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七日之六：《与王怡见面》
成都七日之六：《与王怡见面》
无聊有涯
与王怡的见面我是带着问题去的，虽然去之前不能确知是否能见到他，但由于平时的一些思考，我是备下了一些问题的。
初见王怡，感觉跟照片里面不大一样，网上照片里的他看上去白白净净，像个大男孩，而现实中的他，显得有些沧桑，也不白，如果不刮，还是个大胡子。他带有长年伏案写作的人易有的那种憔悴。
他的家不大，但设计很合理，我以为是几室几厅200多平米的房子，谁知他说只有50多个平方，一室一厅，书架很大，直达屋顶，这一点与萧老师家很像，大概真正的读书人都是这样子吧。不同的是，王怡的家里有很多影碟，因为他爱看电影。
我们一上来就谈到了他在国际笔会的那个发言，我认为那个发言与他平时的提法多有不同，尤其与提倡保守主义的语气和措辞有较大差异，他说那是因为所谈问题不同。然后我把问题引向言说的尺度问题，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
在“非典型专制”（王怡语）环境下，较之极权社会有了一点发言空间，但还是要面临很多障碍，如何尽可能地自由表达，又要对现实有所触动，这是个困境。我带着惶恐打了个比方，我说这是不是像摸老虎屁股的问题,既要摸它并且最终是要驯服它（刘军宁的驯服观），但在过程中又要避免因激怒它而导致的民主倒退。
王怡的分析让我十分佩服。首先他未对我的浅薄表示鄙夷（他是个很谦和的人，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中学老师要强），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便也指出了我的误区。他说了两个方面军的内容：
一、言说的方式，我们要尽可能弃绝那种与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近似的言说方式，比如说到1949年的时候，你要避免**这个字眼，而是使用1949年之后如何如何。这样尽管你不能直接否定或反对某个东西，但是可以做到尽量淡化他，这是一种间接的拒绝。这样做不容易遭受打击，不受人以柄。还可以避免因使用同一种话语因起的“你越是反对一个东西你就越像一个东西”（贾樟柯语）的问题，这点自觉我是有的，多年以来我一直避免使用“伟大”之类的字眼，就是因为语言本身已经完全被意识形态话了，他的所指已经根本不是他本来的意思。
二、言说的尺度应该注意，但也不必过于担心，有些原则性问题是一定要说出来的，即使有一定危险性。强大意志也是需要适应的，只有你不断地说，他才会逐渐适应，你要给他适应的机会。我想这个有点像老鼠说的：“当局现在对很多东西是处于逐渐脱敏的状态，比如“人权”，我们都记得人权曾经是一个多么敏感的词，可现在人权已经被写入宪法了；再比如网络言论自由和网友聚会，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的言论空间是大家努力争取来的，我们说得越多，做得越多，当局就会越习惯于这种做法，我们大家就都越安全。 ”
王怡认为言说带来的损失是应该承受的，在当下，要发声就要付出，这一点可能是我太犬儒了，以前没有想到。他说，这种付出也是个官方逐渐学会妥协的过程，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了解大众的声音，这种话语本身会有冲击作用，会给它们考虑问题带来一些影响。有时候它可能因为你说的一些话做一些过激的行为，给民主进程造成一定影响，甚至后退，但这些是暂时的，总体而言，这个过程是不断上升的，至于中间出现的波动，也是正常的。就像一个曲线（王怡举了一个股市上的什么曲线作为例子，我不太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我对网上言论的看法，我一直觉得网上有很多不理性的说法，有时是抓领导人的个人缺点，做道德判断，有时候则是用共产党骂国民党的办法去做谩骂，我担心这些东西会扰乱人们的视听，遮蔽主要问题，甚至给对方制造口实，伤害正常的民主进程。王怡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认识，他说话语这个东西本身有个释放的过程，因为被禁锢的太久，一旦说出来，可能表现的激烈一些，甚至以偏盖全等问题都会出现，但这些并无大碍。刚开始可能确实会有一定作用，吸引一些人的注意，但是时间久了，人们慢慢会学会理性的看待，不再把注意力仅仅放到这些地方。这些说法本身会对意识形态控制下人们的思维产生一些解放的作用，使许多人不再只是按照官方说法看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让人们在平时慢慢去释放话语和它所代表的激烈情绪，才会避免因过度积压造成的在特殊时期的狂热表达。如果不能慢慢释放，一旦遇到合适机会，人们的情绪化的声音很容易压倒理性的声音，形成广场效应，这种效应的危害在我们历史上已经见到。那就是缺乏建构，谁能掀起群众的情绪谁就胜利了，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第三个问题，有关民主的进程，我因自己的学识和眼界所限，对于中国民主的未来，常感绝望，看书写字包括间或发声，无非抱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罢了。其中一个主要担心就是觉得以目前的改革速度，加之民间矛盾和情绪的积累，一旦有变，理性的声音不能占主导，很容易形成暴力革命，而暴力之后又会走大民主道路，最终不免于专制的重现。
王怡却告诉我，当下之中国，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极小，虽然也许会有地方性骚乱，但不会形成大气候。所以他认为这个忧虑不必有。但他认为街头政治是肯定会出现的，一点代价不付就想实现民主转型显然是不可能的。总体而言，他对于变革是充满信心的，而且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变革之后会走向何方，他也不能确定，这需要我们今天点滴的努力了。王怡说，过去自己对英美的模式很羡慕，觉得通过吾辈之努力，很有可能实现的，现在看来是过于乐观了。过去对于法国的民主道路很看不上眼，现在觉得能实现这个已经很不错。
关于平时的生活和反抗方式，王怡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他说他的妻子在一次乘公交车时看到这样一件事：（鉴于此事例在关天引起的反应，我还是不引用了。）说完之后，王怡大笑，我也大笑。王怡说，这个女的未必就真的认为做好事的都是党员，但显然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她是成功的，起码给她造成了这么一种心理定式，使她在公开场合随口就表示出来。这对于维护某种强大东西显然是有好处的，而这个老头，可能只是因为一已之私因此对***不满，但是在这种条件下，他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在这一刻，他就是自由的，对这个女的惯性思维产生了强烈刺激，给周围人也会有好的影响，他们会想为什么老头会这么生气，以后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甚至不这么想。而改掉一种话语方式，有时也就改掉了思维本身。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不仅在于它所传达出的信息，更在于它极富操作性，它告诉我们在类似的情况下也可以这么说。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从王怡那里得到了他的《美得惊动了中央》，他亲笔签名，并且盖“千年暗室，一灯即明”印章一枚。这本书印得质量很差，但是粗糙的外表并不能伤害它高贵的品质。据王怡说辗转了七、八家出版社都不敢印，而他的那本原定由上海三联出版的书也取消了出版计划。原本想从他那里找到一本《圣经》，因为我的眼很不好，看那种极小的本子非常吃力，想找到一种稍大的本子，但王怡告诉我，他也没有了，仅有的几本用来做家庭聚会还不够，想找到一本圣经真的太难。
谈话之后，我们去吃饭，王怡把我带到磨子桥的一家面馆吃面，他说他非常喜欢吃这里的面，出国几天就非常想念这里的面食，从国外回来之后一下飞机就跑到这里要了几碗面，吃了个痛快。我以为吃面有什么稀奇，哪知一吃把我也吃馋了，原来他这里的面可以一次要一两，然后要好几种不同风味的，每种味道和汤汁、佐料都有所不同，味道浓香，我们两人每人各要三碗，吃完之后，意犹未尽。据说这叫怪味面。
因为原打算见了王怡之后去买碟，吃饭的时候跟他说起了这个事，巧的是他说他也正要去看看有没有新碟，于是我们去了两家碟店，不过第二家很少艺术片，在第一家我们各有斩获。王怡跟碟店的老板很熟，看上去他是这里的常客，而且经常介绍朋友来这里买碟，我知道范美忠就是他介绍来的。买碟的时候，王怡的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也想来买碟，根据王怡的电话指示他找了来。这是一个在美国搞化工的朋友，据他说美国很难看到欧洲电影，因此想回来买一些解解馋。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实在是坏呀，把人们的生活搞得极度贫乏，只许人们看好莱坞。后来我才明白他这位朋友指的是在电视上不容易看到欧洲电影，而碟店里又找不到盗版。
有意思的是王怡刚从瑞典回来，他说去之前他想既然到了瑞典，一定要买一个全套的英格玛·伯格曼作为典藏。谁知到了斯德格尔摩到处打听，根本找不到他想象中的伯格曼，有的只是一些小店里的零星出售，看上去还不如我国，店主告诉他，瑞典的年轻人现在都看好莱坞了。
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细节是，王怡向他的这位朋友推荐了《头文字D》，这让我觉得很惊奇，不知道王怡是否看过这部电影，我想他主要是考虑到这位朋友的审美习惯，同时觉得他离开中国较久，所以想跟他介绍点这边比较时尚的东西吧。
购有电影如下：
费里尼《舞国》、《女人城》、《步萨诺瓦》、《爱情神话》、《精彩花絮》、《大路》、《白酋长》；
黑泽明《姿三四郎》、《七武士》、《蜘蛛巢城》、大岛渚的《感官世界》；
帕索里尼《罗马妈妈》、《生命三部曲》、《所多玛的120天》；
特吕弗《朱尔与吉姆》；
布莱松的《穆谢特》；
伯格曼《野草莓》、《莫尼卡》、《危机》；
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昨天发现，《十诫》仅有一诫能看，别的都读不出来。）；
还有一部《帝国的陷落》是王怡极力向我推荐的。
这是我第一次买DVD，一个遗憾是没有买到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比如《放大》、比如《红色沙漠》，我是比较喜欢这个老头的。还有塔可夫斯基的《镜子》，闻名已久，一直无缘得见呐。
2005-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