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从成都到三台
读胡适：从成都到三台
王怡
周末回趟老家。临行，在后宫般的排排书架上胡乱扫过几眼，随手翻了张牌：是《胡适随想录——实用人生》。因为开本小，刚好揣进兜里。我在91年读高三时买的，一念旧，便带它上车。
我孤陋寡闻，当年在边鄙小城看到花城这一套《人生文丛》，封面雅致，又尽是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这些语文课上的异端姓名。一口气买了几乎全套，在高考将近的时日读了个饥肠辘辘。又不得要领，只觉自己对于人文的见识有了这山望见那山高的感慨。记得今年国庆，三台老家一两岁侄儿来成都玩耍。回去后他妈妈来电说：“点点（侄儿小名）眼界宽了，现在遇谁都不怕咧！”
我当年读胡适等人就是这种效果。
其中胡适的文章略略枯燥，离文学较远。高三的时候最喜欢是林语堂。大学里接触到自由主义，回头再看胡适，还是觉得但开风气不为师，尽是大实话。毕业后胡先生的名声陡然壮大，隐隐有了与鲁迅划江而治的势头。又陆续买了不少胡适的文集、论著，选美般地在里面点着读，渐渐就有了盐味。觉得在一个烽火佳人的大时代，一个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能够一以贯之，写出如此去火、节欲的平白文字，粗浅道理，真正做着自己信奉的点滴的改良。这才是道地的自由主义的姿态，一种柴米油盐的，而不是满怀浪漫和道德感的自由主义。
孔子云：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道德欲和色情欲皆是我们内心的洪水猛禽，日三省其身也难以抵御。所以君子好德，小人好色，都是社会的祸根。克制住色情欲，便是君子，克制住道德欲，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胡适。
因而有人说：鲁迅是满汉全席，胡适是白饭大米。鲁迅是当归，胡适则是板蓝根。
人又说网络的魅力就是虚拟性。但对我而言，一当汽车（或飞机火车）发动，在它抵达目地的之前的这段飘逸的时空，也是虚拟性的。我在旅途中无论长短，几乎从不与人交谈。只要翻开一本书，如这本《胡适随想录》，我便如堕庄生晓梦，又仿佛落入电影《黑客帝国》里所谓的“母体”（matrix），不再知天高地厚、时光如织。即便读到“编辑者说”中的下列言辞：“胡适在五四前后那些孕育和脱胎于大时代的文字，是富有革命气息的。但是，他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点滴改良的主张，则为编者所不敢苟同。至于……就更不足取了。”
——也只是一笑，未把我拉回车厢之外的世道。
胡适的《自由主义》一文已读过多遍。高三时第一次读了，比较兴奋，把“自由主义”从我脑海中由一个贬义词还原成褒义词。还不敢大张旗鼓说出来，但在朋辈中已有一种早恋般的精神优势。因为我不仅知道了非常遥远的一些地名，而且知道了离我们同样遥远的，一些思想的片断。
当时我心中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火气的自由主义。胡适此文给我的感觉还是檄文。在一个思想已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孩子眼里，那是多么富于颠覆性和义无反顾的句子：“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
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另一个乌托邦：“这样重大的变化（指1945年工党执政）——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革命的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
即使我在多年之后，在从成都驶往三台的汽车里，在充满虚拟性的时空，仍然无法在读到上述文字时去火、节欲，无动于心。反而浮想联翩，血压上涨。
○
经过德阳，空调中巴驶往中江。这是与三台西面接壤的必经之途。能在这时让我想起的人物有两个。一是诗人肖开愚。他的《中江县》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诗之一。这首诗将世俗的叙事与诗歌的理想主义媾和，是一首离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最近的现代诗。当然这种感慨里多了半个老乡的偏好。熟悉的诗人和作品我们是容易打高分的，因为那一切我们所了解和怀有温情的，都构成了诗歌文本的注释和潜台词。
另一个赫赫有名的中江人，也是肖开愚诗中提及的红色英雄，就是韩战中的黄继光。那是代表了战争年代最有火气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物，如今成为中江县最大的一份无形资产。小学时我们曾远道而来，参观黄继光先生的纪念馆，并对那挺起胸膛去堵机枪的行径膜拜得五体投地。学雷锋是需要教育的，学黄继光根本不需要教育说服，不用讲他为了什么什么、又在当时想到了什么什么。那些香港片里的古惑仔，只要敢手起刀落，剁掉自己几个手指头，就可以感动所有二十五岁以下的观众。
后来年龄见长，知道了中江人不好惹。在老四川，重庆人出了名的火爆脾气，川西一带则温良恭谦。但中江在川西是个异数，仿佛摆在坝子和丘陵间的一盆火锅。以前回三台的老公路要翻中江一座山，不仅坡陡、道弯，而且劫匪出没，远近闻名。每回翻过山去竟有二世为人的欢喜。
中江民风骠悍，直来直去，怕只有湖南的邵东可比。黄继光先生出在中江而不是三台、江油、盐亭，就并非偶发事件。拿胸口去堵枪眼的，扔了枪械动刀子的，拚着脑门挨刀也要扇敌人一巴掌的，在1967年内战期间，这样的英雄人物中江县数不尽数、罄竹难书。
1967年中江县广福镇“太阳山”大战，至今令中江、三台两县父老谈之色变、讳莫如深。当年中江造反派得势，对保守派大开杀戒。双方都有了武装，火器精良。造反派从县城一路追杀，保守派便逶迤向南。三台的造反派武装纷纷加入围剿队伍，最后在靠拢两县南端交界处的一座山上形成合围、短兵相接。此山名曰“太阳山”，距离黄继光出生地二十余里，是古已有之的地名。用作红色恐怖的杀戮之地，不是巧合，就怕是天意。
那一战惊天地、泣鬼神。令我无法用更优美的语言或没有火气的悲天悯人去描述。但在此地，有无数的黄继光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而死于非命。保守派残余继续向南长征，经蓬溪、过射洪，从东面进入三台。此时三台县城正散播着“中江人（保守派）要来屠城”的流言。鳏寡孤独者皆闭关绝户，气盛者挺身而出为保卫家园而战，私人恩怨未了的人也不断加入围剿追杀的行列。两县人民全面进入“血亲复仇”的年代，不断有人在街市上抬尸而过，以儆效尤。
费正清称中国近代史有五次内战，原先我数来数去，总差一回。结果他把1967-1968年全面武斗也算上了。我的一个远房叔祖对我讲，三台、中江武斗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没计过。但他旋即用一种不容怀疑的语气说：无论如何，那是绝对比解放战争（第四次内战）多得多了！
这一回过路中江，想起“太阳山”一役的死难者和未被历史刻名留念的“黄继光”们。因为正读着胡适的文字去火，比较少带情绪的去设想整件事在史上的位置。也正好为胡适先生的下面一段话提供了佐证：
“我要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如果这是胡博士站着讲话不嫌腰痛，作为暴力革命的胜利者和叛逆者的顾准，有过更为简练的说法：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一九六七：太阳山
从窗外望见太阳山
千禧年的路上，忽然白雪
满车的旅人惟独我的表情
像似吊客
太阳山的沦陷远在卅年前
广福镇人头攒动
枪尖对枪尖，麦芒对麦芒
父老乡亲在内战中战败
未亡人在县城抚育幼婴
期盼卅年后的我荣归故里
一位远房叔父那时从山顶跌落
折臂、断根
去年夏天坐化于南郊大佛寺堂
临终连书七字：
杀杀杀杀杀杀杀
（狂草。无一字雷同）
山阴没有坟
没有一只杜鹃
庞大的丘陵被依维柯飞速绕过
太阳山在身后红如焰口
卅年前，五十四军驻扎在成都省
毛泽东卧于怀仁堂宽广的书房
说：水浒好
好就好在投降
那时江青在花园抢拍雪景
筹备她的个人影展
史载：一九六七年中南海寸草不生
牛羊不肥
领袖终此一生不再行房
跋：
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水浒传》
○
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当然反对暴力革命”，并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前面听起来还有些信誓旦旦的火气，后面的话在一个国破山河在的时代讲出来，就确实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乍看之下觉得迂腐不堪，等到尘埃落定再回首，确实金玉良言、菩萨心肠。只恨胡博士注定是大米白饭，不能作狮子吼，不能激动人心。“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这种论调又怎麽能拉拢二十五岁以下的善男信女呢。“要么全部，要么全无”，那才是我们更年期之前坚守的信念。
汽车驶入三台境内。“不准在公路打场晒粮”和“计划生育好”的标语夺目而来，让我再次回想起黄继光们赴死时高喊的口号。胡适在《名教》一文，对吾国满天飞的标语口号分外看轻，认为是对“名”（文字）的古老迷信。虽也有偏颇之处，但像天安门楼上“毛主席（或XXX）万岁”的横幅，就跟道士画符、或在草人上写个“王七婆婆”然后扎上数针的做法并无二致。哈维尔曾讲一个例子，60年代捷克的一家杂货店，每天都要挂上一幅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之所以挂，并非店主真的相信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进而能有助于他的生意。他不过是用这幅标语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免麻烦。政府也并非相信店主的表态是出于真诚的信仰，只要老百姓做个姿态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互相欺瞒、心照不宣。满天飞的标语口号便渐渐成了双方都不去戳穿的一层窗户纸。
胡适说标语满天飞大概是名教中国的土特产，看来前东欧阵营莫不如此。只不过我们对文字那预言咒语般的魔力特别器重一些。《封神演义》里的张桂芳，只大叫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那黄飞虎便立马滚下五色神牛。至今每逢重要庆典，中共宣传部门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皆要精心拟制标语若干，下发各地。并再三声明，统一口径，不准在钦定标语文本之外别出心裁，更不得篡改一字一词。
可见文字的厉害。难怪古人要专门起一座“字炉”，上书“敬惜字纸”四个大字，把一切垃圾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字的，一类是无字的。我们今天也称垃圾桶为“字纸篓”，却是不分青红皂白都往里扔了。但上至朝廷、下至黎民，至今对那标语口号还是极为看重，车停三台红星镇（地名也是定名分的道具，三台全县到处都是红星、建设、胜利、跃进等宏伟叙事）时，街头一太婆抱着孙孙坐在门前，一面轻轻摇晃，一面念念有词：“打秋摇秋，今年麦子好收。”
——今年的麦子果然就好收许多。
三台早已花果飘零，再没有川北重镇的势头。几年来，全县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关停并转、连卖带送，几乎全军覆没。沿袭一老说法，拿砖头当街随便一砸，十个有九个都是下岗工人。三十不立、四十而惑，都不过是从头再来。加上农村信用基金和供销社社员基金东窗事发，许多人颗粒无收，就常围聚街头，又让警察领走了不少加班费。县财政便濒临“破产”，把心一横，将偌大一个县委会卖与了一嫁给澳门富商的三台籍青春寡妇，给与许多年轻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但三台决不萧条。界面繁荣、灯红酒绿。我有一兄长现居广州，年前回家，我陪他坐的绕城一周，看过了每条街道。兄长叹道：广东绝大多地县都没有这般盛世的气象，这般的夜夜笙歌。我说：你有所不知，现今三台的支柱产业便是餐饮、娱乐和色情，政府大而化之，称为旅游业。不少下岗家庭，丈夫每晚送妻子去作小姐，天长日久，妻子就不让接送，说是推一辆老永久，如何能做的长久。
我颇为疑心1949年前的三台，有否如此市面？城里街两边都是各类小店，倒是充满世俗的气息，再不见国有国营的番号。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一朝灰飞烟灭，潼川府昨日重现，回到了以小业主、小商业和小作坊为主的自发的经济格局。五十年的国有遗产，只够在水、电、气上苦苦支撑，银行风光不再、纷纷撤离，唯有电信一花独放，当作春天里的最后一个瞬间。
胡适先生所谓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最没有火气的话，偏偏说到腰眼上。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胡先生举出英美的“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说：一班大学毕业的男女，在出生地拣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便终生在这里作事。他们把附近的孩子找拢来，教他们游水、读书、打球，演说辩论、组音乐队、演剧团。并有女医生天天访问贫家，替他们看病、接生。胡先生说这便是不用暴力，不用独善，“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改造。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所以得我敬重，就在于他有耐心做这样的点滴的改良。茅先生拿出自己的稿酬一万元，在老家一村落设立了微型的金融业。他物色了一位中学毕业生来经管，为老乡提供几百、几千的小额贷款。低息、无担保。茅先生保持与经管人的联系，不断给他写信，教育他如何管理好这笔基金。后来经茅先生四下努力，贷款基金扩展到10万元。至今已放出贷款数百笔，无一坏帐。至少在某些因此脱离困境的人眼里，这个“茅”的功德，不会比那个“毛”要少。
我在三台有一远房亲戚，父母离异，家境贫寒。侄女今年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工业学校，家里却无钱供书。亲戚们先是挺热心，欲凑钱资助，终因数额较大及各种因缘，而不得善终。侄女去了县里一家私人织厂，月工资二百元。头一回领到钱便给他尚在读小学的弟弟买了书本和过年的新衣裳。当时我欲效法茅先生而不成，知道点滴的改良实在是难于振臂高呼、力挽狂澜。
但胡适（包括顾准）的自由主义，还是受着“士农工商”的儒学传统影响，胡适总结的四点（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渐进的改革）全在政治自由主义一路上，而还看不到市场体制对于民主的塑造和维护，在他所谓“点滴的改良”中，也未曾想到将那一笔笔出自双方自愿的、皆大欢喜的交易；将那一项项排斥了国家权力的个人财产权，视为渐进的方向。看不到经济自由主义的路径，所有渐进的努力（包括像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虽然去了火气，却去不了书生气，到底还是颇为浪漫的另一个乌托邦。
因而胡先生也有这样愤世嫉俗的文字，可以拿来对比我的老家，在标语之下，五十年来究竟有多少鸡零狗碎的渐进的革新：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海洛因和摇头丸）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输血管）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足的女子（失学女童、分不到地的已婚妇女）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民办小学）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党支部书记）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城南大佛寺）香火还是怎样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人民币），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做小姐），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合资企业）没有避火的铝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
○
我合上书，车已到三台。从省城至此一百五十公里，从中午1:00正到下午3:20。这一段形同虚拟的时空不过是我精神界的一瞬间。上述的阅读和思考，在我跳下车的一刻，便如洛·李维斯从“母体”（matrix）返回。我拎着两袋“北极绒”保暖内衣，挥手让出租车停下，一回头看见人力三轮在候车厅外挤住一团，其中一个车夫面善、脸熟（小学同学，姓严？）。我带上车门，正听见司机放着何勇的歌，进入最盎然的一小节：
——姑娘姑娘，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拿着手枪。
最后一次想起胡适，在谈及“五卅”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去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在一个群体主义的时代，在革命者退烧之后，也是我们细民们理直气壮的选择。
潼川府
1
在家乡仰望星空
仰望一个青春期的，布满粉刺的
夜
人们各自挑选一个位置坐下
城外的工厂隐没于骤然的黑暗
2
县长卖掉了体育场
去五十里以外的水库练习蛙泳
我们居留下来
在城南的古城楼上轮岗
3
杜甫离开了牛头山的草堂
沿着当年游击队的路线
入城
顺利地避开了交警和债权人
4
徐家桥的盲者说：
本城在北宋时免去了一场民变
必在千秋之际获得补偿
一个明显的征兆是
开国后三台地位的不断下沉
5
退休老人集聚在凤凰山
手持徳生牌收音机
交换来自海外的隐密消息
一些人回到家中，戴上老花镜
翻开了一册
繁体竖排的书籍
6
每一辆超载的客车
经过中江。驰往省城
带走敌人、麦冬
上访者和新婚妻子的梦想
留下我们仰望星座
仰望一个更年期的，缺乏欲望
和恩情的夜
（注：三台古称梓州，清时设潼川府。）
200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