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扫地

诗文扫地

王怡

80年代的四川，是现代诗歌运动的一个渊薮。派别林立、群雄并起，仿佛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除开北京，几乎所有的当代先锋诗人都曾蛰居或出生在成都。而今天，这一切都在时代的足音之下，不曾有分毫响动浮出海面。

试着列举那些名重一时的四川诗人：柏桦、欧阳江河、廖亦武、万夏、钟鸣、李亚伟、张枣（去了德国）、孙文波、周伦佑、翟永明、何小竹、肖开愚、唐亚平（贵州人）、蓝马、杨黎、小安、宋渠、宋玮、石光华、狼木吉格、董继平、苟明军、廖希，等等。

海子之后，柏桦几乎是我最欣赏的汉语诗人，也是诗界最不能省略的人。他的语言几乎达到了现代汉语的澄明之境，而意味和章法却是最为古典的，好像阿城的散文和小说。但与阿城的机灵劲不同，柏桦最好的诗都是带着南唐后主般的颓废、和贵族气的哀伤。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一个人在所谓灯红酒绿的盛世里，写着亡国气息的句子。

在一个群体主义的时代，柏桦90年代后期之前的作品，都显出略为阴冷的矜持和自弃。90年代初，他在时代的高歌猛进当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呵，前途，阅读，转身

一切都是慢的

还有如此令我心动的：

但冬天并非替代短暂的夏日

但整整三周我陷在集体里

一个诗人与时代没有一点脱节，还叫什么诗人。诗，在我眼里，就是把我们与时代拉开距离的东西。这样的诗人从小众（不是公众）的阅读视野中淡去，是一件让所谓诗坛乃至让时代蒙羞的事情。多少次在成都的街头，我张望，并揣想：正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中年男子，或许就是柏桦。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天才落于时尚，正是这一点让我对人与事充斥深深的失望。我有个学生到过柏桦的家，他曾向我描述柏桦的漠然和寡言。给我的感觉，仿佛诗人蜷缩于时代最潮湿的一个角落等待着什么。

当代女诗人中，翟永明无疑算作最出众的。她是一个最能把握女性写作的分寸的人，她把一个女性个体的内心精神有分寸的给我们看，用了最有暗示性的语言。就这一点，她的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崭新的。不过90年代后期，翟永明如同其他一些成名诗人一样，在那些热衷于日常经验叙事性的趋势，和不讲分寸便“露出自己的把柄和漏洞”的古惑仔诗人前，多少有些失节。在“把普拉斯还给美国”之后，翟永明的近作如《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令人想起斯蒂文斯的《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但前者是介入的，体现出诗人放下矜持与民同乐的信号，后者却是如同朱子格物致知般不介入。翟诗开始有了一种举重若轻的圆熟，这种圆熟是属于诗的还是属于女人的，一时还不得而知。

最令我伤心的是四川诗人廖亦武。他好像不在成都，自从1989年后因诗获罪，他出狱后到了一个偏远的地市。一个偶然的午夜三更，我从某一个海外电台听到对廖亦武的电话访谈。在这时代，知识分子坐过牢的不多，不敢相信8年的大墙生活足以让一个诗人怎么变脸。最后一段是廖先生声泪俱下地诵读那首罪魁祸首的长诗。我孤陋寡闻，还没有听见过现代汉诗的朗诵居然会那么感人。那时分我忽然想起成都电视台某个谈话节目里。曾赫然看见当年“非非主义”的主将周伦佑正襟危坐，侃侃而谈。那是我第一次在大众传媒上见到浮出海面的前先锋诗人。我也恰好在当时想起了远在地市的廖亦武。这种联想毫无微言大义，不过令人低徊。

廖亦武近年来主编过几本书，尤其是关于70年代地下诗歌那本。也看见过他的文章，但是不是没有写诗了？

在一个纷纷落网的时代，来自这个城市前诗人们的讯息，还是大多从海外电台和地摊上时不时获知。多少年来，我在九眼桥、西南财大、仁厚街、送仙桥各处的旧书肆，日渐淘得不少自印的诗集，和诗人们签名互赠的作品。作为这个城市曾经沧海的信物，择其要者，一是北京圆明园艺术村诗歌厅编印的《中国诗歌·大骚动》，是一位成都诗人的藏品，为我所有。在里面我第一次读到黄翔，一位像廖亦武、多多一样因言获罪的诗人政治犯。一位因此被盘踞诗坛的人可耻的遗弃了几十年的先锋。后来在电台，有幸也听到了对黄先生的长篇访谈。

另有一本石光华、万夏和宋氏兄弟等四川诗人编撰的《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7-1988卷）。当时海子尚未自戕，他的史诗《太阳》也收在里面。

唐亚平的《黑色沙漠》，是我搜罗到的第一本诗人亲笔签赠的集子，原所有权人是另一位成都诗人赵野，两位都是四川大学毕业。川大曾是先锋诗人的摇篮，但当我就读时，已经花果飘零、不堪回眸，连个像样的诗社也欠奉。

还有一本台湾版的蓉子诗集《黑海上的晨曦》，蓉子女士亲笔赠与成都硕果仅存的老诗人孙静轩。当我花一块钱从地摊上擒得此物时，心下揣想：莫非孙老先生已经仙去？先人一走，藏书散尽，仿佛是个规律。但我不敢肯定，直到一年前在《成都商报》餐饮版读到，老诗人正和老板们一起吃火锅呢，可见肝火颇旺、尚能饭也。

孙老曾在红星路上开过一家“静轩书屋”。诗人开书店倒是专业对口，可称为儒商。成都曾有家“卡夫卡书店”，也是一位前先锋诗人终于投笔。一时还声名远扬。记得我读书时常常穿城而来，乐此不疲。不料年前我搬家至此、不足数百公尺的地段，“卡夫卡书店”却人去楼空。一扇卷帘门终日紧闭，把几桌打麻将的挡在外面，门面好像也不租出，仿佛要留着做文物。

记得BBC在1986年，曾将一个锦匣深埋土下，留待千年之后开掘。里面放置了最能体现近世文明的几样物什：保险单、避孕套、营业执照、名片和假睫毛。最近成都也在搞什么“千年信物”评选，把那粗鄙不堪的大熊猫看上了，还要准备盖个棺材盒子收殓起来。也附庸风雅整了个“十大诗歌评选”，说要把选上的当作墓志铭刻在盒子上。评选会的头子就是把蓉子诗集当废纸卖了的孙老先生。

我在想，不如把我手上这几本东西埋了算了，附上一大串被时代不屑一顾的名字，等那些后人去考证。但只是这么想，不好意思说。

一种曾经深入人心的事物已经斯文扫地。在当代，借助商业性的力量，我们再一次陷入群体主义的狂欢。但不是“三周”，而可能是终其一生。诗人的自言自语，像和尚口中的经文，重要的已不是在说什么，而是你还有没有心情在某个时候走进去，听一些和时代拉开距离的人，叽叽咕咕的为你创造一种气氛。

这时的诗歌，是对私生活的一种保卫。

它已落草于传媒之外、时代之下，在我们的抽屉里和路边的地摊摊。

200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