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积金”不能成为一种价格战
“廉政公积金”不能成为一种价格战
王怡
据称深圳等地将建“廉政公积金”制度，公务员如果不出违法乱纪的情事，退休时会一次性拿到100万到200万不等的公积金。这笔巨款是否完全代替了一般社保帐户逐月领取的退休金，已有的报道没作说明。但细心人一算，即便除开公务员一般社保的退休金，以平均寿命80岁计，这笔钱“廉政金”也已超过了一个普通公务员一生中所能领取的工资与退休金的总和，也就是超过了中国社会99.9％的人的一生所有收入。
我对这个拟定中的制度有两个尖锐的批评。其一，借用“期权”的方式，把公务员的一部分福利和整个晚年的基本保障，和他最基本的奉公守法捆绑在一起。这的确是一种很有效的防止腐败的做法，尤其是针对“政务官”以外的一般公务员效果最好。但我第一反对“高薪养廉”的说法，政府本质上是向社会提供公共劳务的服务行业，公务员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他的薪水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大致的水平。如果公务员薪水应当高于一般行业，高出的部分一定是他们应得的。对此老百姓并不会有意见。但民众把公共权力交给一部分人去执掌，这部分人的薪水应该由他运用权力给社会创造的福利来决定，而不是由他滥用这种权力的可能性来决定。如果出于“养廉”的目标提供高薪，这个“高”的意思就是过高。近年来在社会工资水平偏低、失业率增长的时候，不断上调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这种做法已经开始引起社会其他阶层的不满和质疑。人们会问为什么不因为司机可能乱开车碾死人，或者因为医生会给病人乱吃药而去提高他们的待遇呢？从公务员的角度说，这意味着他可以用公众授予他的权力反过来向国家财政、向人民的钱包进行讹诈。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和行贿者进行一场恶性的价格战。一边是政府，一边是行贿者，双方都默认公务员手中的筹码，于是双方一起去哄抬公务员的价格。而公务员可以待价而沽，可以有恃无恐。结果和一切价格战一样，最终使公务员的身价偏离正常价值，高到一个社会其他阶层无法容忍的地步。
这个价格战还会产生两种新的风险。公务员身价的“牛市”只可能使执掌公共权力的机会和位置变得更诱人，而不是更平常。这场价格战在整体上的效果可能是继续刺激社会的腐败心理而不是去抑制。另外，看起来公务员个人的腐败可能是减少了，但其实这是将公共权力的道义风险由公务员个人那里转移到了政府身上。政府再也无法在整体上保持一种相对中立的、对腐败官员的惩戒者立场。这样，用高薪来预防腐败是以整个公共权力系统风险的增高为代价的。这个代价甚至会比个别官员的腐败更厉害。同时在公务员收入以超过GDP增长的速度不断攀高的情形下，民间社会所积累的怨气，也可能远远超过个别公务员的腐败给社会稳定带来的伤害。
酝酿中的“廉政公积金”制度为什么看起来会像一场恶性的价格战，因为这个规划偏离了香港等地实行的“公务员退休公积金”制度的宗旨。即在公务员原本较优渥的待遇下，以对腐败者的“惩戒”为主。以失去后半生基本保障和辛苦一生的部分福利作为对官员滥用权力的预防。但在我们这里，这一制度的重心却落在了对不腐败者的“奖励”上。说白了，是“惩戒”为主还是以“奖励”为主，这决定了到底是政府去“威胁”蠢蠢欲动的官员，还是官员去“威胁”一个渴望廉洁的政府？
我的第二个批评，是这个一昧烧钱的做法，并没有看到腐败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一部分官员可以用手中的权力反过来讹诈他的主人？这说明公务员手中的权力太多，权力太大。同时公共权力在整体上可以支配的社会资源也太多，可以伸手干预的社会和私人领域也太广泛。不是官员的钱拿得还不够，而是权力之间的制衡和监督还不够。因此我的基本看法，目前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和保障程度已经超过一般社会行业，处于城市居民中上水准。无论就政府目前给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品质，还是就政府财政能力和民间税负而言，都已经足够。所以“养廉”的问题必须换一种思路。在利用金钱手段调节公务员心理预期上，要以惩戒为主而不是以奖励为主。在改变公共权力的易腐性质上，对政府而言，一昧“分钱”不如勇于“分权”；对民间社会来说，花钱贿官不如退而守财。一方面守住个人权利的疆域，利用法治对抗公共权力的泛滥。一方面分拆权力，相互牵制，抑制公共权力的大小、范围和程序。一张一弛，才是反腐的正道。
2004-04-06
《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