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疫情中的公众舆论和政治过程

“非典”疫情中的公众舆论和政治过程

王怡

这次卫生部长张文康等人应对疫情不当而被免职，在20日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新公布的北京市“非典”病患人数及国外媒体逼人的连串发问，令以国内传媒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群感到相当意外。好像不久前巴格达久攻不下却忽然人去城空。连续几个月来政府关于疫情传播的不真实信息，已令危机处理中的政府形象在国际舆论和中文网络世界中招致极大压力。蒋彦永医生上周在《时代》周刊发表北京“非典”患病情况的证言，以及温家宝要求追究“主要领导人责任”的讲话，开始给了政府公信力的迅速流失一个急刹车的机会。公信力和政治认同在危机时期的流失是来得最快的，因为公众的不信任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和紧迫局面下，也很容易非理性的膨胀。最轻微的谣言，都将比更严重的事实对政治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而这一次对高层领导人的及时罢黜，多少显示出新一届领导群体面对压力的能力和决心，开始被迫走出以信息封锁寻求政治稳定和行政效率的旧制度的窠臼。

这一次罢黜，也是公众舆论影响政治过程的一个范例。将张文康这样的官员拉下马来，是公众舆论与权力中枢之间一次互动的尝试。尽管此种舆论压力主要来自国际和网络世界而非国内媒体。杰斐逊曾说，“信息是民主之源”。美国法学家德沃金认为最重要的个人权利就是“平等权”。而在一个现代信息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种平等首先是基于信息的平等。公众的平等的知情权，是舆论得以成功影响政治过程的一个前提。而公众因为对网络和各种境内外媒体存在不同的接触及体制化的限制，国内公众被日益分割为不平等的“信息群体”，这一趋势在非典疫情中也有较明显的反映。

我所言的政治过程，指向一个共同体的广泛的公共领域。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所关注的个人自由，与其所关注的政治生活的建制实际上是一回事。换言之关心自由就是关心政治。如我们在“非典”疫情中看到的那样，没有公共领域的制度安全就没有个人的安全和福址可言。我们之所以关切和愤恨那些隐瞒疫情真相的官员及某种冷漠的政治机制，就因为公共领域的问题是如此深切和直接的威胁着每一个人的性命。自由不是一种“无所待”的个体哲学，自由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在我们的传统词汇中，“政治”是一个被过分意识形态化的狭窄概念。在种种关于个体权利的问题上，我们通常会认为主要问题是过分“讲政治”了。我们从未成年人开始就受着以“政治”为名的种种烟熏。在对卫生部门处理“非典”疫情的批评中，我也常看到对某些官员“首先考虑政治而不考虑老百姓安全”之类的指责。在这种话语系统里，“政治”是一个完全被颠覆的错误概念，被颠覆得和老百姓全然没有关系。这是长期意识形态宣传对于“政治”的阉割。而对政治的阉割就等于对个人自由的阉割。

我们今天亟需要一种真正的、与每个人的非私人领域紧密相关的政治概念。在这一概念下，“非典”疫情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一个公共权力的运作如何影响个人安全的政治问题，政府的危机处理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而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容纳和吸引公众参与的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官员对“政治”的关注和对公众权益的关注将成为同一件事情。对政治过程的参与有两种，一是制度化的参与，即一个体制化的选举和民主制度。二是非制度化的参与，主要是拥有新闻自由的公众舆论在每一桩公共政策和重大行政事务上对政府的认同、批评和互动。这也是一个政府维持公信力和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方面。制度化的选举将一次性的授予政府来自公众的政治认同，仿佛新公司开张时投入资本金。而非制度化的公众舆论却是对于政治过程日常性的检验和追加投资。

目前我们的公权力尚未得到进一步制度化的分解和制衡，而政治合法性的“资本金”日益耗散，新的一次性 “融资”又尚未可知。公共行政系统由于利益分殊也充满了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这时候保障第四种权力（新闻自由）和公众舆论对于政治过程的参与，在应对像“非典”疫情这样的公共管理危机时就成为极为重要的一环。尤其需要指出，这一点对国家权力中枢和对具体行政机构而言，其意义也完全不同。第一，如在“非典”疫情中我们看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就是在保障权力中枢的知情权。第二，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表明，在非民主的垂直体制下，“清流物议”往往是相权与君权之间相互制衡的主要渠道。考虑到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渐进性和权力中枢的多元格局，对于政治过程的舆论参与和个案推动，在相当一段时期可能发挥出比重大制度改革更经常性的作用。第三，对最高权力而言，驾驭一个庞大的公共行政系统，是比在传统政治观念下驾驭老百姓更困难的事。公众舆论对于公共政治空间的参与和塑造，尽管可能会增加具体行政部门的难度，但国家权力中枢将一方面获得对行政系统更有效的“御下”手段，另一方面利用对危机的妥善处理增加公众的政治认同，赢得政治合法性的“现金流”。从而将与公众的个体利益出现较大的趋同，成为信息公开和新闻自由最大的受益者。

2003-04-21于红照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