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屠杀到玄武门

从大屠杀到玄武门

——读筑东阳的《李世民》

王怡

复写历史

关于盛唐的气象，和隋唐乱世之中的豪杰人物，我的印象是从《说唐》的评书开始的。像杨林、罗成和李元霸这些子虚乌有的人，早早占据了我心目中一席之地。在我关于隋唐历史的知识谱系中造成一种干扰？还是一种丰满？我个人的历史观倒倾向于后者。这也是我喜读历史小说的一个缘故。

历史小说这个概念，小说是次要的。小说家言，不过是平增可读性与感染力。因为作者在我们的既有的知识谱系上铺陈故事。这种铺陈有两种妙不可言的阅读快感。一种是把理性与系统化的知识，化为一种横陈在大地之上的气象。我的个人经验读历史论著是读不出万马奔腾的音响效果的。唯历史小说能给我们这种HI-FI的感受。譬如对古代战斗场面的展现，在所有中文的叙述中，姚雪垠的《李自成》仍然是一个未被超越的颠峰。在气象的神似上，几已达到金庸历史武侠小说所呈现出的文字境地。尽管作者受了意识形态的裹胁，在提供下面第二种阅读快感上，得分却极低。

历史小说的第二种阅读快感就是小说对于历史的令人震惊的复写效果。这种复写而不是考据所带来的命名的快感。窃以为是历史小说最大的意味。因为在既成的知识积累和人物是否上进行颠覆、变形、丰满或贬损，这里面的快乐与启发，这里面从古往向着今日照过来的亮光，都是比彻底的虚构叙述更加令人着迷的。这方面的中文叙事，还是要首推《三国演义》。

近年来历史小说似乎有一个虚假的繁荣。大致从《曾国藩》到二月河的系列为滥觞。但在我看来垃圾居多。因为我总认为历史的魅力不在事实，而在对于当代富有价值的想象。所谓一切历史皆当代史云云。想象当然不是凭空杜撰，而是在已知史实和被质疑的证据当中进行取舍。历史小说的魅力就是由这种取舍带来的魅力。在不同的取舍下，历史便向当代开放出不同的价值和气象。我的评判就是最终从这种气象来打分。然而当前大多数历史小说，以二月河为首，是我非常厌恶的一种文字。因为以我的标准看，这些书津津乐道于宫廷纠葛、官场权谋，并在这种叙述中摇头晃脑，一副差点就流出口水来的文字模样。在精神气象上既无可称道的想象，也无可称道的取舍，总之乏善可陈。即便和《说唐》这种古代的市井评书相比，相差又何止千里。

有些人只要端出一副文字的架势来写文章，就可以得茅盾文学奖。这里面有一些审美偏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在中文叙事中，对隋唐之际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苍茫的时代，给予了迄今为止最具气象的历史复写的，还是不登大雅的香港武侠作家黄易的巨著《大唐双龙传》。我这么说并不怕别人嫌我档次低。若是读过几部唐史，或是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高章，再来读《大唐》，然后说这不是瞎扯吗。说这话的人或者懂历史，却不懂历史小说，不懂历史对于当下的体贴。若是读过充栋的论著后再读《大唐》，依然能够放弃知识壁垒而迷醉其中。那么迄今为止也只有这部巨著，能够让读者越过事实而感受到隋唐时的天下，那种带着新鲜血液味的胡汉杂居的乱世气象，和乱世中蕴涵着前所未有之可能性的历史烟尘。《大唐双龙传》其实就是一部新的《说唐》。书中的徐子陵和寇仲，就像罗成和李元霸一样，虚构的人物最终却能构成民族记忆关于隋唐气象的一种临摹。这就是小说家言之于历史的意义，就像太史公“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歌词。

血勇与人道

筑东阳这部《李世民》，贡献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传统政治意义上的完美人格。但从小说的临摹力上说，还是比不上黄易的《大唐》。尤其是后半部分，在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不称王的烟尘，以及杨隋旧部与突厥外患的重重包围下，小说的篇幅就显得太不够用。几乎无法使李世民这一人物脱颖而出。但这部小说虽以李世民为题，作者的本意其实并不在太宗一人。而在于描述直到玄武门政变和李渊内禅为一阶段的，一个三百年胡汉糅合的大乱局，和华夏文化在这时所遭遇的新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经大乱而大治的极端例子，也莫过于隋唐。这也是东阳兄撰此书的心气。一个极端反对汉化的武川镇军事集团，割据西北，挺进中原。竟然依次造就出北周、隋、唐三个朝代的开国君主。而开端于西北鲜卑六镇的一百多年的惨烈暴力，自523年的洛阳大屠杀开始，到626年6月4日的玄武门政变止，最终走向了仁政下的政治和解。尽管按陈寅恪的观点，关陇军功集团对天下的掌控直至武后以周代唐后，才逐渐消退。尽管末了，大唐仍然是亡于河北的胡人军事力量。由此，陈寅恪治唐史，开出了两个关键词，一曰种族，一曰文化。文化战胜种族，汉文化最终反过来征服了征服者。甚至把胡人血统的李世民改造成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儒家皇帝偶像。使“贞观之治”千百年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一个颠峰和图腾。隋唐之际的故事是这样的吗？

东阳兄此书，却开出了与陈寅恪不同的两个关键词，即“血勇”与“人道”。李唐和杨隋一样，流着从突厥到鲜卑的血液，强横好战，这是血勇的一面。西魏时代，突厥的望族独孤信，分别将女儿嫁给具有鲜卑血统的宇文、杨、李三家。而这三家先后凭籍以当年鲜卑六镇为主的关陇军事集团，在一百年间开创出三个朝代。而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具有显赫的异族血统。因此李世民的血统是汉、鲜卑、突厥和其他异族的混合。这正是所谓几百年“五胡乱华”的一个结果。在作者笔下，李唐夺取天下的过程，是一个从血勇走向人道的历程。这也是筑东阳此书气魄之大，志存之高远，远远超过二月河之流的地方。

《李世民》一书也对以往一些通常观点进行了翻案式的写作。如对杨广暴君形象的部分修饰。早在司马光，就开始对儒家正统史书过分贬黜隋炀帝提出了怀疑。在此书中，杨广在性格上颇类似于加谬笔下古罗马的卡里古拉皇帝。内心极端敏感、自尊甚至纤弱，心怀大志却又眼高手低。但残暴程度倒远不及卡里古拉，也不及作者在开篇楔子中颇有深意予以描述的北齐暴君高洋。此外，尽管作者对李世民王霸杂用的褒扬，甚至达到有些膜拜的地步。可谓是孔子心目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一个典范。既结束了五胡乱华以来质胜于文的局面，也不像宋之后的文胜于质。但书中在讲述太原起兵时，仍然借用新的研究资料，如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里面的许多记载，修正了唐史过分夸大太宗英武、淡化和弱化李渊的地方，对李渊起兵的决断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叙述。

但是这本小说的味道并不在这些细节上的复写。在我看来此书微言大义，意图在于以当时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为今日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一个注脚。一派血勇贲张的乱世气象，一个嗜杀成性的时代，如何慢慢转向人道，转向种族与阶级间的政治和解。深藏在文字其中的，毫无疑问是一个无比令读者动心的想象空间。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正统史学从来都崇尚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对关陇六镇维持胡人血气的保守主义给予贬斥。但历史最终却是六镇的胡人以及被胡化的汉人集团，不断崛起，一统中原。逐渐取代南朝成为华夏正宗。李唐的崛起，使我们不能简单对这个反汉化的过程给予否定。隋唐的经验，其实是一个以西化（胡化）去改对抗汉化的经验。洛阳大屠杀之后，北魏分裂，其中崇尚汉化的一支称为东魏，后为北齐。而维持西化的一支则称为西魏，宇文泰和杨李两家都是西魏的主要将领。后宇文泰僭位，创立北周。前面说筑东阳在此书楔子中极尽渲染之能事，描写北齐高洋的残暴。以及在隋末十八路反王中，也以令人窒息的文字，铺陈“楚帝”朱粲的部队屠杀和吃人的细节。其中深意到底是什么呢？

一百年了，华夏如何才能走出暴力革命和大屠杀的泥潭？一种模式是胡人拼命到中原去“全盘汉化”，一种模式却是汉人跑到边陲去“全盘胡化”。结果呢，胡化的北周打败了汉化的北齐。胡化的杨隋征服了南朝汉室。而谁才是真正的暴君，残暴的力量真的是因为胡化才带来的吗？作者举出这两个例子，一百年来天下最残暴而无人性的君王并不是被胡化的汉人杨广，而是被汉化的胡人高洋，以及汉人朱粲。而一百年来天下最仁慈的君王呢，却是被胡化的汉人李世民。这个对比是非常犀利的。血勇与人道的结合，使胡化的汉人最终比传统汉人甚至汉化的胡人更强大，甚至也更文明。唐之后的华夏，已非昨日的华夏。华夏的这一场大换血，也并非汉沙文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是胡人征服了汉人的身体，汉人反过来征服了胡人的灵魂。胡人的文化和他们的血统一样，最终使华夏遭遇秦以下未有之大变局。并在鲜卑和突厥等异族的冲击下，在唐太宗李世民之后实现了凤凰涅槃。

东阳兄此书有一种庞大气象，尽管因为篇幅的原因而受到较大阻隔。此书对于隋唐之际这一场历史的复写，让读者看到的并不是权谋、野心和狭义上的政治。尽管这的确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权谋和野心最旺盛的时代。《李世民》一书要阐释的主旨，我的理解就是只有接受西化，才是旧华夏生生不息的出路。而今日的华夏，正是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也是此处对当下极富价值的第二个问题。即人道的文化与血勇是否相容？如果翻译成今天的学术用语，就是民众的自由与强大的国家是否相容，或者说宪政民主的国内理想与民族主义的强国梦是否相容？李世民同时做到了对内政治开明，对外武功鼎盛。这在中国历史上创了一个秦皇汉武之外的先例。尽管当时的“开明专制”不能与今日民主自由的诉求相提并论。但旧中原文胜于质，西陲质胜于文。而李唐经过一百年的胡化之后，走出一条中道，其中是确有真意的。

“玄武门”与政治和解

626年的6月4日，是李唐天下，也是整部中国历史不能忘却的一个日子。因为这天发生了一场影响中国历史甚大、类似于“光荣革命”的政变。秦王李世民在太极宫玄武门埋伏精锐9骑（一说12骑），在长安也是大唐狭窄的政治中心，伏击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两个月后李渊内禅，李世民成为皇帝，从此华夏中兴，开启了登峰造极的贞观之治。

按陈寅恪的说法，玄武门是大唐历代中央政治革命的关键。由于从宇文泰开始，三朝都倚重关陇军事集团，以关陇之地为本位。如太宗时全国府兵800所，其中500所在关中。因此安史之乱前，没有地方主义崛起的可能。只有频繁的中央政治革命。陈先生指出，初唐凡四次宫廷政变，都以玄武门前的变故为成败之因。全国的政治安危，竟然可以反复系于宫城外的一箭之地。这是一切专制主义政治没法避免的肿瘤，即便实现李世民这样的“开明”和“仁政”，也不可能给老百姓、给臣子，甚至也不能给最高统治者带来最起码的政治安全。

筑东阳的书写到这里也就嘎然而止。因此对太宗晚期无法克服这一肿瘤，由帝位继承从此引发频繁的宫廷政变等情事未作描述。其实李世民也绝非什么政治完人，他晚年大兴土木，一改以往虚怀若谷的气象。魏征晚年曾说他即位短短几年后，就一味专断孤行。房玄龄临终前也曾喟叹，说现在已经没有人敢犯颜劝谏了。

作者只着重渲染了玄武门六－四政变后，李世民寻求政治和解的努力。像其中重用太子建成的谋主魏征的故事是脍炙人口的。自鲜卑六镇洛阳大屠杀以来，横亘中华的一百年大战乱，仅隋末以来人口就减少五分之四，华夏之地足足三千万人死于非命。这一切至李世民而结束。不过此书对于李世民为什么可以在血勇与人道当中开出一个内圣外王的中道，以及“六－四政变”之后的政治和解，是个人魄力使然，是关陇集团整体利益的必然要求，还是文化的人道力量的抬升，又或战乱疲沓民心向背的影响。这些小说中也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解释。不过作者尝试运用了大量意识流的心理描写和独白手法，来表现李世民的人道精神。这在一般历史小说中倒是很少有。

况且对一部历史小说而言，给出论证的要求原本是苛刻了。我从中看到一种大时代苦尽甘来的气象。看到大屠杀和大战乱之后的政治和解，在人道和文明价值的制衡下是曾经我们的祖先做到了的一幕。也看到李世民完成政治和解后，给华夏曾经带来历史最高点的辉煌。我们在当下煮酒论英雄，在畅销着《康熙大帝》这种糟粕的坊间，读到东阳兄这样一部历史小说，完全足够了。至于剩下的部分，就不是历史，也不是小说。

2004-05-21

《观察》

筑东阳《李世民》，珠海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