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振伦
【作者小传】
明小说家。字春华，号秦淮墨客、空谷老人。万历时南京人。作有小说《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续英烈传》等。
孟良金盔买路
纪振伦
——《杨家府演义》第五卷第一回
却说孟良不日到了五台山 [1] ，见五郎道破天门阵一事，乞下山相助之意。五郎曰：“前者澶州救吾弟后，回到山来，一心皈依佛教，扫除尘缘，那肯复临阵伍，伤吾之行。汝今又来缠害何也？”孟良曰：“此非小将己事，上命差遣，不敢不来。望师父念本官勤劳王事情分，勿辞一行。”五郎曰：“萧天右、萧天左乃二逆龙精降生，天右已被我除之，天左尚在。此孽障不比天右，若还我去，毕竟调我战他。我今思忖，惟木阁寨后有降龙木二根，得左一根与我为斧柄，便能降伏此人。汝若能求得此木，旋即下山。不然，去亦无益。”孟良曰：“师父果若要之，小将敢辞劳苦，只得前去求来。”五郎曰：“汝速去求来，吾亦准备下山。”孟良辞别五郎，竟往木阁寨而去。
却说木阁寨主，号定天王，名木羽。有一女名木金花，又名木桂英，生有勇力，曾遇神女传授神箭飞刀，百发百中。有一日与众喽啰打猎，射落一鸟。有诗为证：
结队纷纷出寨东，分围发纵势豪雄。
龙泉 [2] 光射腰间剑，鹊血 [3] 新调手内弓。
犬带金铃飞草际，鹊翻锦翅没云中。
平原十里秋风冷，沙草萧萧半染红。
木桂英游猎之间，只见一鸟飞过，拽弓射之。那鸟应弦而落，恰落于孟良面前。良拾之而去。行未数步，忽有五六喽啰赶来，叫声：“好好将鸟还我，饶汝一死。”孟良听得这话，停步不行。喽啰近前来捉孟良，被孟良拳起脚踢，打得那些喽啰抱头乱窜，奔忙报知桂英。桂英与众喽啰追赶孟良。孟良听得后面喧嚷，知是贼众赶来，取出利刀，挺立待之。忽桂英到，大骂曰：“这狂夫！敢如此胆大，却来俺这里逞英雄也！”孟良亦不打话，舞刀来战桂英。桂英举剑迎之。连斗数十合，孟良见喽啰拥来，恐被所伤，遂扭身奔走。桂英与战，见其刀法熟娴，疑是诈败，遂不追之，只与众人退守隘口。孟良进退不得，遂谓喽啰曰：“吾将所拾之鸟还汝，汝开路放我过去也罢。”喽啰曰：“汝才逞英勇，如今缘何就小心了？但汝来错了路，谁不知道要过木阁营，须留金与银。倘无钱买路，休道一日，就是一年也过去不得！”孟良闻说自思，我来与他求木，连性命也难保了。只得取下金盔递与喽啰，以作买路之资。喽啰奉与桂英。桂英既得金盔，令开路放他过去。
孟良急奔回寨，见六郎道五郎要斧柄及将金盔买路一事，尽行诉说。六郎曰：“此等泼妇，甚是可憎！”宗保曰：“儿愿与孟良同去取来。”六郎曰：“恐汝不是其敌。”宗保曰：“随机应变，爹爹不必罣虑。”那日与良引军二千，竟到木阁寨外呐喊。木桂英闻知，乃全身披挂，引军鼓噪而出。宗保曰：“闻汝寨后有降龙木二根，乞求一根与我为斧柄。待破阵之后，遣礼相谢。”桂英笑曰：“汝要求木，胜得手中宝刀，莫说一根，两根俱奉。”宗保与孟良言曰：“狗妇出言如此不逊，待我捉之，自往砍伐，何必恳求于彼！”乃挺枪直取桂英。桂英舞刀相迎。交战十数余合，桂英卖个破绽，拍马佯败，走过山隅。宗保乘势追之，桂英抽身转回，拈弓暗放一箭，射中其马。宗保落马，桂英近前活擒而去。孟良随后赶上救应，寨上矢石交下，不能前进。孟良曰：“我等不可退去，必要寻个计策，救出小将军回营。”众军依言，遂扎住于阁下。
却说木桂英捉得宗保入帐，令喽啰紧紧绑缚。宗保厉声曰：“要杀便杀，用此苦刑何为？”桂英见其生得眉目清秀，齿白唇红，言词激烈，暗忖道：“若得此子匹配，亦不枉生尘世。”密着喽啰将匹配之事道之。喽啰道知宗保，宗保寻思半晌：“我要求彼之木，今不应承，死且难免。莫若允之，以济国家之急。”乃曰：“蒙寨主雅情，愿从其命。”喽啰以肯就回报桂英。桂英大喜，亲释其缚，扶起宗保相见，令左右整酒款待宗保，对坐欢饮。酒至半酣，忽寨外喊声大振，人报宋兵攻击甚紧。宗保曰：“蒙寨主与生既效鸾凤，事同一体。乞开门说与部下知之，以安其心。”桂英然之，令喽啰开门，以此情说知宋兵，放孟良一人入帐来见。孟良见宗保与桂英对席而饮，曰：“小将军在此无限喜乐，却把我众人胆亦吓破矣。”宗保将成亲之事道知孟良。孟良曰：“军情紧急，待暂辞别，容后日再来成就何如？”宗保哀告桂英，桂英曰：“郎君要去恁紧，明日即当送行，不敢久相淹留。”次日，宗保与桂英求降龙木，桂英曰：“郎君且回，待妾送来，以作进身之资。”直送宗保至山下，俱有恋恋难舍之意。宗保曰：“我倘遇难，请救应，幸勿推辞。”桂英领诺而别。有诗为证：
郎才女貌两相宜，洞府摇红烛影辉。
一夕恩情山岳重，临歧不忍遽分离。
宗保引众军回见父亲，言曰：“不肖去木阁寨与桂英交锋，误被暗箭伤马，遂擒儿而去。复蒙不杀，强逼成亲，儿亦无奈，只得允从。今特来请罪。”六郎曰：“得木来否？”宗保曰：“未有。桂英道他亲自送来。”六郎大怒曰：“我因王事倥偬 [4] ，起处不遑。汝今求木，又未得来，乃贪私欲而忘君亲。予何不幸，养出此不肖之子，要他何用！”喝令推出斩之。左右以宗保正在绑缚，令婆闻知，急出言曰：“宗保虽犯军令当斩，但目下正要破阵，且姑留以备用也。”六郎曰：“若非婆婆相救，决不饶汝。权囚禁于军中，待破阵之后取出问罪。”孟良跪下告曰：“请将军息怒。小将军之事，诚不得已。既被其擒，已为笼中之鸟，又且欲求其木，此时安敢不从？乞赦其囚禁。”六郎竟不允，将宗保囚了——宗保所以被囚者，六郎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也。次日，孟良密入禁中见宗保，言曰：“适见钟道士，言小将军有二十日血光之灾。今在此受禁，亦准折 [5] 了。没奈何，只得忍耐。”宗保曰：“父亲冤屈我也！吾之所为，汝尽知之。但我在此想来，桂英甚好才能，得他来相助，大有利益。汝今再往见之，一者求木，二者叫来助吾出阵。”孟良领诺，辞别而去。
这是明代讲史小说《杨家府演义》第五卷的第一回。《杨家府演义》全名《杨家府忠勇通俗演义》，叙北宋杨业一家五代为保卫大宋江山，抗击辽及西夏的入侵，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故事。杨业是历史人物，北宋名将，《宋史》中有传，所以一般以这本《演义》为历史小说；但它的虚构成分比《三国演义》更多了许多，所以有的文学史家以之入英雄传奇类，也有一定道理。
《杨家府演义》虽然有一些史传作依据，但主要是在宋元民间传说、话本、戏曲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对后世同题材作品影响很大。数百年来大量以各种形式流传的杨家将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戏曲、曲艺，差不多都从其中取材。应该说，比起《三国》《水浒》等名作，它在艺术加工上还比较粗糙，作品还只是提供了若干情节线索和人物形象的胚胎，刻画是粗线条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活动的表现都不很充分，但是其中有许多闪光的因子，后来的戏曲、曲艺从中发掘出来并加以培植，往往便成为不朽的名作。它称得上是一座藏量丰富、品位很高的文学矿床。
《杨家府演义》的艺术魅力从何而来呢？应该说，首先，在于其爱国主义基础上的英雄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个国人血肉之中的，比起一般的英雄主义，具有更高尚的内涵，更为广泛与强烈的感召力。这就是杨家将故事使人感奋的根本所在。然而还不止于此，杨家将的英雄主义伴有强烈的悲剧性，这是它艺术魅力更为重要的源泉。这种悲剧性不仅在于杨家将大多数成员以血染沙场、马革裹尸结局并无怨无悔，而且在于他们牺牲血肉之躯的同时，还要忍受更加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一是来自自己阵营中包括皇帝、权臣等的误会、背叛与陷害，二是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无可调和的矛盾和因此产生的理性与人性的撞击，尤其是后者。后来的文艺家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许多汹涌着情感波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作品。《孟良金盔买路》这一个段落单独看，悲剧色彩不浓，反倒有些喜剧意味，但它是全书这个大悲剧的一部分，仍然浸润着悲剧精神，是喜中有泪的。
“大破天门阵”是杨家将抗辽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战役，《孟良金盔买路》则是“大破天门阵”里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此之前辽方布下极其疑难的“天门阵”，志在必胜，一举而灭宋。国家处于此生死危亡之际，宋真宗御驾亲征来到三关督阵，更是只可胜不可败。然而统帅杨六郎及其部属却不识阵名，无法破敌，从汴京搬来杨老令婆也无济于事。杨宗保虽遇神授天书识得此阵，却又因内奸出卖而使敌人做好防御准备，宗保因此昏倒，六郎也急出了暴疾。《孟良金盔买路》的情节就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它写的是宋方为破敌取胜所做准备工作的重要内容：取降龙木（所谓降龙木之说，带有神魔色彩。幸而这种色彩没有被过浓地渲染，而使现实的英雄主义精神被冲淡）。取降龙木的过程即是这段书的情节线索。先由五郎提出“降龙木”，然后是孟良和杨宗保去取降龙木，最后是取降龙木带来的后果。其实作者设计这一情节的真实意图是借此引出木桂英。杨门女将是杨家将的一支重要力量，木桂英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者要她在大破天门阵时大显身手，不愿让她出场过于一般，所以写了这么一段很有民间色彩的传奇故事。当然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仍然是爱国主义基础上的英雄主义精神。
这回书分为三个故事段落，第一段是请五郎下山，以提起降龙木这根线索。尽管只是个序曲，写得比较简略，但没有离开全书的基本精神。五郎本是在金沙滩战役失败，父亲、兄弟惨死沙场后心灰意懒，早就“一心皈依佛教，扫除尘缘”了的。孟良提出“望师父念本官（六郎）勤劳王事情分，勿辞一行”，五郎此时内心的矛盾不难想见。但为国为家，五郎终于决定下山。
第二段取降龙木的过程是本回重点。后来京剧和地方戏中的《穆柯寨》（又称《穆桂英招亲》）即取材于此，可见它极富戏剧性。在男主人公杨宗保出场之前，先安排孟良取降龙木失败作铺垫，还写了一个拾鸟引起矛盾的小插曲。“孟良拾鸟”看似是闲笔，其实不是。有了它，便使木桂英的出场亮相有声有色，就像戏曲演员出台前的一阵锣鼓经。接着是杨宗保和木桂英交战，似乎戏场上一阵急急风的锣鼓声伴随着一场开打，一个手段高强的女英雄形象树了起来。而二人成婚，又是情节中的核心。这桩婚姻，在桂英是出于爱慕，在宗保是出于考虑国家利益。到分手时，又有了发展变化：桂英愿献降龙木作为加入杨家将队伍的进身之礼，是向报效国家的事业靠拢；杨宗保已对桂英恋恋不舍，则多了几分儿女私情。这段情节内容是美好的，方式上有浓厚的喜剧意味，都能够给读者以愉悦感。这种国家事和儿女情的喜剧式结合与全书中爱国与舍亲的悲剧矛盾相辅相成，使《杨家府演义》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主题得到充分的展现。
第三段看来情节简单，内在矛盾却相当尖锐激烈。情节上是身为统帅又是父亲的杨六郎，要对违犯军令的部将又是儿子的杨宗保执法判刑，实质上是要写国家利益与舐犊之情在杨六郎内心的矛盾。国家利益是六郎理性的最高原则，舐犊之情是人性至情，两者皆为至重，应该两全却不能两全，大义面前，不得不牺牲的是人之至情，这就将情感波澜推向了高潮。再加上杨宗保的冤枉和必然产生的委屈情绪，使情感纠葛进一步复杂化了。孟良和令婆与当事人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宗保的命运也必然引起他们激烈的情感反应，他们出场劝解，对这一矛盾自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种因素汇聚，使情感蓄积达到了饱和状态。当然这些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后来才被取材于此的京剧折子戏《辕门斩子》发掘出来，其中杨六郎和佘太君抒发内心情感的大段唱词催人泪下。如果没有小说提供的人物和矛盾作为基础，是不会有戏曲的成功的。情节上京剧对小说有所修改。小说中六郎囚禁宗保是“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为了破阵，姑留备用”。这使前面的矛盾似乎是虚晃一枪，削弱了情感的力度。京剧则写六郎对宗保的违纪决不容情，囚禁也改成“立即问斩”，这使矛盾更加尖锐，情绪更加激烈，演出时自然更加煽情。但小说的处理似乎比较符合人情之常，冷静地读来，则更觉细腻委婉，体贴感人。
有了这样的大起大落与曲折波澜，木桂英的出场应该是相当地不平凡了。但作者意犹未尽，还让她和公公杨六郎打了一仗，并且俘虏了他，最后才让她走进了杨家将的队伍。不过这已是下一回书的内容了。
（姚品文）
注 释
[1].五台山：山名，在山西五台县东北，山上寺庙甚多，为著名佛教圣地。
[2].龙泉：宝剑名，又作龙渊。
[3].鹊血：鹊鸟之血，用以涂弓，可使弓性能改善。故良弓亦曰鹊血弓。
[4].倥偬（kǒngzǒng）：困苦，急迫。
[5].准折：抵消。
幸城南面试皇孙承圣谕阻止传贤
纪振伦
——《续英烈传》第一回
诗曰：
治世从来说至仁，至仁治世世称淳。
谁知一味仁之至，转不如他杀伐神。
又曰：
称帝称王自有真，何须礼乐与彝伦。
可怜正统唐虞主，翻作无家遁逸人。
尝闻一代帝王之兴，必受一代帝王之天命，而后膺一代帝王之历数，决无侥幸而妄得者。但天命深微，或揖让而兴，或征伐后定，或世德相承，或崛起在位。以世俗论之，或惊以为奇，或诧以为怪。不知天心之所属，实气运之所至耳。必开天之圣主，名世之贤臣，方能测其秘密，而豫为之计，若诸葛孔明未出茅庐，早定三分天下是也。远而在上者，凡二十一传 [1] ，已有正史表章，野史传诵，姑置勿论。单说这明太祖，姓朱，双名元璋，号称国瑞。祖上原是江东句容朱家巷人，后父母迁居凤阳，始生太祖。这朱太祖生来即有许多征兆，果然长大了，自生出无穷的帝王雄略，又适值元顺帝倦于治国，民不聊生，天下涂炭，四方骚动，这朱太祖遂纳结英雄豪杰，崛起金陵，破陈友谅于江右，灭张士诚于姑苏，北伐中原，混一四海，遂承天命，继了大位。开基功烈，已有《英烈正传》 [2] 传载，兹不复赘。惟即位之后，兴礼乐，立纲常，要开万世之基。后来生了二十四子 [3] ，遂立长子标为皇太子，次子为秦王 [4] ，三子为晋王 [5] ，四子为燕王 [6] ，其下诸子，俱各封王。这长子标既立为皇太子，正好承继大统，为天下之大主，不期受命不永，到了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竟一病而薨。太祖心甚悼之，赐谥号为懿文太子，遂立懿文太子的长子允炆为皇太孙。这皇太孙天性纯孝，居懿文太子之父丧，年才十有余岁，昼夜哭泣，水浆具不入口，形毁骨立。太祖看见，甚是怜他爱他，因对他说道：“居丧尽哀，哭泣成礼，固是汝为人子的一点孝心，然此小孝也。但我今既已立汝为皇太孙，上承大统，则汝之一身，乃宗庙社稷臣民之身，自有事我之大孝。况礼称：‘毁不灭性’ [7] ，若不竞竞保守，以我为念，只管哭泣损身，便是尽得小孝，失却大孝也。”皇太孙闻言大惊，突然颜色俱变，哭拜于地道：“臣孙孩提无知，非承圣训，岂识大意。今当节哀，以慰圣怀。”太祖见了大喜，因用手搀起道：“如此方好。”又将手在他头上抚摩数遍，细细审视，因见他头圆如日，真乃帝王之相，甚是欢喜，忽摸到脑后，见微微扁了一片，便有些不快，因叹息道：“好一个头颅，可惜是半边月儿。”自此之后，便时常踌躇。又见第四子燕王棣，生得龙姿天表，英武异常，举动行事皆有帝王器度，最是钟爱，常常说：“此儿类我。” [8]
一日，春明花发，太祖驾幸城南游赏，诸王及群臣皆随侍左右。宴饮了半日，或献诗，或献颂，君臣们甚是欢乐。忽说起皇太孙近日学问大进，太祖乘着一时酒兴，遂命侍臣，立诏皇太孙侍宴。近臣奉旨而去，太祖坐于雨花山上。不多时，远远望见许多近臣，簇拥着皇太孙骑了一匹御马，飞一般上岗而来。此时东风甚急，马又走得快，吹得那马尾，飏飏拂拂，与柳丝飘荡相似。太祖便触景生情，要借此考他。须臾，皇太孙到了面前，朝见过，太祖就赐坐座旁，命饮了三杯，便说道：“诸翰臣皆称你近来学问可观，朕今不暇细考，且出一对与你对，看你对得来么？”皇太孙忙俯伏于地，奏道：“皇祖圣命，臣孙允炆敢不仰遵。”太祖大喜，因命侍臣取过纸笔，御书一句道：
风吹马尾千条线；
写毕，因命赐与皇太孙。太孙领旨，不用思索，一挥而就，书毕献上。太祖见其落笔敏捷，已自欢喜，及展开一看，见其对语道：
雨洒羊毛一片毡。
太祖初看，未经细想，但见其对语精确，甚是欢喜，遂命传与诸王众臣观看。俱各称誉，以为又精工，又敏捷，虽老师宿儒，不能如此，真天授之资也。太祖大喜，命各赐酒，大家又饮了数杯。太祖也欲自思一对，一时思想不出，因问诸臣道：“此对，汝诸臣细思，尚有佳者否？”诸臣未及答，只见诸王中早闪出一王，俯伏奏道：“臣子不才，愿献一对，以祈圣鉴。”太祖定睛一看，不是别人，乃第四子燕王棣也，因诏起道：“吾儿有对，自然可观，可速书来看。”燕王奉旨，遂写了一句献上。太祖展开细视，却是：
日照龙鳞万点金。
太祖看了，见其出语惊人，明明是帝王声口。再回想太孙之对，虽是精切，却气象休雄，全无吉兆，不觉骇然道：“才虽关乎学，资必秉于天。观吾儿此对，始信天资之学，自不同于寻常，安可强也。”因命赐酒，遍示群臣。群臣俱称万岁。君臣们又欢饮了半日，方才罢宴还宫。
正是：
盛衰不无运，帝王自有真。
信口出天语，应不是凡人。
一日，太祖坐于便殿，正值新月初见，此时太孙正侍立于旁，太祖因指新月问太孙道：“汝父在日，曾有诗咏此道：
昨夜严滩失钓钩，是谁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此汝父诗也。今汝父亡矣，朕每忆此诗，殊觉惨然。今幸有汝，不知汝能继父之志，再咏一诗否？”太孙忙应奏道：“臣孙允炆，虽不肖不才，敢不勉吟，以承皇祖之命。”遂信口长吟一绝道：
谁将玉甲指，掐破青天痕。
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
太祖听了，虽亦喜其风雅，但觉气象近于文人，不如燕王之博大，未免微微不畅。自是之后，每欲传位燕王，又因见太孙仁孝过人，不忍舍去，况又已立为皇太孙，一时又难于改命，心下十分狐疑不决。
忽一日，众翰臣经筵侍讲，讲毕，太祖忽问道：“当时尧舜传贤，夏禹传子，俱出于至正至公之心，故天下后世，服其为大圣人之举动，而不敢有异议。朕今欲于传子之中，寓传贤之意，尔等以为何如？”言未毕，只见翰林学士刘三吾 [9] ，早挺身而出，俯伏于地，厉声奏道：“此事万万不可！”太祖道：“何为不可？”刘三吾道：“传贤之事，虽公而易涉于私，只有上古大圣人，偶一为之，传子传孙无党无偏，历代遵行，已为万世不易之定位矣，岂容变易，况皇太孙青宫 [10] 之位已定，仁孝播于四海，实天下国家之大本也，岂可无故而动摇！”太祖听了，心甚不悦，因责之曰：“朕本无心泛论，汝何得遂指名太孙，妄肆讥议。”刘三吾又奏道：“言者，事之先机也。天子之言，动关天下之祸福，岂有无故而泛言者。陛下纶音，万世取法。今圣谕虽出于无心，而臣下狗马之愚，却不敢以无心承圣谕。故私心揣度，以为必由皇太孙与燕王而发也。陛下如无此意，则臣妄议之罪，乞陛下治之，臣九死不辞；倘宸衷有为而言，则臣言非妄，尚望陛下慎之，勿开国家骨肉之衅。”太祖含怒道：“朕尝无心，即使有心，亦为社稷灵长计，为公也，非为私也。”刘三吾哭奏道：“大统自有正位，长幼自有定序，相传自有嫡派，顺之，则公，逆之，虽公亦私也。先懿文太子，长子也，不幸早薨，而皇太孙，为懿文嫡子，陛下万世之传，将从此始。如必欲舍孙立子，舍子立贤，无论皇太孙仁昭义著，难于废弃，且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耶？”太祖听之，默然良久道：“事未必然，汝何多言若此耶？”刘三吾又哭奏道：“陛下一有此言，便恐有人乘间播弄，开异日争夺杀伐之端，其祸非小。”太祖道：“制由朕定，谁敢争夺？”刘三吾道：“陛下能保目前，能保身后耶？”太祖愈怒道：“朕心有成算，岂迂儒所知也，勿得多言！”刘三吾再欲哭奏，而太祖已艴然还宫矣。刘三吾只得叹息出朝，道：“骨肉之祸已酿于此矣。”次日有旨，降刘三吾为博士。
正是：
只有一天位，何生两帝王？
盖缘明有运，变乃得其常。
太祖由此，心上委决不下，一日坐于便殿，命中官单召诚意伯刘基入侍。只因这一召，有分教：天意有定，人心难逆。欲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书选自明末讲史小说《续英烈传》。全书计五卷三十四回，主要叙洪武之后，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削藩，燕王发动靖难推翻建文帝的历史，并根据传闻写了建文逊国后祝发为僧，浪迹江湖，于晚年回到皇宫的故事。这里选的是第一回。
君权世袭是封建社会的一项根本制度，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否则不会存在几千年，且古今中外皆然。但从它存在的那一天起，其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弊病就明显呈露出来，这就是本文诗中所说：“只有一天位，何生两帝王？”宝座只有一个，继承人可以有两个以上，这就有了麻烦。为争夺大位，祸起萧墙骨肉相残，父子兄弟亲情丧尽。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中，可谓罄竹难书。一个简单的道理：权力滋生权欲。可以说历史上所有的帝王家族都为此付出过沉重代价。封建宗法制度不是没有对这种情况作出相应的严格规定：“立嫡立长”“兄终弟及”。本回书中刘三吾说：“传子传孙，无党无偏，历代遵行，已为万世不移之定位矣，岂容变异？”这种规定看似不合理，因为它不能依据“贤能”的标准进行选择。但它能够抑制争夺，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这既是皇族长远统治所必须，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发展对安定的要求。所以历史学家称这种制度为“公”，而以皇帝个人的意愿为“私”。尽管有这些相应的规定，但还是存在着漏洞和可乘之机，它不能使争夺者的野心完全泯灭，所以引发激烈冲突的契机，往往而有。
由上一种弊病衍生的另一种弊病更加严重。就是继承人的德能与君临一国的政治统治能力往往不相称。领导一个国家，要有真正的雄才大略，而才略是不能遗传的。历史上开国皇帝之后的国君大都缺乏真正的统治国家的能力，许多朝代江山不保，都与皇帝昏庸直接相关。有的幼冲之君还在襁褓之中，就“正”了“大位”，他们绝不可能履行统治的职责，从而使集权弱化或大权旁落，造成权臣或宦官弄权，国家政治畸形变态。前车之鉴历历俱在，一个在位的、稍微有点远见的国君都是要考虑到这一点的，不要说像朱元璋这样清醒的开国之君了。
明初围绕皇权的斗争从太祖立嗣到成祖篡国，可以说上面两种矛盾兼而有之，因而也就更加激烈，终至酿成“削夺”“靖难”等一系列惨祸，其中的是非曲直，成了历史学家思考的焦点之一。那许多充满了戏剧性和激荡人心的故事，也成为小说家创作的热门题材，《续英烈传》就是其中之一。它从洪武末年朱元璋立嗣写到了正统间建文回宫。其间大部分是根据史料，还有一些主要写建文为僧流亡数十年的故事，是依据传说，但也不是作者无中生有。可以说，本书作者的历史意识超过了艺术创作意识。所以从小说的角度看，过于忠于史实，缺少想象虚构，不免成为缺点。但作为历史小说，历史意识的准确和深刻与否，仍是有关全书成败的重要因素。我以为这正是本书为人所不及的长处。本书作者对这段历史中的主要角色，不给予政治上的是非评判，而是用“天意”加以回避，也可以允许，在当时甚至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做法。当然作者也不能是毫无是非的。他可以在观念上、道德上表达出自己的理想。本书作者肯定的是“各为其主”前提下的英勇、忠烈。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永乐初，成祖命谢缙等整理建文时群臣上的奏章，并且问谢缙等说：“你们也应该有奏章的呀！”修撰李实忙表白说自己没有给建文帝上过奏章。成祖说：“尔以独无为贤耶？食其禄则思任其事，当国危之际，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乎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宗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则忠于朕，不必曲自隐蔽也。”朱棣的是非，在当时也应该算是明智和实事求是的。连他尚且如此，何况小说家呢？
这里选的是第一回。从情节上说，是这一场争斗的前奏；从思想内容上说，则是全书的纲领，是作者观念的直接表述。它偏重理性的思考和心理活动的交代，本来是很难写出故事情节来的。但作者设计了两个场面，一是朱元璋“面试皇孙”，一是刘三吾“阻止传贤”。其主人公是朱元璋，写朱元璋在立继承人问题上的心理矛盾：是立皇孙允炆，还是立四子朱棣？实质上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封建君主制度两个根本性矛盾的具体化。
首先是对两个候选继承人资质的认识与评价。然后就是对其继承能力的认定：以“德”，还是以“能”？用吟诗作对考验的并不是文学才能，而是胸襟和禀赋，这并不完全是唯心的。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考察，还有平时长期观察得出的“此儿类我”的结论之类。朱元璋是个头脑清楚、有深谋远虑的开国之君，从朱氏的江山永固出发，他倾向立朱棣是必然的。但作者也写出了朱允炆的仁孝感人之处和朱元璋作为祖父对孙儿的爱心。其实朱元璋不止是爱孙子，更有着对已故的长子——懿文太子的爱心。在作《新月》诗时，朱元璋提到了他的诗，就流露了这一点。这些使朱元璋的矛盾不仅仅是理性评判，还有感情倾向。这就把朱元璋写成既是一个帝王，也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着亲子之爱的父亲和祖父，这就使故事更加真实感人。
在上述评价基础上就产生了是遵循传统，还是有所变通的问题。朱元璋想“于传子之中，寓传贤之意”，面对几千年的传统祖制和维护传统态度十分顽强的大臣，他要完全倒行逆施，也感觉力不从心，这种矛盾主要用他和刘三吾的对话来表现。他们的对话是很有个性的。面对大臣，这个不可一世的皇帝也知道，直接说传位四子朱棣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于是婉转地说要“于传子之中，寓传贤之意”。刘三吾是直臣，无所畏惧，据理力争，朱元璋无可辩驳。但他毕竟是皇帝，不肯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只得遮掩说自己是“无心”，并不是在说皇太孙和燕王，表现得“色厉”而“内荏”。刘三吾偏偏不依不饶，他针锋相对地揭穿皇帝的谎言，说：“天子之言，动关天下之祸福，岂有无故而泛言者。陛下纶音，万世取法。今圣谕虽出于无心，而臣下狗马之愚，却不敢以无心承圣谕。”话虽尖锐，却道理充分，又不失礼节，柔中寓刚，真不愧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学士。他并且表示：“陛下如无此意，则臣妄议之罪，乞陛下治之，臣九死不辞。”就这样，一个心里明白，嘴里却不肯降尊服输的皇帝，一个执拗的、儒家思想培植出来的铁骨铮铮的忠臣的个性，便在对话中鲜活起来了。
这一回的缺点，除了前面所说过于拘于史实，缺少艺术想象之外，在朱元璋和朱棣的关系处理上，也有拘泥。不过不是拘泥史实，而是没能真正摆脱朱棣最终继位的事实的影响。其实朱元璋在感情上一贯是倾向长子朱标的。长子死后极其伤心，爱屋及乌，对允炆的感情成分也必然更多。如循此思路结撰，让朱元璋的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更加激烈，作者的思想将表达得更加充分，人物形象也会更加感人。
（姚品文）
注 释
[1].二十一传：指明万历国子监刊行的二十一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2].《英烈正传》：指传为武定侯郭勋所著的《皇明英烈传》。
[3].二十四子：朱元璋共有二十六子，其中第九子朱杞、第二十六子朱楠早殇，故由明沈节甫编辑的《纪录汇编》所收《天皇玉牒》即称太祖二十四子。
[4].秦王：名朱樉。
[5].晋王：名朱。
[6].燕王：名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亦称永乐皇帝。
[7].“毁不灭性”：语出《礼记》卷四。
[8].“此儿类我”：《明实录·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在与群臣议及嗣位事时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燕王类朕，朕欲立之，何如？”后来史家以为是成祖修《明实录》时所加。谈迁《国榷》云：“国史虽如此，然永乐所裁定，未遂确也。”但本书是小说，不必确考。
[9].刘三吾：茶陵人，名如孙，号坦坦翁。曾仕元，洪武中始召为左赞善，迁翰林学士。后坐事戍边，建文时召还，卒。有《坦斋文集》等。
[10].青宫：即太子所居之东宫。东方应于五色属青，故亦称青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