文学名著《金瓶梅词话》等小说中，我们也很少能找到这样的艺术人物。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子夜》问世，在文学画廊中我们才又看到了施复这样的新兴商人形象。然而，时间已过了三百多个春秋。在施复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商品经济社会带给市民们的发展机遇：只要搭准社会的脉搏，把握命运的契机，就会获得事业的成功。这对今人来说，也会在思想上产生深刻的启迪意义。本篇小说相当准确地刻画了当时市民们的各种心态。如对施复邻家出卖旧房子的细节描写，就相当具有典型意义：“那邻家起初没售主时，情愿减价与人，及至施复肯与成交，却又道方圆无真假，比原价反要增厚，故意作难刁蹬，直征个心满意足，方才移去，那房子还拆得如马坊一般。”寥寥几笔，十分传神，惟妙惟肖地勾勒出这位卖主的商人气息，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小说全篇的艺术结构采用单线发展的方式，明快、顺畅，有利于表现主人公的发迹致富过程。作者又善于运用“巧合法”，如滩阙巧遇朱恩等，有助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增强故事的戏剧性。但其中也有少数情节，如众鸡报警、买房和盖房的掘地得金等，却又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与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一味地求“巧”猎奇，有时反而会有损于小说现实主义的杰出成就，这也是我们应引以为鉴的教训之一。
（张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