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是不是歧视性用语
“打工妹”是不是歧视性用语
王怡
继媒体报道江苏南通民警6月份开始禁称“打工仔”“打工妹”之后，近日，南京市公安局也要求在系统内禁称“打工仔”“打工妹”，而改口称“同志”。首先我有些疑惑，因为据我的生活经验，“打工妹”云云，多是一种第三人称的和群体性的称呼，很少听见对一个具体的人以第二人称的方式来叫对方的。我原先也以为只是“改文”，即在一切办案文书中不使用此类用语。仔细看报道才知是“改口”。
相比之下，司法文书中使用“打工妹“之类的指代，的确是不合适的。因为司法文书当中，更需要人称指代的规范性。这里“规范”的意思主要意味着某种平等性。就像合同文书中的“甲方乙方”一样，看上去很生硬，谁来了都是甲方乙方，但这称谓里面恰恰表明了一种抹煞身份差异的平等性，这正是法律的程序正义的体现。就是说，无论贫富贵贱，城乡官民，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身份差异在法律眼里，尤其是在司法程序当中都是没有意义的，法律看不见这些差异。使用规范的、普遍性的称谓，其目的就是抹煞这些无意义的身份差别。
但在现实生活中，身份差异其实是存在的。为什么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对于身份的称谓，其实这里有着很大的合理性。现实中人与人的交往，处处都需要通过区分身份来获取信息。所谓区分有两种，一种是以不平等的权利和待遇为目的进行区分。但另一种区分则类似于对不同商品的市场定位，和作为一种对他人基本信息进行了解的分类尝试。我们要反对的只是前者，后者的区分恰恰是一种社会多元化的体现。无论是我国传统社会，还是西方现代社会，都有按不同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的丰富的称谓系统，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商业社会的复杂程度是同步的。但在我们一度取消市场，取消私有财产，消灭丰富的民间社会而实行大一统的共有产权制度后，我们的称谓就只剩下一种了，叫做“同志”。
在法律的抽象系统中，所有的人都是甲方乙方或原告被告。这是一种淡化身份的进步。但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人都是同志，这其实是一种称呼的倒退。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似，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因为身份的单调而无法被细分。
其实“打工仔”“打工妹”的称呼只是一种对于职业人群的分类尝试，字面上并没有什么歧视和侮辱性。至少在我眼里是很亲切的一个词。相反，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同志”才是最生硬的称呼。因为它拒绝去识别和尊重任何一个人群的特殊性。重要的并不是“打工妹“这个称呼，因为歧视其实是由背后的制度和舆论赋予的。重要的也不是改变称呼，而是改变赋予这个称呼以歧视性社会评价的城乡分离的一系列制度。在这些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无论你把农民工这个群体叫做什么，他们都是受歧视的。你就算把他们叫“皇帝”，要不了几个月，“皇帝”就会变成一个贬义词。
而如果仅仅在现实社会中放弃对人群进行分类的称谓尝试，为了避嫌一律改叫“同志”，这会大量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并维持社会生活的某种一元化。
举一个例子，在美国90年代以来，也很讲究为了避免歧视之嫌，而不使用各种对人群进行划分的称谓，称之为“政治正确”。比如“黑人”在英文传统中称为“Negro”，现在有文化教养的人群都刻易避免使用这个词，而改用非常拗口的“非洲裔美国人”来称呼黑人。但事实上，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黑人，在表明自己这个人群的特殊身份时，从来都称呼自己为“Negro”。总不能说金博士也歧视黑人吧。其实社会生活总需要不同的词汇来指涉各种人群，Negro也好，打工妹也好，词汇本身是没有罪的，字面上也只是对其身份特征的一种平和的叙述。对社会来说，废除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城乡在各种体制上的歧视性待遇；对警察来说，通过对其权力进行制约和保障其执法的严格的程序性。这才是根本上防止歧视的态度，词汇的褒贬是由制度和文化去创造的，社会进步的真正方向，不是掩耳盗铃，而是有勇气让“打工妹”成为一个骄傲和富有尊严的词汇。
2003-08-21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