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濛初
【作者小传】
（1580—1644） 明文学家。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波厈，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多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崇祯七年（1634）被任命为上海县丞，分管海防与盐场。崇祯十五年（1642）升任徐州通判，分署房村，负责治理黄河河道。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包围了房村，凌濛初与之激战数日，拒绝投降，最后呕血而死。作有小说《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凌濛初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凌濛初的小说集《拍案惊奇》卷之一。
全篇主要塑造了一个经商者文若虚的鲜明形象。文若虚是苏州人，明代中叶的苏州，是一个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竞争的都市。文若虚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生得十分聪明，“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因此“不十分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的千金家事”，用得都差不多了，才感到该为以后的日子想想了。这时他看到别人经商图利大，时常获利几倍，于是也开始学着做生意。结果弄得“本钱一空”。人们都叫他“倒运汉”，不几年，就把个家产赔得一干二净，连老婆都娶不起。他在苏州的商人社会中是彻底地失败了。但作者并不想让人们失望，他给人们揭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这就是海外贸易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在苏州到处碰壁，又被人耻笑的“倒运汉”，却在海外有了奇遇。一日，他跟着邻近几个专门跑海外做生意的商人出海，在无意中拣了一些别人丢弃的鼍龙壳，后来却发了大财。他又在异国买了一竹篓名叫“洞庭红”的橘子，本想带到船上，一是可以解渴，二是可以分送给众人，以答谢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哪知到了吉零国里，居然卖了一千多个银钱，变为一个巨富商人。千万不要以为这又是一个称颂市民“发迹变泰”的故事，如果剥取披在文若虚身上的这件看似陈旧（在宋元时代却是很新鲜的）的“发迹变泰”故事的外衣，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时代新人，他是晚明时代新思想潮流的一个杰出代表。在文若虚身上，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它告诉人们，其时对财富的欲求，已经成为人们非常正当的要求。小说重在表现人们的这种欲望，并将当时去海外经商的商人们的经济活动，非常逼真地再现在读者的眼前。在明代小说中，这是一篇极具时代特色的著名作品，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本篇小说的故事源于周元玮的《泾林续记》。但与原著相比，凌濛初作了较大的改动。他不仅改变了主人公的姓名，添加了许多情节，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作品的思想主旨。在《泾林续记》中，周元玮把闽广的一些泛海商人视为“奸商”，予以否定。而在凌濛初的笔下，泛海商人张大等被描写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的正面艺术形象。
凌濛初生活的时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李贽曾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闻也。”（《李氏文集》卷九《明灯道古录》卷下）又说：“且商贾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结交于卿大夫之方，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焚书》卷二《与焦弱侯》）正是在这股进步思想潮流的涤荡下，晚明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已改变了我国传统文学中为富不仁的“奸商”和“重利轻别离”的行商等传统的模式，还其以士、农、工、商“四民业异而同道”（《阳明全书》卷二五）的本来面目。请看《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中凌濛初对商贾的作用和禁商危害的评析：“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作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自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的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越高。”在这段话中，作者并不否定商人的“趋利”本性，但又肯定了他们的经商活动能缓和粮荒，平抑物价。这种对经商活动的肯定，是时代赋予凌濛初的智慧，也是他创作这篇小说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中，他更进一步认为：“商贾为第一生业，而科举反在次第。”在这种重商思想的影响下，原先的那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旧观念已让位于“经商也是善业”等新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在本篇中同样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作者描写“波斯胡”宴请众海商，排座位时，“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文若虚因为没置办货物，只得“坐了末位”。后来“波斯胡”发现了他带来的价值连城的鼍龙壳，又把文若虚尊为头一席。这些形象化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人们新的价值观念。
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非常推崇冯梦龙的“三言”，认为是“颇存雅道，时著良规”的佳作。他所说的“雅道”和“良规”，显然是指市民理想中的伦理标准和道德观念。在利欲横流的晚明社会，不少人为了聚敛财富而巧取豪夺，甚至不惜杀妻弑父，采用各种残忍的手段，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凌濛初对此十分不满，所以在这篇小说中肯定经商立业的人生道路时，还赞扬了文若虚对财欲的“知足”。小说结尾处，作者特意让获得了意外富贵的文若虚说：“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白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而张大等人皆说：“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综观全篇，作者在表现文若虚的“忠厚”品格上，确是下了一番功夫。当海船回国时，商人们劝文若虚买一点货物回去“换大利钱”。他说：“我是倒运的，将本求财，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今承诸公挈带，做此无本钱生意，偶然侥幸一番，真是天大的造化了，如何还要生利钱，妄想什么？”凌濛初对此评论道：“知足之人，宜有后福。”类似的描写，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凌濛初一再赞扬文若虚“忠厚甚”“平心甚”，如果我们联系小说“入话”中强调的人生发迹是“时也、运也、命也”的思想，无疑会在这种宿命论思想的背后，同时看到作者对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的某种反抗和批判。
运用对比的方法结构故事，是话本小说常见的艺术技巧，本篇可说是一个成功之例。作者在结构故事时，一是将文若虚发迹前后的“极贫极苦”和“百万巨富”的生活作对比。小说在叙述文若虚出海前，特意安排了一节他经营扇子生意的“百做百不着”的情节，以说明这位“倒运汉”的处境维艰。这和小说结尾处写他“子孙繁衍，家道殷富不绝”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由倒运——转运——乘运的历程中，凸显了作品的主题。二是将文若虚和张大等泛海商人作对比。如张大等人都在海外购买了大量“洋货”带回国内，以便觅取大利钱。而此时的文若虚已经有了用“洞庭红”换得的近千两银子，但他“不曾购得一件海外物事”，而且对张大等人的劝说执意不从。海船泊于荒岛，众人不出去，只有文若虚独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才发现了龟壳等等，这都有利于衬托出文若虚的忠厚和对钱财的“知足”。另外，小说中的两段“天空”和“荒岛”的景物描写，渲染了经商者的艰险生涯，也有力地烘托了主题。
（顾春芳 张 兵）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凌濛初
（原文略）
本篇见明代凌濛初所著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卷之六。小说讲述了一个风波诡谲的市井故事。贾秀才有个聪明美丽的妻子巫氏，人品出众，引动了市井光棍卜良的垂涎觊觎。卜良勾结品行不端的赵尼姑，想方设法要将巫氏弄到手。两人设计将求子心切的巫氏以祈祷诵经为由骗进观音庵，用麻药迷醉，实施人身侵害。巫氏受害后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囿于传统的礼法观念，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清白的人再活下去而萌生短见。贾秀才见识明达，告诉妻子她没有过错，而且是受害者，劝阻了她自杀的念头。二人决心奋起反击，用自己的力量去报复奸徒。他们设计了一条“移花接木”之计，最终让两个奸狡之徒卜良和赵尼姑糊里糊涂地丧了命。
虽然小说中出现了“观音托梦”的虚幻情节，但是从整体上看，它仍然属于一篇写实的文学作品。卜良和尼姑的行径代表了市井中损人利己、狠毒狡诈的人性暗流，他们的无耻和狡诈每每让善良的人们防不胜防，深受其害。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的贪欲和不义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然而这血腥浓郁的结局又令人感到那样沉重肃杀。
本篇的格调冷峻瘦硬，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渲染夸张之笔。小说对两个主要“事件”——良家妇女的无端受害以及两个不逞之徒的不光彩结局，全部用近乎平铺直叙的冷静笔调写出，从这份不动声色的冷静平淡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于人生百态的富于理性的观照目光。作者对生活中正与邪、善与恶的冲突有着敏锐深切的感受，以犀利细致的笔触揭示着人欲横流的社会里所泛滥滋生的市井恶行，无论是无辜者的备受伤害还是作恶之徒的混沌之死，都是那样令人触目惊心，让我们感受到晚明时期白话小说所达到的写实主义深度，和对于传统小说美学风格的突破。
美国学者韩南认为凌濛初的小说一个主要的特色是揭示世人的“愚行”——人们如何被形形色色的贪欲所迷惑，轻信各种骗术，作出荒唐可笑的事情，给自己造成严重损害。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通过他的小说所要表现的，是一种“警世”之心，告诫世人勿蹈愚痴者覆辙，而应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人生。
抨击愚行的另一面就是推崇智慧。凌濛初的小说有明显的推崇智谋的倾向。在凌濛初的众多小说中，有对痴人的调侃挖苦，也有对聪明才智之士的首肯赞扬。就像他的“愚行小说”展示了贪痴蒙昧怎样让人轻蹈险境，走向毁灭，他的“智谋小说”也描写了聪慧有智的人们如何战胜邪恶，保全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例如《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和《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等。本篇显然也是属于赞美智谋的一篇。贾秀才和妻子巫氏本来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但是由于市井光棍和无良尼姑的阴谋陷害，使他们的家庭几乎遭受覆灭厄运。不过夫妻二人同心合谋，巧妙地报复了奸险恶徒，度过了这一场重大危机。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贾秀才夫妻这样聪慧坚强的平民人物，充满喜爱赞扬之情，将他们塑造得品行坚贞、头脑清醒、互爱互助，让他们最终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厄运，获得幸福生活。这样的人物显然是出类拔萃的，也是生活中的强者。
（孙丽华）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凌濛初
（原文略）
此篇小说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一。小说通过贪婪卑劣的常州太守柳某，为了强占白居易手书的《金刚经》，耍尽手腕、费尽心机、诬陷栽赃、殃及无辜僧人的故事，揭露了明朝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因果报应思想。
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明一暗，泾渭分明。明线叙述吴中太湖洞庭山某寺为度粮荒，不得已用镇寺之宝《金刚经》当了五十石米。幸得相国夫人好善，不仅施了斋米，而且把《金刚经》原物奉还。负责经办此事的僧人辨悟当然喜不自胜，不料回寺途中，《金刚经》首页奇怪地被湖面旋风吹得无影无踪。不久，又经历了柳太守胁取《金刚经》的风波，此后在一渔翁处重见首页，经卷终于完好如初。暗线则集中在常州太守柳某身上，因一幕僚偶然提及苏州洞庭山某寺的《金刚经》价值千金，太守欲据为己有，然鞭长莫及，苏州府不是他的辖地。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意外拿获了一名苏州府江阴县的劫盗，于是柳太守施展出看家的本领，不惜与劫盗暗中勾结，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寺院住持，谋取《金刚经》。只因绞尽脑汁巧取豪夺来的经书缺了首页，加上整部经卷亦因年代久远而显得晦黑，在众人的劝说下，柳太守退还了经卷。
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的经书《金刚经》是故事情节发展的“纽结”点，所有的矛盾冲突都围绕这部经书而展开，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使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经卷乃是寺里的镇山之宝，作为僧人，当然知道它的价值，只因天灾人祸，他们不得不两度把经书交出来。天灾看似粮荒所致，实则昏官固执无能使然；人祸便是柳太守的肆意掠夺。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僧人哪有力量来抗争，他们只能选择逆来顺受，选择屈服。当辨悟从原差那里打探到师傅坐牢的原因，告知住持，住持说道：“既是如此，快去取来送他，救我出去罢了。”这里一个“送”字，却是神来之笔，明明是太守巧取豪夺，是强盗般的卑劣行径，而且经卷在僧人心目中的地位何等崇高，他们怎么会愿意送呢？一个“送”字体现出僧人面对贪官之万般无奈的情状。
常州太守柳某，虽在文中着墨不多，却是一个关键角色。在这个反面人物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官吏丑陋肮脏的灵魂。他贪得无厌，见钱眼开，以索取《金刚经》为藉口，大肆收受贿赂；他阴险狡诈，为了谋夺《金刚经》，不择手段，置王法于不顾，强夺硬逼；他不学无术，凭着自己的主观判断对《金刚经》妄加评说，令人贻笑大方。他完全是封建社会腐朽吏治的产物，是形形色色昏聩腐败的封建官吏的一个缩影，通过这一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封建吏治的腐朽。
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渔翁姚老汉，他的朴实善良跟柳太守的卑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爱惜字纸，念佛诵经，是《金刚经》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的功臣，因而终得善终。在这里，小说宣扬了一种因果报应的思想，虽然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但也表现出世人希望通过修行积德，消除前世罪孽，以图来世回报的心态，反映了人们“劝善惩恶”的愿望。
宋元话本常用“巧合法”把情节组织得合理紧凑，摇曳多姿。作者借助“无巧不成书”的艺术技巧，使小说情节的推进波诡云谲，扣人心弦。其“巧”首先表现在《金刚经》当给相国府后，碰上了慷慨好施的相国夫人，夫人无意间发现了当《金刚经》的簿籍，心生善念，把经书还给寺院。其次，则表现在经卷最终的“完璧归赵”上——就在经卷和僧人均“获释”后，于回寺途中，缺了首页的《金刚经》跟姚老汉捡的一张“字纸”一拍即合。情节的奇巧安排，使得整个故事波澜起伏，十分引人入胜。
艺术上的“巧合”，并不是作者的主观臆造，而是来自对生活的提炼。表面看来，“巧合”似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实在这种偶然性中，又蕴含着某种必然性。正如车尔尼雪夫所说：“偶然性乃是美不可缺少的属性。”（《当代美学概论批判》）所以，高明的艺术家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撷取各种偶然发生的事件，经过艺术的巧合，揭示深刻、必然的生活内涵。
在故事情节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悬念”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犹如投进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本篇叙述僧人辨悟从相国府取回经卷，乘船回寺途中，被风吹去经卷首页，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悬念”。一部价值连城的经卷，缺了首页，确实令人遗憾不已，然而故事接下去没有继续交代首页的下落以及《金刚经》的结局，而是宕开一笔，接写柳太守谋夺《金刚经》的情节，此时经卷的结局还未露出端倪，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悬念”。随着情节推向高潮，才出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逆转，一直悬而未决的“悬念”顿时云开雾散，豁然开朗。还有姚老汉偶然捡得一张“字纸”，后又遇道人指点云：“善守此幅，必有后果”，“后果”是什么呢？这里，作者又设置了一个“悬念”，真可谓“悬念”迭出，环环相扣。直至作品最后才同时揭开“谜底”，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另外，这篇小说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得益于人物的语言描写，语言描写是展现人物丰富个性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特定环境下个性鲜明、风格迥异的语言描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凸显在读者眼前，除了贪婪的柳太守、朴实的姚老汉，还有软弱的住持、颇工心计的辨悟、慷慨好施的相国夫人、势利的严都管、凶狠乖戾的解差等，无不通过细腻传神的语言描写来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文中写到严都管开始对《金刚经》不屑一顾，后来看到自家主人的名字也在上面才肯当五十石米，他说“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严都管的一句话，已把他狗仗人势的势利性格淋漓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再看太守吩咐原差的一段话：“你悄地对那徒弟说，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金刚经》来，救你师傅，便得无事。若稍迟几日，就讨绝单了。”这段话，使柳太守利欲熏心的丑陋嘴脸一下子暴露无遗，可以说是于不经意之间将人物刻画得穷形尽相，达到了小说艺术语言描写的最高境界。语言是人物性格的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可以展现人物真实的自我，从而使小说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储卫忠）
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
凌濛初
（原文略）
此篇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五。卷末的煞尾诗“小时了了大时佳，五岁孩童已足夸。计缚剧徒如反掌，直教天子送还家”，饱含了凌濛初对小说主人公南陔由衷的赞美之情。
晚明，是一个物欲横流、价值多元的特殊时代，是一个充满诱惑与刺激、堕落与犯罪，同时也是充满希望与变革的时代。作为晚明社会的主角——广大的市民，在无法改变社会现状的前提下，便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某些理想化的人物身上，这些理想化的人物，被赋予惊人的智慧和杰出的才能，是一群不同凡响的优秀人物。凌濛初和其他晚明进步作家一样，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这一新的变化，在他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两拍”中，塑造了像贾秀才（《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周国能（《小道人一看晓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及本篇主人公十三郎南陔等一系列形神皆备、充满智慧和才能的艺术形象。对于市民阶层中那股追求理想化的人物，推崇智慧才能的思想潮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代“三言”的编纂者冯梦龙在《智囊补·序》中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另一位文学家张明弼也曾经这样说：“天地黝黑，谁为照云，日月火也；人事黝黑，谁为照云，智也。”可见注重智慧和才能，是晚明时代进步作家的共同心声。
故事通过南陔这个形象，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新兴市民对后代的期望和憧憬。故事讲的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南陔由家人背着去观灯，被拐子趁着拥挤混乱劫走，途中他机智地拦官轿呼救，得以脱险。后由宦官“中大人”带进内宫，拜见天子。南陔告诉天子捉拿拐子的线索，很快将拐子团伙拿获。官府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连带勘破了宗王之女真珠姬的拐骗案，皇上惊喜不已，赐以厚礼，遣“中大人”将南陔送归家中，与家人团聚。
小说的主人公南陔，是一位“神童”，他机敏过人，极小的年纪竟表现得如此成熟冷静，处置得当，非寻常孩童所能为。当他发现被人拐走时，本待声张，因见左右并无一个认得的熟人，便先藏起插满珠子的帽子——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也不言语，也不慌张，却像不晓得甚么的”。这是他故意麻痹拐子，避免打草惊蛇，寻找最佳的脱身时机。将近东华门，看见四五乘轿子叠联而来，知道其中必有达官显贵，于是“伸手去攀着轿幰”，同时大声呼救，这里“藏帽”和“拦轿呼救”两个细节，写得相当凝练，一个机智聪敏、当机立断的“小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南陔见驾一节，神宗皇帝和南陔的对话极为精彩，进一步凸显出南陔机敏沉着的性格，他答话得体，出语惊人，思路清晰，使得皇上又惊又喜。在这里，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烘托”的写法，皇上越是惊喜折服，越能体现南陔的聪慧可爱。如对神宗皇帝“喜得跌脚欢忭”“大加惊异”“惊喜”“大惊”等一连串的神态描写着力烘托了此儿之奇，一唱三叹，层层烘托，步步深入，收到了良好的喜剧效果。
南陔讲述他在拐子背上“缝线插针”作为暗号的一番话，是文章最精彩的一笔：
臣被贼人驮走，已晓得不是家里人了，便把头戴的珠帽除下藏好。那珠帽之顶，有臣母将绣针彩线插戴其上，以厌不祥。臣比时在他的背上，想贼人无可记认，就于除帽之时，将针线取下，密把他衣领缝线一道，插针在衣内以为暗号。今陛下令人密查，若衣领有此针线者，即是昨夜之贼。
这里的“缝线插针”是全文最重要的一个“关目”，也将南陔的聪明机智表现到了极致。作者在内容的安排上，没有采用顺叙的手法，于南陔藏帽后就接写“缝线插针”的内容，而是通过补叙交待，在南陔与皇帝的对话中道出，令人拍案叫绝，为南陔小小年纪便有如此见识而钦佩。也正是这个“关目”，剧贼得擒，沉案得破，推动情节不断向前发展。
诚然这篇小说对南陔是神化的，他的言谈举止，明显带有成人化的倾向，但这样的艺术加工并没有使读者感到突兀虚假，反而增加了艺术的真实。南陔的出现，不仅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使众多话本小说的人物脸谱中，平添了一个可爱可敬的“小英雄”形象。
这是一篇“奇文”。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用“谲诡幻怪”概括了“两拍”的艺术特色。所谓“谲诡幻怪”就是追求小说故事的新奇，具有“新听睹”“佐谈资”的艺术魅力，从而征服读者，使之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凌濛初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能情不自禁地“拍案惊奇”。因为新奇，小说才富有生命力；因为新奇，小说才能发挥文学的愉悦功能。所谓“文奇则传”，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凌濛初在“两拍”中追求的“谲诡幻怪”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晚明的文学风尚。例如在“两拍”中有像“杨抽马”那样的“奇人”（《杨抽马甘清仗 富家郎浪受惊》），蒋霆那样的“奇遇”（《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好》），还有像《襄敏公元宵失子》那样的“奇文”——一个五岁的小孩，能如此从容地面对剧贼，不仅巧妙脱险，更令人难以置信地施计“擒贼”，天下竟有如此智慧非凡的神童，岂不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奇文”！当然凌濛初所追求的“奇”，通常“奇”得恰到好处，“奇”得令人心悦诚服，是“奇而不妖”。话本小说中的求“奇”往往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这篇小说多处采用了对比的写法。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谈到对比手法时说过：“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充分肯定了对比的方法在描写和刻画人物性格时的作用。通过对比，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富有张力；情节的进展起伏有致，曲尽其妙。小说一开始写襄敏公失子之后显得胸有成竹，不急不躁；而其他家人则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这一对比实为襄敏公先见之明的“伏笔”。接着是两桩同在元宵之夜发生的拐骗案的对比，一个是大臣之后，另一个为王室的金枝玉叶，作者巧妙地安排两人面对同一伙剧贼。南陔凭着机警聪明，演绎了一场“计缚剧徒”的大好戏，不仅毫无损伤，而且深受皇上皇后恩宠，“载誉归来”。而真珠姬在遭歹徒暗算后，显得束手无策，听任歹徒摆布，受尽欺凌，最后“落荒回家”。这两位名门之后不同经历的强烈反差，对于突出南陔人物性格，具有其他写法无可媲美的作用，这完全得益于“对比”的巧妙运用。
小说以大团圆的传统手法收尾，充满喜剧效果，使文章前后呼应，水到渠成，将市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塑造得更加完美，蕴意深长。
（储卫忠）
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
凌濛初
（原文略）
此篇小说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九。
小说由近二十个互不相同的小故事连缀而成，实际上是故事中套故事，小故事汇成大故事。每一个故事皆有一定的起因，结局交代较完整，多侧面表现神偷懒龙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恪守信用。他足智多谋、神通广大，偶尔也耍点小手腕。懒龙欲取大商金银，酒后误入一贫寒夫妇家，夫妻俩正为还债之事愁眉不展，神情惨然。懒龙挺身而出，好言相劝，并连夜动手劫得金银帮助他们，实属大义。为帮助另一穷困潦倒的贫儿，他施展看家本领，甚至差点断送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懒龙既行侠仗义，扶危济贫，又富于正义感。他应允狡诈的吴江知县偷盗察院印信，好让知县捏住察院把柄，逃脱丢乌纱帽的干系。可懒龙躲在木梁上时窥得“巡按爷烛下批详文书，运笔如飞，处置极当。这人敏捷聪察，瞒他不过的”。劝知县送还印信，弥补漏洞。结果知县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最后被革职罢官，身败名裂，后悔当时不听懒龙规劝，深为懒龙的见地而叹服。
懒龙的来历颇不寻常，是其母梦中与神道交感孕育而生的，故本领非凡，再加上自小就会着了靴在壁上走，又会说十三省乡谈，夜间可以连宵不睡，鞋底中用稻草灰做衬，走路毫无声响等几样稀奇本领，更使得他神通广大，而且他足智多谋，临阵不乱，即使遇到凶险，也能逢凶化吉，巧妙摆脱，侠客身手，可见一斑。懒龙行窃时被关橱内，学鼠咬衣裳之声方得脱身；偷银箱时被妇人把脚抱住，他急中生智，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狠掐其丈夫之脚，又告得手；夜里行窃衣铺时，被人发现，先是遁入常人不注意的酱缸，旋即巧用足印蒙蔽捉贼的家人，偷到衣物后又被众人撞见，为摆脱众人纠缠扔出一个事先编好的“包”，就在众人你夺我抢地层层将此包剥开时，他早已开溜了，真是聪明绝顶，出手不凡。
当然浪迹江湖的懒龙有时亦喜欢卖弄两下，显显身手，甚至耍点小手腕捉弄人。他巧扮指挥，乘军士困倦昏盹之际提走鹦鹉；“调虎离山”拿得赌儿枕下铜钱；假借竹管、猪脬等道具吊上酒家翁的锡酒壶；他扯锦被藏纱帽，戏米店老板，花样十足，诡计多端，着实令被耍之人匪夷所思，心悦诚服。读者读着这一个个小故事，常会忍俊不禁，为懒龙的机敏过人而击掌叫好，并又产生阅读下去的强烈愿望。
卷中有一首五言诗：“谁道偷无道，神偷事每奇，更看多慷慨，不是俗偷儿。”昭示了本卷的主旨，那就是：“盗亦有道。”即懒龙所行乃是有道的行径。他的偷盗跟一般意义上的偷盗是有所不同的，根本没有私心杂念，不是为了自己聚敛财富，纯粹是为了反对世间的贫富不均而行，“损有余，补不足”，他的所行完全是出于一个“义”字，劫富济贫是义，言而有信也是义，特别是憎恶那些“悭吝财主，无义富人”，更体现了懒龙的是非观，那是一种侠客式的不求回报的“大义”之所在。懒龙所到之处，但得了手，均在墙上画上一枝梅的记号，既表现其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豪爽，又是对当时污浊社会的戏谑嘲讽。“梅”是高洁的象征，懒龙以梅题壁无疑暗示了他高洁的心志，有着“世人皆醉我独醒”一般的冷静，于嬉笑怒骂、施展身手间保持清醒的头脑，所以他成为百姓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乃是众望所归。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神偷懒龙已成了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是一个既与我们的生活贴近又遥不可及的理想化人物。比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那些“偷儿”形象，懒龙更显得血肉丰满，为读者所喜爱。
在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本篇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是积极向上的，其进步性、批判性鲜明突出，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仗义疏财、劫富济贫又有点玩世不恭的“神偷”形象。这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跟那些峨冠博带、道貌岸然，实则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宣泄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现实，尤其是封建吏治的嘲讽和不满。
话本作为适合口头表演的一种文学形式，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其内容必须“新奇”，故事情节必须引人入胜，结构以精巧见长。根据《醉翁谈录》记载宋代说话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缀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它是一种通俗作品，读者、听众的文化层次并不很高，为了满足他们消遣娱乐的需要，话本在追求离奇的基础上，一般都明白易懂。如懒龙在古墓残棺间捡得宝镜一块，好比孙悟空得东海龙宫擎天柱一般，为他今后施展身手更添了一臂之力，是非常符合市民们的欣赏口味的。这里所选取的故事情节，没有繁文缛节，体现了短小精巧、引人入胜的特点，从而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懒龙在苏州城里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传奇事迹，既似曾相识，又新鲜离奇。
小说写的既是偷儿，人物的动作描写细致传神，非常准确地刻画了神偷懒龙高超敏捷的身手。如写懒龙被锁衣柜时模仿老鼠咬衣服声、施计让老妇开柜门那一节：“才开得门，那挨着门口包儿先滚了下地，说时迟，那时快，懒龙就这包滚下来头里，一同滚将出来，就势扑灭了老妪手中之火。老妪吃惊，大叫一声。懒龙恐怕人起难脱，急取了那个包，随将老妇腰处一拔，扑的跌倒在地，望外便走。”整个动作洒脱连贯，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就在老妇迷惑之际，懒龙早已远走高飞了。另外，小说中人物的动作描写有时几乎令人忍俊不禁，如“智取锦被”一节：“懒龙倏忽闪烁，已杂入众客铺内，挨入被中，说着闽中乡谈，故意在被中挨来挤去。众客睡不像意，口里和罗埋怨。懒龙也作闽音，说睡话。趁着挨挤杂闹中，扯了那条异锦被，卷作一束。就作睡起要泻溺的声音，公然拽开舱门，走出泻溺，径跳上岸去了。船中诸人一些不觉。”这里的“挨”“挤”“扯”“卷”等动词活灵活现地将懒龙浑水摸鱼，乱中取被的情景描绘了出来，其动作真有狸猫般的灵活。细微传神的艺术描写，有利于展现小说的思想主旨。
正如《醉翁谈录》里面有一首诗提到宋代讲唱小说故事的情形所说：“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讲论只凭三寸舌，称评天下浅和深。”这首诗的前两句，透露了“话本”文学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一部分是以男女爱恋为主题的作品；另一类则是有力表现“月黑风寒壮士心”的主题——像《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神偷寄兴一枝梅》即属这一类。
（储卫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