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去者
我生命中的去者
王怡
三毛
许多年前一个青春期的黄昏，我怀揣着尚未验证的噩耗，在校园空旷的大操场，与将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女孩相逢。她面有戚容，向我迎面跑来。一霎那间我们交换了那个残忍的讯息，并从彼此的眼光里得到依靠。然后天空迅速灰暗，将这个忧伤然而亲近的片断，显影在我生命中最后留存的胶片上。
——三毛死了！
那个从撒哈拉沙漠给我们带来绵绵梦想的女人，一个不太美丽但写出了《橄榄树》交给齐豫唱的女人，为什么自戕？我们在那时都无法理喻。只记得第一次知道三毛是在初中毕业，我偶然间读到她的一句话，单单是一句话，使三毛成为我精神中的启蒙者。
——如果你将一切都给了别人，你就虐待了一个生灵：你自己。
对于一个群体主义的年代，和一枚鲜嫩如同红旗下的蛋，这句话向我敞开了另一种价值，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在一个清教徒的国度和校园里，给了我某种意淫般的思想快感。仿佛一扇门被轻轻掀开，三毛的出现，让盘踞在我内心的意识形态开始松动，并挥刀自宫。
但一个像墨汁奔向宣纸的生命，在我如此幼小的年龄走向毁亡，我将之称为夭折。三毛也是第一个将自杀摆在我眼下的人。后来读史铁生的书，他说：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分就是人会自杀，动物不会。因为人不单需要活着，更要活着的理由，要受难的依靠。三毛的生命是自由意志的一种极端，是对于必然性的谢绝。好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托马斯，非如此不可吗？生的自由归根到底是死的自由，别人为我们打开的门，我们不去。三毛和托马斯的梦想是自己找到那
一柄钥匙，自己开门，自己进去。正是这一点使三毛的死带着形而上的光辉，也使我对此着迷。
我相信三毛，是曾经给与整整一代人以精神暗示的人物。尤其对于八零年代的大陆，恰好是躬逢其时。在一个惨遭阉割的教育体制下，我相信没有三毛，我们真正的青春期将会无限推迟，或提前结束。因为回头一看，只有三毛，在最适当的年代，以最浪漫的方式，向我们开放了自由的美、世俗的美和女人的美。
——让我无法忘怀一个暖暖的名字。
黄家驹
黄家驹与崔健不同。崔健的批判力量是政治性的，他回头面向一个后文革的物质社会，但他的音乐在骨子里还是田园牧歌。
而黄家驹的力量孕育在一个后现代的商业社会，他是一个现代都市文化里的精灵。与三毛一样，他给我们这种清教徒国度中的少年，展露了真正世俗的精神，一种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的嚎叫，一种婊子式的拒绝，一种亢奋状态下的无比颓废，以及一种纯粹来源自于消费社会的叛逆性。这种叛逆与理想跟崔健、乃至以后的张楚身上的那种精神都不一样。简单来说，一听就知道哪个是大陆，哪个是HongKong.因为香港有一种精致的商业文化的气质，和最富有世俗生活精髓的作品。如黄家驹的摇滚、王家卫的电影（你也可以把周星驰和王菲算上）。大陆近年来没有任何作品和人物，能够延续被中断了半个世纪的商业社会那种世俗的、和属于真正都市的品质。尽管有很多人在模仿张爱玲及其笔下的霞飞路，或者说自己喜欢黄家驹和王家卫。但这三个人都是绝对无法模拟的，因为你没有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或英属殖民地度过你的青春期。
我也是在最恰当的年代听见黄家驹，然后承受了他的死亡。他的意外身亡给那些歌曲抹上了浓浓的挽歌的气氛，以及莫名的愤怒。愤怒，是黄家驹的一个主题。虽然他的愤怒与我们的愤怒大相径庭，但是愤怒本身感动了我。90年代晚期，大陆日渐从三毛笔下的田园走向黄家驹如鱼得水的都市，一遍遍在夜晚倾听《大地》、《灰色轨迹》和《光辉岁月》，我始终觉得歌者的死为一个高歌猛进的年代，投下了阴影。死亡使作品饱含象征，这一点是我从其他歌者（如达明一派和太极）那里无法体会的。
那个穿着前卫、每一根手指都戴着戒指的黄家驹，却有着一张比张楚更加无辜、更加朴实的脸。他是我身在后现代的喧哗与骚动中，内心深处的一幅图腾。
海子
所有读法律出身的人，除了自己，我最喜欢两个（实在找不到一个介于喜欢、仰慕和崇拜之间的恰当字眼，尤其运用于同性）。一是卡夫卡，一是海子。
海子在一个意乱情迷的时代（1989年3 月），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卧轨）自裁。但其自裁的理由却与时代的意乱情迷和惊心动魄无关。正是这一点深深打动了我。他独自走离人群，走向山海关（这里的山海关与韩东的大雁塔一样没有分毫历史文化的负担）。他躺下去，听见一个现代商业社会迟到的铁轮轰鸣，轧过田园和启蒙者的旗帜，轧过私生活和一个只有盐和水分的诗性空间。海子将自己作为牺牲，在远离号角的地方，结束了二十五岁的肉身。
得知这一消息时，我远在四年之后的盆地。只能从校园的史料和作品集中，缅怀一个最纯粹的抒情诗人。因为我来自时代更为边缘的角落，在高一（1989）那年，我的已被开启的自由灵魂，所有的叛逆与骚动都被巨变冲散，落入迷津。在时代的洪流中，也没有谁站出来认罪，并为我青春期的心理卫生负责（现在他们又说不和70年代的人做朋友）。当我清醒过来，海子这样的诗人已失之交臂，远在天国。他的境界对于我是一种奢侈。
有关海子的一个小故事曾令我心碎：他住在远离皇城的昌平，一天晚上去了县里的酒吧。海子对老板说，给我一杯酒，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老板这样回答：给你酒，但请你不要读诗。
在纪念海子的歌曲里，高晓松将那个时代称为“白衣飘飘的年代”。而今写出这一段往事，已恍如再生。阿尔多诺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已不可能有诗。我也曾怀疑，海子这样的诗人之后，一个纸上的乌托邦是否已经终结，而我们皓首穷经的写作，不过是面向过往的复制和祭奠。
更精确地讲，海子之后，所有的诗都是挽歌。
约翰.列侬
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列侬被枪杀的那一天，20世纪就已经结束。
那是1980年，国门已开，我刚刚进入小学。
有些不可理喻的是，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半年，作为一个已婚者，我居然初恋般的成为狂热的列侬迷。在青春期过后，绕开崔健、黄家驹和杰克逊，回到另一个高歌猛进的60年代。作为“甲壳虫”灵魂人物的列侬，在历史的回廊，仿佛等候着我的如约而至。
几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搜罗了列侬的所有唱片。“甲壳虫”是一个时代的纪念品，一个无论东西方都有着惊心动魄的反叛的年代。在时代的最高处，列侬的精神与三毛类似，虽然他的后期作品日趋祥和、神秘（因为那个叫洋子的扶桑妇人）。列侬的愤怒和理想与黄家驹又不同，他总是以抒情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和柏拉图的方式来流露希望与忧伤。在那首乌托邦般的《Imagine》中，他那总是只发半个音的的声腔，带着儿童似的、抽象的幻想，使每一个词被割断。而那被割断的部分，仿佛1980年之后的时间。
一些血肉相连的人物和精神，先我而去。当我在街头蹲踞，从走私的海关打口碟中寻找什么时，我的感觉像一个未亡人。也许，没有约翰.列侬，我们将彻底痛恨60年代，正如没有黄家驹和王家卫，我们将对世俗化之后的当代丧失勇气。
200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