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王怡

一

有一种社会体制是看重游戏规则的，它认同由公正的程序带来的结果的不公平，仍然视之为公正，“平等是指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柏克）。比赛产生了胜负，形成人类自发演进的差序格局（借用费孝通的概念）。而政府的作为则是尽力让游戏规则对个体平等，让差别尽可能不再取决于每个人的血缘身份和权力身份。并在此之上，约束其权力，使之成为一个忠于程序的裁决者，而不是一个直接去矫正和变动结果不均匀的分配者。

但乌托邦的暴力革命彻底否定了程序性。在实体的不公正面前，革命者瞧不起游戏规则，视之为虚妄，和对旧体制的狡辩。其结果只能是以暴力摧毁人类长期自然形成的，有差别的财产秩序和整个社会的根基。等于直接取消比赛，给每一位选手皆大欢喜的发奖。革命者成为建筑设计师，要在擦掉一切的黑板上画最美最好的画。政府也就从一个忠于程序的裁判变成为一个忠于内心信仰的、一个乾纲独断的给予者。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的脚色这时已经超越了世俗的界限，成为被红牌罚下场去的上帝的代理人。

正如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揭示的，“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一种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一种直接诉诸于分配正义的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必然是精英论的。只有精英才可以超越于选手之上，超越世俗的善恶之上，超越每一个自利的个体局限性之上，好像卢梭笔下伟大的立法者，去决定给谁发奖，及如何分配；去决定一年的钢、铁、煤的产量，及如何消耗；更要决定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每个月可以吃几斤猪肉、住在哪里，谁做教师、谁做官员，谁又该呆在清洁工的岗位上。不用说，完成这些事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人患上偏头痛。支持这一精英事业的是共产主义对于神性的僭妄，对于老黑格尔和卢梭的迷恋，以及对于高智商和献身精神的无比自信（当然也包括身在其中无比荣光的成就感）。

另一面，乌托邦的革命理论在立场和方法论上，又将不可避免的倾向民粹主义。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涌现在民粹思潮浓厚的俄罗斯大地，或许是一种偶然。但共产党人的确比过往一切造反派都更信仰民众的力量，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优秀、最团结的帮派，并相信是普罗大众创造了历史。正是这种民粹主义的精髓，使得一场由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最深奥的哲学体系领导的、最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暴力革命，最终摆脱了“秀才造反”的宿命。当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流亡国外、手无缚鸡之力时，“十月革命”在民众的暴力中突然迸裂。当毛泽东放弃了中国历代造反者攻城略地的套路，天才般地将战场摆在乡村与城池之间，共产主义中国方才站稳脚跟，并预见到胜利的曙光。

但1956年，当共产主义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七年之后，随着大规模国有化的基本完成，政权日渐固若金汤。当毛泽东恋恋不舍地放下《水浒传》，开始捧起被蒋介石奉为圭臬的《曾文正公全集》，代表着造反者终于坐稳了统治者的交椅。这时精英统治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根本冲突必然凸现，共产中国开始觉察到什麽叫作“七年之痒”。

二

应无疑问，1956年一度出现了“自由化”的初春天气。如果说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仅仅是引起毛泽东对自身地位及对“身前身后事”的顾虑，至少是不够公允的。毛对于苏联走到当日的境地显然有过深思熟虑，他至此以后大部分的努力，都在以“不断革命论”去避免中国革命在他手中偏离当初歃血为盟的乌托邦道路。在毛对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觉担当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全面国有化仅仅是“娜拉出走之后”的一个开端。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梦在1956年的毛泽东眼里，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不看到这一点，便将毛后来的行径简单对比为历朝君王兔死狗烹的权谋之术，其实是过犹不及，忽略了这场乌托邦革命的形而上性质。更忽略了这种形而上与毛的浪漫诗人气质及不无邋遢的农民本质之间的微妙关联。

这一年刚开端，周恩来及其政府对于“冒进”的批评和遏制，已招毛泽东颇为不满。这种不满是浪漫的意识形态与技术官僚的操作立场之间必然的唐突，也是毛对政府的技术性始终充满戒心和仇视的因缘。由于对经济领域的外行，使毛暂时屈从了中央计划官员（患上偏头痛的一群人）和省委书记们（正是他们在八大上详尽揭露和批评了“冒进”中的官僚主义）。接着，关于发展速度的争论让毛终于不耐烦了，并开始发脾气。刘少奇在八大政治决议中将国内主要矛盾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加触怒了毛（刘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透露了毛的不满，毛甚至未在决议通过之前看过稿子，或者是拒绝圈阅）。

因为此时，毛泽东已开始谋划一场崭新的“整风运动”。他那浪漫的乌托邦情结和“浓得化不开”的民粹主义倾向正慢慢抬头。毛一定在居高临下的交椅上，感到了整个官僚体系（他一手缔造的）强大的运作能力和惯性。可怕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力量仿佛并不太需要他的英明决策和微言大义便可以自行其是。那种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人都要唯其马首是瞻，要靠他的天才般的军事能力和众星捧月的政治地位才能求得生存、才能从乡村回到梦寐以求的城市的时代，也仿佛不复存在了。这种日渐成熟的体制的力量也在日渐消解领袖人物那种“奇理玛斯”型的无上威权。用韦伯的话说，官僚体系的科层化开始发挥出“去魅”的功能。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万历帝与整个文官集团之间的拉锯战。毛从1956年便与他手下的整个政党和亲密战友们开始了这一拉锯战。他也一定感到了当整个政党全面进入体制，被整合到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之后，“工具理性”终于压倒了“价值理性”。这恰恰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一点，这种技术官僚的工具理性和对领袖事实上的淡化，使得他渐渐产生出“党内走资派”已经萌芽的想法。其实，成为肉食者之后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卡尔.马克思视野所及的范围，而需要另一个“Marx”（马克思.韦伯）的思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这时就像他手中的权力一样，已无任何禁忌和束缚。在之后，我们将看到毛在事实上成为了正统马列思想最大的叛逆者。这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统派和技术官僚所无法理解的。

在精英论和民粹主义之间，刘少奇充满对前者绝对的信奉。可以假设这与他一直在国占区从事地下领导工作、一直是与最优秀的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有关。刘从未如毛那样，运用民粹主义的立场去掀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也是精英论的，绝不可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而对刘而言，进城之后的问题，关键是要加强党员的修养，巩固培养无私的献身精神，以纯洁的、精神上的贵族身份去统治民众，同时抵御权欲和物质的莫大诱惑。在刘作起草报告的1945年党章中，根本不提什麽“群众路线”，只是反复强调“无私的服务”。即使在一笔带过的“向群众学习”中，也是将其与教育群众放到同等的位置：“每一个党员必须下决心向群众学习，同时要不断用革命精神教育他们以唤起和提高他们的觉悟。”很明显，这句话的重心是在后面。这与1956年党章对群众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的高度重视，确是不大一样的。

可以说，刘的经历、气质、教育背景和思想信仰，决定了他的精英论正统立场自始至终压倒在民粹主义的倾向和狂热之上。苏共二十大后，毛希望并准备用民粹式的力量，去监督和制衡在他眼里日渐失掉形而上激情、并有着腐化倾向的整个官僚体系，让中共官员在权柄与利欲面前保持单纯的信仰，以跳出“周期率”。但刘少奇却似乎并不看好来自外部和细民的监督。这并非是他真知灼见地预见到了“大民主”的可怕后果，而是一种彻底的精英论姿态：是精英去领导和教育群众，群众怎麽可能去监督道德水平和政治觉悟都高得多的精英分子呢？对民众力量的迷恋在本质上是与共产主义体制格格不入的，若不是人人有罪，又何须基督出世？在这个意义上，刘少奇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统共产主义者，并接过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为万世开太平”的精英自诩。反而毛泽东的民粹倾向及他对于官僚体制的怀疑，恰恰从根本上暗示着对共产主义精英统治的解构和颠覆。一个需要时刻由群众来监督以防其腐化的政党，哪里来的神圣的牧羊人的资格？由国家垄断所有财产权，由中央计划官员来分配一切的经济体制又哪来的合理性呢？不如由群众自己去监督自己好了。

因此在1956年，虽然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是毛和刘以及整个政党共同的兴奋点，但把“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视为国内主要矛盾，代表了刘少奇等技术官员和正统精英论者的立场：即上层建筑是先进的和完美的，不需要再动了，只剩下生产力问题才是亟需解决的。至于官僚主义的根源，不在体制本身，而是主观主义，应依靠政党内部的教育和个人内心道德、政治修养的提升来解决。但是毛泽东却绝不这样看。上层建筑真的是先进和完美的吗？当乌托邦就在眼前，毛像一个异教徒一般生出了怀疑。当那些满脸土气的八路军干部摇身变成市长、县长，毛的心中难免产生“鬼子又进村了”的荒谬感。他从整个越来越技术化的官僚体系中，实在看不出有什麽比“资产阶级政府”更先进、更理想化的地方。况且他正在恼火地感到整个文官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的“异化”，甚至于和他本人的对抗。按照毛一贯的思维方式，他正筹备一场延安时代（那是多麽令人神往的黄金年代）那样的整风运动，来防止中国走上赫鲁晓夫式的道路，来尽力维护一个乌托邦和清教徒社会的纯洁性。

应该说，毛对于乌托邦的洁癖胜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尽管在战争年代和党内斗争中，他曾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毛也比刘少奇更早地意识到乌托邦的难以维持。从此，毛泽东的民粹思想发展向极致，不惜与自己亲手缔造的共产党政权全面为敌，以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彻底瓦解和摧毁了共产主义精英立场及其道德统治的合法性。虽然不是毛所宁愿看到的，但事实上毛成为共产主义思想最大的解构者和赫鲁晓夫式的叛徒。从1956年到文革结束，毛所带来的浩劫在意识形态上最大的成就和遗产，便是对乌托邦意识形态的釜底抽薪。并使这一体制在精神上的重建几乎成为不可能。

三

但在1956年，向着“自由化”的道路走得最远、在政治上显得最为健康和开明的领导人，恰恰是最正统的刘少奇。部分由于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刘在诸多场合明显减少了对毛的个人颂扬。并多次暗示毛在中国没有斯大林那样的地位（当时情势下这也许意味着对毛的一种辩解和爱护）。在八大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看来也是刘大力促成的。就在八大政治报告对于历史的简明回顾中，刘少奇甚至没有一处提及毛的名字，而是充满激情地将胜利归属于集体和每一个人。但这与邓小平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致八大的代表们对于毛的地位，发生了一些混乱的猜测。

由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触动，毛泽东看来在1956年的确有过引退的计划，因而在八大前后，让出机会将刘少奇及其他最高层的同事们尽力推向前台，甚至几年后还安排了国家主席的宝座给刘。在新党章中，为毛将来的引退定身量做了一个位子：中共中央名誉主席。这表明未来的权力交接的安排，已经是公开化了。毛也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政治局分为一线和二线，而他正属于二线。不过比照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前的手法，说这一次权力交接的演习也是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恐怕也并不是杯弓蛇影。但无论如何，可以明确的是短短数年之后，毛便对引退一事出尔反尔。他与官僚体系之间的拉锯战，他对民粹力量的迷恋，也许加上他的同事们对即将来到的权力交接过分的激动和迫不及待，以及他对于个人声望下降的不甘，更加坐实了他对上层建筑的警惕和疑心。即使毛当初果有几分诚意，这一切也足以让他改弦易张，决心不断发起群众的力量，向着他一手缔造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现已掌握在一群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官僚手中）开炮。

在理应是兄弟般的共产主义使徒之间，一个像刘少奇这样坚定的精英论者，绝不可能接受彻底一元化的君臣关系，也不可能接受过分盲目的个人膜拜。苏联的事件同样给刘少奇及其他最高层领袖带来了难以意料的冲击。1956年，刘对毛泽东个人地位的刻意淡化，也许并非如人所说出于某种政治企图（毛泽东显然是这样认为的）。他在整个一年的政治解冻中，各方面都表现出难得的开通和务实。新闻自由方面，刘说：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当老百姓好！刘还这样批评新华社：为什麽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我们却不敢发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后来在文革中称：刘的指示给新华社干部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混乱”。在法制上，刘少奇则是最早最彻底关注现代法治程序至上要求的共产党领导人。而这恰恰与乌托邦思想直指实体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刘居然强调“要保护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权利”，他还坚持认为：“当案件是依据合法程序处理的，即使我们错捕了人、错判了人，这样的错误也是合法的。反过来当案件不是依据合法程序处理时，即使被捕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特务，逮捕也是非法的。”

上述带着明显自由倾向及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言论，出自于一个正统的马列主义锦衣卫之口，其实也并不太让人吃惊。因为乌托邦精英立场的关键在于：我是精英我怕谁！刘在政治上的开明建立在一种绝对的、高风亮节的、斯巴达式的自信之上。一个在内心坚守纯洁信念和无私精神，并以精英中的精英自诩，抱着一种救世主心态的领导人，倒不一定会滑向极权，转而迷恋和热衷于建立彻底一元化的专制体制。因为极权主义的实质不是绝对的自信，而恰恰是怀疑，甚至恐惧。

毛泽东，正好是最早一个对乌托邦和正统马列思想生出怀疑的中共领导人。这种对精英立场的怀疑，与一个民粹主义者对于群众力量的信奉和依赖，或者是互为因果的。彻底的民粹立场迷恋普罗大众的伟岸力量，带有强烈的反智论倾向，必然导致对于自身精英地位的藐视和否定。但民粹论者和共产主义者却正是智识阶级，和不可一世的英雄豪杰。两者间的格格不入，使民粹主义导向混沌和迷乱，而不大可能道一以贯之。

更为要害的是，毛泽东在更大的一个思想背景下，不能摆脱传统政治文化“政教合一”的专制格局。世俗领袖与精神领袖“君师合一”的身份是对毛的最大诱惑，而共产主义体制既要统治肉体，又要统治灵魂的乌托邦主张，在本质上也与“政教合一”的极权体制不谋而合。在与官僚体制的拉锯战中，毛自始至终都在坚持维护和塑造一个彻底一元化的上层体制，企图在和平年代以及在共产主义兄弟会中，继续作他的无可争议的“君师合一”的领袖和神秘莫测的共产主义大祭司。这就需要建立党对政府和国家的绝对权威，以党的神圣性去引导和抵御官僚体制越来越强的技术性。最终国务院沦为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全国人大也被架空。毛在1953年的一则批示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到了1958年，毛泽东终于对自己在56年一片“反冒进”声中忍气吞声的妥协，作出了反戈一击。对国务院的猛烈抨击以周恩来的公开认错为标志，使政府工作进一步直属于政治局和毛泽东本人，也使周、刘等人建立技术性的政府体系的希翼彻底落空。刘少奇在56年之所以急于宣称“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国有化之后的主要矛盾，除了他充满自信的乌托邦立场外，恐怕也是在极力维护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所逐渐确立的较为规范的政治和权力体制（54年宪法集中体现了军事化政权向文官政府的过渡，并保留了共同纲领较为开明的政治格局），防止毛泽东个人威权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其肆无忌惮地蚕食上层建筑的集权化倾向。

但当毛的君师合一的梦想自上而下，而民粹主义的力量又自下而上时，在两者接头的界面便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冲突。也不能完全抹煞毛泽东提倡“百家争鸣”，发动知识分子向官僚政府宣战的真诚性，尽管毛有着对智识阶级无比的轻蔑，及对政教合一的一元化体制绝对的维护。当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章伯钧（政治设计院）、储安平（党天下）这些旧自由主义者天真地绕过官僚集团，直指游人止步的极权体制时，其言论甚至超过了包括刘、周、邓在内任何中共领导人所能接受的极限。毛泽东当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举将之扼杀。以后在文化革命中，毛再次发动学生和大众去挑战文官政府，这一次的规模和混乱甚至超出了毛本人的预想和操控。而状况之惨烈，即使刘少奇这样的正统精英论者，恐怕在面临暴民的汹涌力量时，也无法不对自家无私的分配者身份和乌托邦思想“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产生临终的幻灭感。

四

自1956年始，毛泽东步步为营，以群众的颠覆性力量摧毁了共产主义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和上帝代理人的身份。事实上使一种妄图统治个人灵魂的意识形态，在文革之后惨遭阉割。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已没有诗”，那么文革之后，也没有了乌托邦。因为毛亲手解剖了他参与和领导的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乌托邦革命，使其虚妄性暴露无疑。在此之后，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能具有刘少奇那样健康、彻底的精英立场和救世主般的自信，没有任何领导人敢于小觑民众的势力，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敢去触动毛留下的上层建筑和企图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从此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一方面是中共，一方面是知识分子，都无法在政治上再次康复至1956年那初春的天气。中共已蜕变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政党，既没有信仰力量支撑下的开明，也缺乏从宪政上去解决一元化寡头体制的勇气和动机。

而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在市场经济的路上，中共继续的世俗化，将乌托邦的后遗症清除干净，恢复到一个尊重游戏规则也尊重个人的结果不均匀的自发秩序，并在宪政的束缚下，甘愿从上帝的牧羊人下降为夜晚的更夫。

20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