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装处”情结

意识形态与“装处”情结

王怡

萧瀚兄日前评论一则新闻，引发我不合时宜的联想。据南方都市报4月10日消息，一湖南籍女孩李某拟搭乘航班前往重庆，机场安检时发现她手里一个密封的小塑料袋，装的是一块用纸巾包住的带血海绵。经检验证实带血海绵是用鸭血或其他动物血淋上去的。机场经过慎重的分析，认为李某可能是用此种方法来假冒处女，“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于是李某被取消登机资格，并被安检员移交机场公安机关进行进一步调查处理。

在基本人权与法治秩序阙如的语境下，讲究德性上的保守，无非就是这类似的荒唐结果。“基本人权与法治秩序的阙如”是萧兄在评论中关注的方向，也是甘阳等中国左翼思想与美国新保守主义或共和主义之间不能越过的鸿沟。人家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和共和主义德性传统去寻求“自然正义”，那是有本钱的。我们连洛克那一关都过不去，却叫嚷什么施特劳斯。说从“自然正义”到“自然权利”，再到“人权”，是背离善的概念的虚无主义倾向。这话说给18岁的姑娘李某听，是欺负人家不懂。但真要听懂了，那包海绵就该朝着一帮学者们头上砸去。

不过我兴奋点不在此。我对伪造处女膜或落红这件事感兴趣。从早些年透出手术修复处女膜的报道，到最近某富豪的征婚广告委婉而坚决的要求“无性经验”。折射出一个男性社会从道貌岸然落到男盗女娼的过程中，一种象征性的挣扎。对于处女的潜在需求营造出职业女性们一种“装处”情结。“装处”是四川话，讥讽少妇假扮纯情和性无知，到了人造处女膜就是“装处”的登峰造极了。这种情结在贞操观的全盛时期是没有的，且并非技术上的不逮。因为贞操观的强盛与性道德的保守有关，是一种维系性垄断的意识形态。是对垄断地位的确信而不是处女膜本身，才是男人们日常的快感源泉。但在一个盛行性产业与通奸的时代，修复处女膜居然慢慢壮大成为一种配套产业，甚至还有过丈夫要求妻子定期修复处女膜供其戮力的报道。嫖客和情夫们对于处女的怀念就显得如此矫情而虚假。与其说是对处女的需求，不如直接说是对处女膜的需求。处女膜就是处女膜，不管天然还是人工，因为它已开始与性垄断无关，也与贞操观无关。它从起初的因缘中剥离出来，基于惯性而成为一种类似于自慰器和印度神油的形而下需求。真是一种快感，假也是一种快感。明知假而当其真，更有前所未有的效果。

男人们残留的“处女情结”已不构成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而仅仅是贞操观的一个影子和空壳。“装处”则是一部分弱势女性的应对技术。这一社会表象充满象征性，是当今中国政治社会在整体上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一个丰满意象。且两方面都明目张胆。立牌坊与修复处女膜一样，不是非要别人信不可。牌坊信不信都是要立的，在坚持立牌坊的人看来，纵使所有的人都不信，那牌坊也有价值。正如人造的处女膜多少总有些快感。

话就说到正题了。在一个性解放的时代定期修复处女膜，伪造性垄断的假象，那是小姐们的活路。而专制者在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意图维持公共权力的垄断，也不断进行着意识形态的修复。荡妇假扮处女，怎么说也是私生活，立的是私家的牌坊。但贪官假扮神甫，强奸犯假扮教父，独裁者假扮人民的“母亲”，填充意识形态的硅胶，将人造乳头伸向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哺乳。这一公共领域的“装处”却是一个渴求自由的社会和起码的德性都绝不可以容忍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将中共意识形态二十年间的反复调整和修复，以及理论界九浅一深的迎合，比喻为“脑筋急转弯”。但看过这则假冒处女膜的新闻后，我最终找到更贴切的比喻。意识形态之于今日独裁者的用处，万分类似于人造的处女膜。哈维尔对杂货店悬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作出的分析，可以借用到“装处”的比喻上。独裁者明知自己早已成为娼妇，但假装自己是仍然有处女膜的。这意识形态的处女膜代表着自身统治身份的神圣和纯洁依然存在。老百姓明明不相信意识形态依然纯洁有效，也假装相信处女膜的存在，并在反复学习“三个代表”或邓小平理论的时候装出有快感的样子。专制者也明知老百姓是不相信的，明知从上到下一片叫床声都是伪装的。但依然得到了嫖客式的满足或假装自己得到了满足。

在人造处女膜的喻体下看，“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这话就显得别有意味了。从80年代“初级阶段论”、“先进生产力论”，到最近的“三个代表”，意识形态的处女膜做工越来越差，材质越来越单薄。除了上述相互哄瞒的效用外已经一无是处。专制者一步步的后退，嘴上却不断狡辨。一会说其实还没有进入，一会儿说其实只进去了前半截，后半截还是处女。一会又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特别柔韧，富有弹性。然而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已是迄今为止最稀薄的一张意识形态薄膜。中共十六大被迫承认非劳动收入的合法的财产权，已等于宣告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和革命目标的彻底放弃。这时候的三个代表云云，除了同意重复的说“我是处女，我就是处女”之外，已没有任何内容。经不起轻微的一戳。犹如做小姐的最终承认了插入的事实，却还要登广告声明“在精神上仍然是一个处女”。

独裁者早已经过了更年期，却还要将“装处”进行到底。这已不是一种滑稽，其实也非难以理喻的偏执。因为独裁者充分了解在一个前民主社会，虚假的意识形态对于粉饰独裁的重要。就如妓女们充分理解在一个后贞操时代，人造处女膜对于嫖客性高潮的撩拨作用。修复意识形态和修复处女膜因此成为如此相似的事业，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循环往复。分别成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内最闪耀的皇帝（嫔妃）新衣。

需要特别指出一点，我对从事性产业的女性并无丝毫不敬。将专政者对于意识形态的虚假修复比之为修复处女膜，不表示我对一部分女性的轻蔑，更不意味着将她们下降到与独裁者为伍的地位。对专政党“装处”情结的分析，也不表示对于现代意识形态阴性化叙事（母亲形象的经营）的迎合，恰恰相反，我在另一篇文章（《天安门母亲：一个被屏蔽的关键词》）里剖析了这种阴性化政治哲学的无耻。事实上，将意识形态比喻为保险套也许是比处女膜更恰当的，因为那更符合专横者的传统形象。一面凭借暴力机器强奸民意，一面借意识形态的过滤预防余孽丛生。但在这里，我想着重凸现的并不是专制者一贯的的强横，而是外强中干之后拼命的搔首弄姿。

意识形态的功用从保险套转为处女膜，说明极权主义以攻为守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说明黎明到来之前，独裁者已经沦为人妖。

2003-04-18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