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分寸感
——也谈道德之三
王怡
是市场经济让中国人变得不道德吗？
如果说当前充斥了道德的混乱和腐败，其实相当程度在于原来计划体制和权力格局向转轨时期的蔓延和渗透。看得见的手比看不见的手更会搅局。显而易见的是，当代的道德水准怎么也没有文革中那样可怕。动辄对毛时代满怀初恋般回想的人，像《画皮》中修成人形的妖精，将历史的面目描成了青春期美少女。
另一面，儒家传统着重身份的人伦道德，在一个分工、交易和传媒高度发展进而无限延伸了个人生活空间的现代，换言之，在一个充满了陌生人的时代，越发地显得捉襟见肘。道德与心理的制约力随着地域的扩展而不断下降。
盛洪先生曾比较冷兵器与热兵器对于杀人的心理状态如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现代兵器在心理上最大的功效就是拉大了杀人罪与被害者的距离。使“杀人”这一事件抽象化。当你摁下一个红色按钮，在遥远的地方就有千万人死亡。这种抉择与玩电脑游戏开始类似。当死者在遥控室的屏幕上呈现为一个黑点，或动画般的身影（甚至还没有《抢滩登陆战》或者《三角洲特种部队》那么逼真），你心理上的阻力怎么能和面对面手刃一个人相提并论呢。杀与被杀仿佛都显得不够真实。自从枪支出现，妇女杀人的数量开始剧增。热兵器的发展就是不断的通过削弱心理上的严重性和后遗症，来为杀人者解脱。因为你即使站在十米之外开枪，也再不会被溅到一身的鲜血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双手沾满鲜血”，就成了一种比喻用法。
如此类推，当人们摆脱传统人际关系和一个宗族的、熟人的社区格局，不道德行为承受的心理阻碍和实际后果，都得到相应的削减。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传统伦理是一种“差序格局”，好像在湖面投石，不同的人伦关系便如波纹一样，以自我为圆心有差序的展开。随着亲疏远近渐渐淡漠。由此可见儒家道德基本上只在私人关系中发生，讲的是有等级有差别的道德。所谓“五伦”，没有一种超越了熟人亲朋。也可以由此理解为什么中国自战国起，富可敌国的商人大贾就层出不穷。但大多数人、大多数交易还是出不了五服五伦，始终无法将一个交易体制步步为营，大规模展开。因为产权的界定和公认不是依据法律，而是依靠熟人社区内部的人际认同和道德感来维系。张三把一头牛卖给同村的李四，有没有产权制度都无所谓。但远距离贸易、陌生人之间的买卖，离开镖局和秘密帮会的力量，根本就没法面向普天之下低成本的拓展。
所以儒家的道德遗产，是一种缺乏“公德”（陌生人之间的道德），缺乏主体平等精神的“身份社会”下的道德。墨子讲“兼爱”，就被孟轲骂成“无父无君”，禽兽不如。孔子和耶稣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利他主义者。在面临饥荒而自己手中有粮时，他们都将选择把干粮分给他人。区别在于，耶稣是不分亲疏均分给人，孔子则将首先让与父母，后兄弟姊妹，逐次下去，分不到的人活该倒霉，谁叫他在人伦中的等级太低。这是一种讲出身论的道德。因此，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在亲朋熟人之中选择不道德行为，其阻力和后果都不堪设想。来自亲属、宗族、邻里、同乡同学乃至组织上的道德压力和具体后果，是每个人道德选择最重要的制衡因素。做街坊生意的小百货小酒店，之所以充满人情味，较少蒙骗，并非人家的道德觉悟高，而是一个经济动物理性的权衡。就像小孩子，可能在远离家庭、学校的陌生的街头随便撒尿，不当一回事。但绝不会在自己的地头乱来。
因为那简直是两码事。
现代中国的问题是突然高歌猛进，来到一个交易环节繁多、行为空间空前扩展，满街都是陌生人的市场。传统熟人、宗族社区以及长期的单位体制解体之后，每个人轻易脱离了原来的制约力量，连自己结没结婚都没有人知道，行为选择失去了顾忌。把假货卖给八杆子打不到一头的陌生人，对于传统儒家中国的道德而言，心理障碍其实微乎其微。就像我们介绍人认识时开玩笑的话，“来来来，认识一下，免得将来在街上碰到了骂架”。
是否遵守游戏规则（无论道德还是法律），大多数时候只是一项经济行为，全在乎成本收益的较量。儒家说“推己及人”，但在一个强调身份名分的差序格局，只是推到“朋友”为止。现代契约社会中的道德，是一种主体平等的陌生人之间的道德，这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的根本理念才是一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儒家道德观的张扬，在今天，不是揠苗助长，就是杯水车薪。
也许道德味淡一点，适用面才宽一点，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道德的气味太刺鼻了，全社会就有呕吐感。
2001-03-14于包家巷
道德的分寸感
道德的分寸感
——也谈道德之四
王怡
老子曰：大道不存，有仁义。指出道德伦理的相对性。古往今来的道德信条，本身不论高下正误之分，但只要立身在一个将之奉为圭臬的朝代，凡事定于一尊，就要走向反面。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将一种单一的价值追求作为唯一的和终极的意识形态来供奉，甚至不惜以暴力去维持。那么这种价值本身无论如何，这个社会都将处于专制或专制的悬崖（阿克顿勋爵）。哈耶克则说，“哪里存在着高于一切人之上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个人自由和一般道德的立足之地。”道德失去分寸，往往又将沦为获取实利的途径。道貌岸然就成为一种幌子。
比如道家的超越事功，在野不仕，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最不近庙堂烟火，时而也睥睨人物，纵横天下。该是最靠拢近世自由知识分子的人。但在崇尚归隐、崇尚玄学和臭脾气的魏晋南北朝，“隐”摇身一变为“仕”的手段。越是隐逸名声越是壮大，于是皇帝便征招加封。隐逸者自然拒不出山，每辞一次，士林便喝彩一次，皇帝封的官自然又大一级。如此几番太极推拿，把握住火候，这才勉为其难，出来做官。之间的分寸也是关键，过，犹不及也。所以谓之“终南捷径”。想当年小乔初嫁了，刘备三顾茅庐，孔明半推半就，还不是这个意思。今人称之为炒作。
又如儒家“武战死，文谏死”的忠君理想。为信念不避甲兵，敢逆龙麟。本来是极为高蹈伟岸的。好像有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梁漱溟。但在士林对于死谏精神一致推崇，形成对于个人节气风骨的压力以及青史留名的诱惑之后，潮流所被，要当忠臣就非死不可了。一些骨头硬的家伙并不讲谋略和论辩之术，更不顾及百姓与社稷的后果，就是要以不务实的态度从政，处处以个人清誉为先，凡事宁愿“政治正确”，生怕遗臭万年。这样的大臣就算是清官，清则清矣，于国事民生却是梁山泊的军师——吴用。
万历皇帝甚至骂这些朝臣是“讪君卖直”（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正直” 在某种环境下，也可以“卖”个好价钱。明灭之后，有人作诗云：“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以骂陆王之学误国。虽然片面些，却又做了老子语录的注解：“国家不幸，有忠臣。”
再如贞洁。也是一桩弥足珍贵的东西，并不限于女子。但经过三讲五讲，成了气候，也是非死不可。翻开中国每一部县志，烈女传、贞妇传，就能闻见刺鼻的道德的血腥气。恍惚间听见鲁迅先生的呐喊：“礼教吃人！”
再如绝食。是东方的作风。在中国怎么也算最激剧的自杀方式。不仅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需要极令人佩服的勇气。而且也是传统中给对方施加最大的道义压力的招数。老百姓实在没法了，就到仇人的家门口去自杀。当在1989的关口，绝食成为某些激进人士借以向独裁者施压的最后一击，绝食便成了一种表演，和更加年轻的学子不死不足以表达立场的，索菲般的选择。振臂高呼者在道义上不断膨胀着一种崇高感，对狼的挑衅最终将民间和高层十数年的力量积蓄毁于一旦。
再举例就退到78年前的共产中国，60年代之红色高棉（懒惰一次扣工资，懒惰两次断粮三天，懒惰三次推出去杀头），30年代之斯大林时期，法国大革命之雅各宾派。当道德失去分寸，走向乌托邦，便迅速转向血腥专制。当政教合为一体，人性的被践踏，个体的被轻视、被省略就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所说道德永远是多元而且以人为本的。政府决不可以上帝自居，去谋求道德化身的地位。尤其不可以行政的威权推波助澜。因为再美好的价值也需要拿捏分寸，不可唐突。以道德杀人比用刀子杀人更加无耻，也更加令人心寒。现代社会要维护的民主与均衡，必然是一个道义的威权来自民间的多元局面。这就意味着各人的信念各人去担当，政府千万不要给某一种人拿大奖，给某一种主义中六合彩。
2001-03-15于包家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