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反对党

一个人的反对党

——解读“公共知识分子”并致任不寐

王怡

一、

不寐兄，你好。

你近期的数篇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事件”及对我的一些解读与批评。其中的道德警醒，读来令人敬佩。你的文字总是令人产生阅读中的敬佩感。这是我自忖不如的。尽管我与你一样若听见赞扬多少会有虚荣的兴奋，但我对待批评的确不是很在意。即使批评是来自像你这样我心下引为同道的朋友。这也是我在最近一些牵扯我在内的争论中一声不吭的原因。曾有网友问王怡你怎么对自己的名誉毫不在乎呢。对我来说，在一场涉及自身的争论中花一个晚上坐下来撰写千言万语，真是不如在离我家不远的锦江边坐坐茶馆或和朋友去吃一顿“红锦天”。前者是我在内心深处觉得厌烦的，迫使我的生命变得卑琐。所以尽管有一些对事实判断的误解，如你指责我参与甚至操纵了那一次“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大概来自方舟子等人无根据的揣度），甚至以讹传讹的将记者根据我一篇附记归纳的“知而不言是一种罪”当作我本人的原话（你在文章也是这样叙述的）。这些都因为我并没有出言澄清，所以流传甚广。而我的确也无意于去澄清。

这也是我在《南方人物》评选“公共知识分子”以来，最真切的一种个人感触。一种与你所谓“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没有关系的感触。即你的思想的公共性，必然会导致你身体的公共性。你势必程度不一的成为被谈论、被观察甚至被要求的对象。我曾经想，这其实不是我愿意的。我宁愿退回去，退回一种自斟自饮的思想者的洞穴里去。我想这是对自己的主体性开始失去把握的一种症候，每一个以言论挺入公共领域并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某个时期、某种意义和某种视野中，一定会被符号化，成为被舆论消费的、被政治暗示的、也包括被道德评价的符号。这是你和我都不能主宰或改变的。因此我想，在公共视野中被批评的那个“王怡”，跟我自己的主体性其实是两回事。高度重叠但迥然不同。这是我不在乎批评同样也不在乎赞扬的部分原因。换言之，我不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传统知识分子，但我也不是一个愿意公开表达谦虚的知识分子。我觉得公开表达谦虚其实是非常难为情的事。我是一个道德感很弱的个人主义者，因此没有你那样的宗教背景下的道德警醒。当别人抬举我说，我是“影响中国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绝不会说“其实我不配”。有人说你配，这和有人说你不配一样。其实跟我都没有关系。我不需要澄清什么，我只需偷偷地乐或偷偷地摇头就行。我更不会像郑也夫先生那样写文章说《我影响中国了吗》。我觉得这很搞笑，每个人都在影响中国，包括我楼下开面馆擦皮鞋的。你不把你写的东西搞的项目列出来，我们也知道你真的影响了更多的人。像这种貌似谦虚的姿态，我还真做不出来。因为我觉得真正的谦虚只有一种，就是闭嘴。其实这可能是一种缺点，我的妻子就常批评我，说我在一些场合听见熟悉或初识的朋友夸奖我时，只知道“嘿嘿”的傻笑，不懂得说几句客气话。

的确，我的个人道德背景和信仰背景与你迥异。我是说不来谦虚话的人。因为我骨子里很自负，但不是道德性的自负。在道德方面我是缺乏自信的人，我曾在文章提过，在公共汽车上我是几乎从来不给人让座的。至今我也提不起劲头来给别人让位。尽管你在《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中谈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道德状况。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兄在“关天茶舍”对思哲的那一句回贴，大意是我不比你更道德，但我也不会比你更不道德。我觉得有这两句话就已经足够了。但换成我，我还是只能说前半句，无论我在政治上、言论上的勇气大或者小，担当或不担当。我都不比任何一个普通人更道德。可我还是没有勇气说，我不比任何一个普通人更不道德。

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和时代的精神高度没有关系。宪政主义更和道德的自负或卑谦都没有关系。尽管我是一个在道德上缺乏自信的人。但我仍然不能接受你所说的“在那些监狱里”的人面前，我们不配称“公共”，我们不配如此，不配这般。或者我们应该忏悔，应该羞耻等等。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打压自我的思路吗，想一想那些烈士吧，想一想那些长眠地下的人。你还有什么资格欢笑，什么资格自负，什么资格表扬和接受表扬？不。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甚至觉得说“我不配”是在玷污我自己，甚至玷污我的父母。我常常为自己的言行或不言不行感到羞愧，但我在坐牢的人面前没有愧疚感，我不认为我的尚未坐牢构成了一种精神的矮化。尽管我在道义上敬重他们每一个人。

如果联想到15年前的那场灾难。我的经历的确与你不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我这一代（后89一代）的心理过程。我愿在这里向你复述我的感受。在谈论1989的时候，有一个尖锐的、至今未被理解和区分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当时是未成年人。有人曾问我你当时不过是高一学生，六四和你有什么关系？六四给你的创伤在哪里？我说，如果有人当街杀人，围观者中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你说这件事跟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大人津津乐道一天可能就把这事忘了，小孩子却要做一辈子的噩梦。在1989年及其以后，整个社会没有人来顾及未成年人，没有人考虑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整个杀人现场没有把儿童清场。甚至整个社会合谋在整整一代人的面前作伪证。并用谎言一遍一遍的为我们洗脑。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和整个青春期的流浪，来寻找正确的知识，来遗忘被强迫背诵的答案。来认识89一代的苦难。所以当你说“我们”应该忏悔，应该为十五年来的半吊子的言论而愧疚时，我想你所说的“我们”是指89一代。我想你没有资格把我、把余杰、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进来。你们在广场呐喊的时候，在屠杀之后沉默的时候，你们和共产党一样，并没有把未成年人放在眼里。就像吵架的父母，双方都没有残留一丝对子女的责任心。因此我没有义务接受你的邀请和你一道忏悔，一道卑微。你的忏悔仅仅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甚至也可激愤的借用你的口气说，在1989年，除了未成年人，没有人是无罪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这是我内心的一种情结，一种在屠杀面前对整个成年人世界的愤懑。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是我的89情结与你不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在今年，我起草并参与发起那一封六四十五周年的公开信。其实我内心极不愿意起草这份信。从三月份和余杰谈好由我执笔开始，我就拖了很久，一直拖到五月中旬。不是因为我害怕，而是我内心的这种情结，强烈的盼望着有当年的成年人、有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张罗这件事。可到5月中旬我仍没有看到丝毫动静。对我来说，终于动笔是我内心深处一次极度的失望和再次的伤害。由我起草这份信，是我自己89情结的一次舒解。可在内心，我一直是对这件事无法释怀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桩真正的耻辱。由一个当年不满十六岁的孩子，在十五年后来执笔这封信，来让你们签名。这是你们的耻辱。不是我的。

尽管这种决绝而寒心的话我一般不太愿意说。但我这样说，只是想从年代的维度，提醒你一种整全性的道德批判姿态的不可能，即使是依仗了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也想表明，我对知识界、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整体失望，对所谓精神矮化的评价，也并不比你更不沉痛。尽管你站在信仰的高处，而我只是站在年代的低洼处。因此如果我选择担当了什么，这是我个人的担当。与他人无关。在这具体的时代，没有人有资格要求我担当什么，更没有人可以要求我忏悔。我也不会在任何人有比我更尖锐的担当时自感羞耻。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我赞扬并鼓励他人的担当，并把这种信息传递给更多不了解的人群，我也不觉得这是在赞扬他们的“高尚”。这和道德没关系，和政治有关系（这一点后面再谈）。而我在选择时面临的内心痛苦和顾虑，也是我个人的痛苦和顾虑。我内心因为缺席而导致的罪感，也是我个人的罪感。我在没有罪感的人面前并不会感到骄傲。但我愿意把我的态度显示出来，构成对他人的一种暗示。

因此我认为，如果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失望与指责，落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或事件身上，都是危险同时也是“不道德”的。我曾在《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大陆当代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表达过这种立场。在评价具体的人与事时，我更愿意体谅和接纳人性的卑微。甚至捍卫卑微的正当性。在我看来，是否捍卫卑微的正当性，是自由主义的一个边界。而在我眼里，你最近的文章道德批判色彩日浓，逐渐浓重到甚至我无法理解的程度。而你的道德批判又给了我一个观感，就是极端的道德高标与极端的道德谦卑之间的冲突。假如你的内心是如此谦卑，你针对蒋彦永医生说出“沉默有罪，说话无功”的勇气和力量又从哪里来呢？如果从神那里来，那么所谓谦卑是否仅仅是指神面前的谦卑？仅仅是神面前的卑谦还能叫做卑谦吗？我想，一个基督徒应该在自律的时候独自面对神，而不是在批判他人的时候独自面对神。因为后者不再是卑谦，而转成自负，一种精神领域的“二把手”的自负。因此尤其当你的道德性批判，带着浓烈和迫切的基督教背景的时候，我对你的这种批判所产生的警惕，和你对你所批判的对象的警惕，甚至是一样的沉重（我在你的言论中，比在其他基督教知识分子那里更鲜明的感到这种沉重）。

不过在我的概念里，所谓朋友就是一句话都听不进去，还是一道吃肉喝酒的人。我们这样各说各话，歌者自歌、听者自听，不一定能够甚至也不需要达成共识。这种态度也许是我长期在成都耽于一种非道德化生活的毛病。也造成我长期徘徊在信仰之门外，感到没有能力挨近真理和内心真正的喜乐。前不久我整理上网之前大概十年的诗稿，发现有一段时间，我的几乎每一首诗里，都有神或主的字样。这让我唏嘘不已，因为这么多年，我依然没有勇气和能力把自己放进一种高于俗世的信仰，去找寻一种道德自律的刻苦生活。

我不是基督徒，不知道原罪对于自我意味着什么。但我想原罪的概念对于评价他人意味着什么呢？原罪就意味着所有的他人都是孩子。都是灵魂不完整的人。因此你只能根据他做了什么，去评价他。而不能根据别人做了什么，去评价他。当我评价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标准。我也因此对推出公共知识分子专号的《南方人物》心存敬意。如果我张扬一个人，是因为我希望看到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人出现。这种希望是一种政治希望，不是一种道德希望。换言之不是说这样的人如果越多，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就会越高。我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如果这样那样的人越多，这个时代的民主就越有希望，言禁就越可能被冲破，共产党就越有可能垮台。我关心这个，从来都是并将一直都是这个。这也是我起意撰写《“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的原因。

二、

不寐兄，以上所说，造就了我们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话题有截然不同评价的缘故。前一段时间包括你的参与在内，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几乎所有评论都非常令我失望。这也是我没兴趣开腔的原因。因为这些评论有两个严重的误区。

第一， 没有意识到在当前的中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道德概念。既然你我都承认我们的道德水准并不比任何普通人更高。那么“公共”也好，“知识分子”也好，这两个词跟道德有什么关系？跟“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又有什么关系？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目的是什么。难道竟然变成了提升这个社会的精神高度吗？我感到在神学的笼罩之下，你的道德批判事实上已经偏离了自由主义立场，并使“自由”一词回归到了欧陆哲学意义上的、而非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气质。

第二， 把兴奋点狭隘的停留在对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个人的争论上，譬如谁配谁不配。被争论的主要对象就包括了我。这样我当然只好闭嘴。但暗喊可惜。因为论者没有意识到比“公共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其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公共政治或一个公共政治空间。呼唤和张扬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质是暗示、争取和要求一个公共政治的空间，或者说一个孕育大陆下一轮反对派的舆论空间。我在那一期《南方人物》的文章《意见领袖与公共知识分子》一文，隐含表达了这个意思，即民主转型国家以往的经验表明，在民主化到来之前，在真正的政治家阶层出现之前，知识分子是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最初的反对派。而在这个时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担当反对派的角色，是摆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前的一种选择。你现在不做殷海光，将来谁敢做陈水扁？

随着最近两年民间维权的浪潮，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而且这个群体的主要人物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我在《另外50人》文中也尝试着借助个人以点带面的论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群落，如“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异议知识分子群体”、“网络知识分子群体”、“政法系知识分子群体”等，这些区分并不完整，也是重叠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在道德上给这个事实什么样的评价，我几乎不感兴趣。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提出任何商榷，我也不感兴趣。你大可以换一个更贴切的称呼，但这个姑且的称呼，最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对当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前的一种笼统的、并充满期待和想象空间的命名。

民间维权运动需要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建设公共政治空间，并逐步形成政治上的反对派。就算这个空间目前依然很稀薄，但不大声叫出来，也就不可能变得稠密。就像《大话西游》里唐僧的名言，“你要你就说，你不说要我怎么知道你要呢”。你不把自己变稠密，你又怎么去把监狱中的那些令你敬佩的人最终搭救出来？你的忏悔对他们毫无益处。你在道德上压低蒋医生的意义，这对他们也毫无益处。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今天也面临一个分化。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这是共产党想知道的，他们花了无数的金钱打探、窃听和监控，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答案。而我的一位朋友却说，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连我都不知道王怡要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到底要做什么？要做政治家，做学者，做舆论领袖、做谋士或者只是做秀挣钱？事实上，今天有很多希望改变这个独裁政权的人，都并不知道、也不确信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这时候一个焦国标的出现，可能在未来激发一百个焦国标出来。一个蒋医生也是如此。甚至不谦虚的说，一个王怡、一个任不寐也是如此。这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要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我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近焦国标先生在美国说了一句很坚决的话。我认为这是对“公共知识分子”一种最贴切的解释。他说，“我要做言论自由的行动者”。所谓“言论自由的行动者”，就是今天企图以“公共知识分子”面貌挺入民众舆论的反对派。可惜除了共产党比狗更灵的鼻子，网上吵嚷嚷一片竟没有人指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含义。没有人看到这就是大陆主流知识分子的反对派之先声，是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平台化的前兆。可人家是一眼就看穿了，先是中宣部下令不准媒体继续报道和炒作“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后是解放日报的社论小组“吉方平”（解放评）撰文称“公共知识分子的实质是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甚至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最近更是接连封杀包括被列入这两份“50人名单”（由于懒惰，我的这份论述尚未完成）的一些人。至于最近几个月国内形势的严寒，兄比我更了解也更关注。就不必赘言。

在这种情形下，我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解读，包括对我自己的命名，是更加直接和干脆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反对党。我说自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我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公共政策上，都是这个政权的反对派。尽管“吉方平”使用了我们所厌恶的语言方式，但他的话其实没有错。什么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反对派。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夺（不是挑拨）“人民群众”的异议人士。我迄今以及将来的一切公共言论，都致力于这个国家的宪政民主转型，希望有助于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我以知识分子的角色，来做一个人的反对党。以我的知识立场，而非道德立场，也非狭义上的政治立场，来表达我的政见。这和道德无关，和我的自由主义立场有关，和我基于自由主义的对极权主义的仇恨有关。自由主义是我的意识形态，是我的偏见系统。因此我恨一种不自由（而不是不道德）的生活，我恨一党专制，胜过恨一个强奸犯。所以我的精神高度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的政治担当却具有公共意义。就算我在道德上很卑微，我也乐于尽我的力量，去推动一党专制的终结。这种推动是我内心喜乐的源泉之一。

并不是那些狱中的人不能“公共”，我们就不好意思“公共”。而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公共”的时候不公共，就对不起那些没机会“公共”的人。“公共”的意思就是政治，公共的意思就是扯场子。你说我是在一个个赞扬那些半吊子自由的人。其实我就是在数人头。数人头的意思不是相互表扬，而是相互握手。是让更多的人听见反对派的声音，像远方的火车轰鸣一样越来越近。

在今天的大陆，“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隐晦称呼。是异议人士开始浮出水面的标志，也是一部分所谓体制内知识分子向异议分子转型的第一次浪潮。换句话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幕僚的反面。尽管公共知识分子们可能也有人不同意我这个看法。我并不鄙视那些做幕僚或企图做幕僚的知识分子。哪一种人对社会更有益，其实是说不清楚的。但我选择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在与这个政府相反的位置上。因为站在这里，我心里舒坦。这也是我不把这种政治意义上的担当，转换为一种道德意义，并拒绝道德意义上的批判的原因。因为我的立场并不是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出发，而是从我的个人偏见和我个人自由的最大化出发。我仅仅是相信我的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是与社会的整体福利相符合的。就像相信我在市场上对利益的贪婪，是与社会的整体福利相符合的一样。

“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界形成反对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代的终点，就是合法的反对党。而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起点。未来不可预料，但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今天的担当，我在今天的自由与荣耀，就是做一个人的反对党，做一个“言论自由的行动者”。我并不真惧怕那些给我寄匿名信的国安特务，或中宣部的封杀令。不是因为我有勇气，而是因为我有脾气。我大可告诉他们王怡要做什么。王怡就是一个反对派。他们是一个党，王怡就是另一个党。是一个在知识上、政治上对共产党的统治满怀否定和愤怒的人。

至于我做多做少，做好做坏。取决于各种我能控制或不能控制的能力和因素。也取决于我未来的际遇和心境。我的担当是我自己的，我背上或放下，我的背后都没有神，我的前面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对我提出要求。而道德批判的危险就在于，容易把我们对他人的希望当作了对他人的要求。

已写累了。对儒家传统和对基督教信仰的看法，我们大概也存有分歧，但都不是伤及自由主义基本立场的。希望另找机会再谈。

我这人对表扬和批评都不太敏感。主要的反应就是“嘿嘿”。我曾说，我与任何人都不一定要做朋友。但除了我的统治者，我这一生的确没有过别的敌人。所以欢迎你尽情的表扬我，也欢迎尽情的批判我。我赞赏你说的“对赞赏者的批评”，包括对批评者的敬意。迄今为止，我的确对任何一个批评我的人都怀有敬意，怀有比对表扬我的人更多的敬意。虽然有时候是敬而远之。

别多心，对你不是。

问好。

王怡

2004-12-01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