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通信：新呐喊（李宪源先生）和王怡
思想通信：新呐喊（李宪源先生）和王怡
王怡
第一封信
李先生：你在我个人主页上的留言已看到，并寄给刘大生先生。同意你的关于思想交流的看法。我们之间可能隔着许多差距，比如年龄、视野、居留地等，在看法上相左并不奇怪。虽然站的方位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就是对体制的力量和现今政府保持着独立的批判性。我是后生小子，论辩中口不择言的地方请谅解。希望能和你有更多的讨论交流。
李先生对自由派人士有不同见解，很理解。其实像崔之元的文章我挺喜欢的。不过你对自由派已和党内当权派穿连裆裤的看法实在不敢接受。我始终觉得这是你身在国外的缘故。像我这样有自由主义立场的无名之辈，在网上发言实在是一件奢侈而担惊受怕的事，尤其是让家人担惊受怕。我最喜欢的一点是有多元的声音，和对于公共权力的批评。因而我尊重每一个有独立立场的发言者。
希望这封信你能看到。
王怡 01-3-5 （星期一） 16 ：12
第二封信
王怡网友：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自由派中当然有分类；比如象王力雄、萧功秦（他5.8 后自称为自由派）朱学勤等，我们视彼此为意见不同的朋友。象经济界那些自由派，这些年来与权力相勾结，所起作用极坏。这方面确实有认识问题和利益立场的根本区别。出国时间长了，不大好区分；只能从观点言论所起的客观作用和效果而并非其宣称的主观动机去判断。
中国过去生活中的黑暗面和本人长期所处的“二等公民”家庭处境，使我成为了很热衷的自由主义者。89年春萧功秦来锡思想交流，几乎是在接受我们一帮子西方自由、民主信仰者的围攻。中国因“改革”而出现的现实苦难，使我变成了自由阵营中的反叛者。
象加拿大那样的“成熟型”资本主义，自然比目前中国情况强得多。问题是受“历史路径依赖”的制约，恐怕中国永远走不到这一步。你所期望和相信的“让多数人有自私自决权”，落实到中国的特定环境中，只可能是少数官僚阶层的“自私自决权”。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每时每刻都在论证这一事实。如果没有利益上的牵连，我常奇怪好多具有正义感的自由派朋友，为何就看不清这一点。
通过网上更多相互交流，相信我们会不断增加相互理解和尊重，最终成为思想铮友。
代向刘大生先生问好！
请试一下附发的邮址；我担心新浪邮址会乱码。
李宪源 日期 Mon， 05 March 2001，
第三封信
李先生：来信收到，心情不坏。
你说“如果没有利益上的牵连，我常奇怪好多具有正义感的自由派朋友，为何就看不清这一点”一段，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对于目前追求“让多数人有自私自决权”的自由主义主张，在现实中成为为少数权贵的“自私自决”张目的问题，在乎大家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评价：
1、今天少数官僚权贵的“自私自决”是如何形成的？主要的力量来自传统体制下不受制衡、无所不在并且高高宰制于大众之上的权力及其继承，还是来自于自由主义对平等的个体利欲的申张？究竟是“私有化”已经走得过了头还是“私有化”没有得到公开、公平的，在珍重个体的前提下铺开的机会，才演变而成今天的局面？
2、如何去评价今天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度与毛泽东时代下社会成员的幸福度？丘吉尔说，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迄今为此我们所知的“最不坏”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代价和奢侈之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回避。而我们今天的全部智慧，就在于以一百年的磨难去判断：什么才是我们最不坏的即代价最小的方向？大而化之地说，是将继续向前走，还是退回去？
与此相应的，新左派究竟可以开出什么样的路径，是比较自由主义的努力更加“不坏”的选择？比如国企的状况，新左派今天关注的只是下岗工人的处境和社会主义几十年血汗的散尽，这些同样是我极度关注的。但不同在于：怎么去理解和面对国企今天的命运？我个人早在21岁大学毕业时，便对国企的低能和前途心如死灰。三年前当朱镕基说让国企三年脱困，根本好转。即使他说得斩钉截铁，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但就是这一句话，让我从此看轻他。
我自己身在草莽之中，接触到的工人阶级和其他普通民众，也有成千上万的人，我没有遇见一个对今天的现实没有不满和愤懑的人，但是：我也没有遇见一个否定所谓“非毛化”的改革，以及愿意坚持原有公有制体制的人。我对那些身在国内、说原教旨的社会主义是广大工人群众的心声的新左派人士，非常不理解。我不怀疑他们的动机和良知，但我颇为怀疑他们的智商和逻辑。很多人是对现实伤心的，也对毛的时代怀有经过美化之后的念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愿意回头，回到一个均贫富和大一统的乌托邦，回到一个更加没有“自私自决的权利”的路上。
3、新左派对于社会主义原教旨的坚持，有一个永远激动人心、永远在道义上站得稳脚的支点，就是对底层民众的始终关注，对社会不公和种种不义的激烈姿态。这也是社会主义理想在上个世纪可以激动人心、一度席卷全球的根本因缘。社会主义的语言方式天生是一种煽动性的语言，一句“均贫富”就可以让世世代代的农民揭竿而起，并泪流满面。自由主义者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格去对这些人说你们别这样呢？其实自由主义者想的也是一个千年王国，但这不是一个没有灾难和不公的高尚的千年王国，而是一个虽然有着种种不义，但再也不会让草民揭竿而起并泪流满面的社会，一个个人拥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财富和尊严、敞开了更大的可能性、并且愿意去为此而受难的社会，一个即使不能根除罪恶但公共权力已不可能对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罪孽和牺牲的社会。有人说，网络就像一个虚拟的天安门广场，那意思是说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最容易得势。但我也有一问，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路数和唯我独尊、既要统治肉体又要清洗灵魂的意识形态专制，以及公有制经济格局的低能和腐败，不说在别处，就在中国带来的事实上的灾祸，如果没有利益上的牵连，我也常奇怪好多具有正义感的而且是从这一灾祸中走出来的新左派朋友，为何你们就看不清这一点呢？
当李先生和多数左派朋友们大致相近的思想立场，放在民间，放在草根之上呼喊时，如上所述，那种对于实质正义的坚守，是能够得到我最大的尊敬的。但这样一种力量一旦入主金銮，南面而王。就将是我这一生中誓死反击的最大的敌人！
李先生说，“象加拿大那样的”成熟型“资本主义，自然比目前中国情况强得多。问题是受'历史路径依赖'的制约，恐怕中国永远走不到这一步”。我体会言下之意，如能达到，是善莫大焉。李先生所谓自己是自由阵营的反叛者，不过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前者我与先生的看法大致相同。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很肯定的知道，中国不是恐怕，而是永远都不可能走到加拿大或美国那样的富裕的自由主义体制去。那么我在求什么呢？只要中国不天下大乱（我们都绝不希望这样），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就无论如何都要在中国未来和未知的的政治格局中占据显赫的位置（只是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自由主义者想把共产党从唯我独尊的位置上拉下来，拉到一个合适的高度上。但并不是想把它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种现实政治力量搞掉。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就是如此，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就是今天的“路径依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把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影响力，从中国的历史或未来的政治局面中抹去。
但在后者，我坚信多元力量的拉扯。新左派也是要改造共产党，并不是要反对共产党或者搞政变。事实上，今天在方向上的争议都是向着和平改良的力量。我不知道当局为什么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新左派在民间坚持关注社会实质正义和公平的社会主义原教旨主张，不满当局过多的西方倾向和对当初歃血为盟的旗帜的背叛（借用新左派的说法）。自由主义者竭力促成“大多数人的自私自决”，也可以说意图摧毁一党专政和政教合一的道德专制的局面。而最大的力量始终来自官方，他们对于传统政治路径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殊死维护。加上其他的一些力量，这就很好。只要坚守了不要暴力的底线，市民社会将慢慢壮大，历史将慢慢作出自己的自发的演进和选择。其实，这也是一种思想领域内的“多党制”和“无记名投票”。这个过程也就是民主涵养的过程。
路径是需要去铺设的。鲁迅先生所说，没有死掉的树，又那来的煤。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希望今天自由主义的努力成为死掉的树。我个人最大的希望是如果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死，我宁愿像苏格拉底死在民主的暴力下，也决不愿意死于独裁者之手。
当然最好是寿终正寝。我的意思是我的要求不高，我不是一个乌托邦者，不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乌托邦者。如果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立场都可以与官方意图相抗衡（如果让官方终于有了容忍种种并非想致他于死地的异端思想的雅量），在形成真正有“特色”的中国未来之格局和路向中，其基本理念可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让我们的国家在历经百年之后，终于完成现代化的转轨和定型。那才是真正的善莫大焉、夫复何求。
归根到底，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看到未来二三十年后中国的方向。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最后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完成这个现代国家的定型？包括共产党在完成这个定型中将起到什么样的功德，以及在此定型之中最后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我今天对于自由主义的坚持，是取法其上，希望得乎其中。
最后谈谈自由主义者与权贵利益牵扯的问题。
李先生自己也谈到自由主义者的分野。我看这个分野的意思，所谓与权贵利益相牵扯，大致是在经济自由主义一路的人士，特别是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同上述，新左派今日言必称下岗工人，在这方面确有身家清白的资格，和道义上的优越感去作这种指责。很多经济学家言论及于高层权贵之间，也的确有给人想象的空间。但我觉得新左派在这方面的抨击言过其实了，有诛心之论的意思。另一方面，我并不否认很多经济学家越来越陷身于权贵与集团利益之中，渐渐失去了其理论上的“价值中立”。比如“腐败有用论”，就已超出了我所能接受的尺寸。在我心中，这种论调其思维方式，已经开始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者如出一辙：即为了一个所谓“正确”和“全体”的目标，而开始忽略和轻视个体的受难，如同外科医生一样对于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及其呼天抢地，开始麻木不仁。在我看来，这已经远远离开了自由主义的立场。
在对于像李家庆这种现实个案的关注上，民间的思想无论左右，似乎可以借此看到一些共同点。我坚信我们都是怀有正义感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的人，这一点超过了今天共产党内绝大部分的官员和统治者。每一个对政府和现实保持批判的发言者，都应该有这种自信力。
坐看云起时，说到话尽处。
愿先生有以教我。
王怡/2001/3/22
第四封信
王怡：
收到你认真探讨思想分歧的长信，很受触动。细细读了好几遍，谈些比较典型的“新毛主义”看法作参考。
1、就算由“市场经济与西式民主”所组成的“蔚蓝色”，确实是世界上“最不坏”的色彩，如倒入存有社会主义红色调料的瓶子中一搅和，或紫或黑，会是什么结果？中国自由主义者可曾设计出把红瓶子洗清了再倒入蓝色颜料的方式？从来没有。退一百步，即令象俄国人那样干脆把红瓶子全砸碎，不也是黑糊糊惨不忍睹的结果吗（多数昔日苏共高官，成为今日俄国大亨；凭此一点，是否就应该吊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入境权）？--这就是我所要强调的所谓“路径依赖”；其要点是：人们在创造历史时，无法逃离现实先设条件的制约；而并非指中共还保留和忠诚于原有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早已当作招牌来耍弄的革命标志，还真能使其保持“显赫地位”？不知身陷囹圄的工人领袖李家庆先生，是否会同意你的见解？
2、今天少数官僚权贵所以能肆无忌惮地“自私自决”，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 ）不受制衡的政治体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权力；（2 ）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在现实中根本与“平等”两字无缘的所谓“个体利欲”申张；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弄清在什么前提下才演变出特定相应结果，作为一种对事实的简单认定，并无多大意义。只有预先认清：在什么不可更改的前提下，必然会演变出什么结果来，才对道路确定和方案选择，具有真正价值。
3、很显然，如果毛泽东旨在限制中共官僚权力的文革实验未遭失败和中共全盘否定，不管中国的权力结构如何高度集中，官僚们“自私自决”的欲望有多强烈，等待他们的，不是刘庆山、张子善那样的结局，也要领受一下“四大民主”和“群众专政”的滋味。因此，当人们把今天的腐败归罪于“传统体制”时，必须分清：这是肯定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传统体制”，还是建立在否定毛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体制”。迄今为止，从徐友渔、秦晖到朱学勤、何清涟等，没有一个自由派良知人士，愿意在划清这一基本界线的前提下，来真诚客观地讨论问题。
4、至于文革为什么会惨遭失败？在继承文革精神、吸取文革教训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再加上大大强化的人民民主监督，能否开辟出比资本主义更现实更合理的制度？这需要后人排除个人私怨和偏见，进行深入客观地研究、分析和讨论。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在配合中共官僚阶级全盘否定文革方面，还是在自己所掌握之传统媒体上排斥异见压制讨论方面，自由派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本人有关文革的研究论文和长篇小说被海内外自由派媒介一致封杀，就是一个例证。
5、你说：你“没有遇见一个否定所谓'非毛化'的改革，以及愿意坚持原有公有制体制的人”。接着又说：“很多人是对现实伤心的，也对毛的时代怀有经过美化之后的念叨”。--你这后一句话所承认的那些“伤心者”与“念叨者”，难道不是对你前一句表述的自我否定吗？随后你又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愿意回头，回到一个均贫富和大一统的乌托邦”。这句补白听起来，是你在代替这些“伤心者”、“念叨者”按自己思维逻辑作主观推断分析？还是一种客观认定？在此，我不妨提供一段文字供参照：
摘自《天人古今》杂志2000年第1 期第41页作者“边民”写的《有一个消息，不胫而走，颇为新奇》一文，文章摘录如下：
“最近，北大、人大等三个大学的教授，到西南地区，在工农群众中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调查内容是三个问题：你拥护不拥护毛主席；你拥护不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拥护不拥护……，（原文如此，省略号表示被隐去名字的邓小平- 本文提供者金安迪注）结果，答案是三个百分之百（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百分之百的不拥护- 本文提供者金安迪注）。教授们大为震惊，反问工农群众：”你为什么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答几乎是大同小异：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修反修，它给了人民群众一种最大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文化革命有缺点，是支流，毛主席讲得很清楚，三七开；哪样事物能十全十美，全遂人愿；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事业，阶级斗争尖锐激烈，你死我活，更不可能十全十美，不能没有代价和牺牲；毛主席并不是当不了主席，想通过”文革“打倒别人自己当主席；毛主席那么大年纪了，也不是想通过”文革“为自己捞点什么……。教授听后大发感慨：我们说不清道不白的事，甚至是想不通争不明的事，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竟用那么几句朴素的语言，浅显的道理，说明白了！……”
6、我自1970进国企当学徒工，在好几家国企干过包括带有“劳改”性质的最繁重体力劳动。以我在同龄人中不能不算曲折艰难之经历和感受来对照，我觉得你对“没有自私自决权利”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似乎欠乏一种总体性的确切把握。我在“强国论坛”上曾发表过一篇《大公无私死了；大公无私万岁！》的文章，要点是说，对虽然处于社会多数、但却无法抗衡少数精英统治阶级利益摆布的广大民众而言，提倡和奉行“大公无私”，自然会沾便宜；因为通过“大公之合力”，能够把自己分散弱小的个体利益诉求，凝结为对伸张少数精英阶层特殊利益极为不利的“大锅饭、铁饭碗、公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农村'五保户'、'赤脚医生'”等制度格局。处于强势地位却时刻要受到“斗私批修”方针弹压的权力、技术和知识精英，也许确实比较吃亏。而现实历史发展进程雄辩证明：一经精英们借张扬“自私自决权利”之说，把毛泽东提倡的“大公无私”敲掉，多数弱势民众的“小私”，也就不复存在。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苏俄、东欧大多数国家底层民众目前的艰难处境，对这种“公私之争”的实际涵义，更提供了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广泛例证。
7、与青年自由人士对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深刻误解和讥笑相对照，他们所信奉之自由主义理想王国的贯彻推行，事实上恰恰把中国带入了1949年以来最腐败、最寡廉无耻、社会不满最强烈、草民们最“容易揭竿而起并泪流满面的”社会时期。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有不少象我这样对社会主义缺陷感受深切的自由主义人士，毅然决然会重新转向社会主义；也无法解释为何《切.格瓦拉》会引起如此强烈社会反响和共鸣。中国人毕竟看重实际，来世的天堂，不管是什么主义，听上去再头头是道，又怎能冲淡眼前的残酷、欺凌、压迫和剥削所引起的无比痛苦、愤慨和反抗怒火？
8、有关“坚守了不要暴力的底线”，我看主动权和责任承担者，都在当权者一面。实际上，在郑州当局出动500 名警察对付造纸厂工人的时候，他们已经启用了暴力；当大义凛然、为自己工人伙伴代言的李家庆先生被捕受审时，当局已经使用了国家机器的暴力……。因此，如果无视压迫者的暴力滥用，却不停告诫被压迫者坚守非暴力的底线，相信你我的心灵，将会在良知的咬嚼下发出尖利的痛楚！
我的复信，所以也写得长了，是因为确实相信：尽管观点不同，但彼此都属怀有正义感和热爱中国这片土地之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显然并不适合于咱俩之间。
祝安。
李宪源谨致 01-3-25 （星期日） 13 ：29
第五封信
李先生：来信细细读过。有助于认清一些问题。我有一个感觉，或者不准确。就是尽管不赞同，但终于开始对李先生为什么坚持新毛主义、成为自由阵营的叛逆有了一点理解。而且觉得，李先生的自由主义背景，和对于“不受制衡的政治体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权力”的态度，以及我在根本上对于社会公义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两个观念迥异的人可以进行真正交流的基础和平台。我在想：这是否也能够成为多数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进行真正交流的支撑点？
李先生认为“今天少数官僚权贵所以能肆无忌惮地”自私自决“，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我都赞同。但在取舍上，我们的逻辑不一样。看这两个条件：（1）不受制衡的政治体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权力；（2）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在现实中根本与“平等”两字无缘的所谓“个体利欲”的申张；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想也是李先生从自由阵营脱颖而出的一个根本看法：--在“不受制衡的政治体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权力”这样的前提和路径依赖下，“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在现实中根本与'平等'两字无缘的所谓'个体利欲申张'就难免成为为少数权贵的利欲张目的主张。所以李先生认为在现实已经是一个”红瓶子“的前提下，主张”蔚蓝色"就是一种罪恶。
而我的逻辑是这样的：为什么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对个体利欲的申张成为了为少数权贵的利欲张目的主张？原因就是“不受制衡的政治体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权力”，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如先生所说，两个因素“缺一不可”，那就不会是今天利欲申张在某种程度上的扭曲。所以我的选择是：改变前者。先生的选择却是：改变后者（或者在前者没有或不能改变的前提下反对后者）。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受制衡的政治体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权力”是预先认清的“不可更改的前提”？
如先生所说在李家庆一案中，政府已经“启用了暴力”（我所谓的守住不要暴力的底线正是针对当局而言），那么对一个已经“变修”了的“不受制衡的政治体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权力”，新左派准备怎么办呢？究竟怎么才能让政治体制受到制衡，并不启用暴力？你们又怎么让这个“变修的”共产党回到新毛主义的路上？你们凭借什么样的力量，而且是和平的和渐进的力量？
再谈一个问题。关于那三个百分之百。
1、对现实伤心的，也对毛的时代怀有经过美化之后的念叨的人，当然不一定就要否定所谓'非毛化'的改革，以及愿意坚持原有的公有制体制。这是容易分得清楚的。对现实不满而怀念从前是目前相当一部分底层民众的一种心态，我不否认。但我虽然同样关注他们的利益，却要指出，在所有人口中，这毕竟是少数和小众。一个社会对于少数弱势群体的关注很重要，也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宪政民主的一贯姿态。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和证明了对于社会的整体否定。其次，即使在“对现实不满而怀念从前”的人面前，自由主义要千万提醒他们的，就是道路并不只有两种！并不是邓主义和毛主义两种，并不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我们要告诉对现实不满的人，更好的生活不一定就是回到从前。
2、我自己生活在西南，老家是川北一个贫落县分，对现实不满的人甚至想在县委干部看电影时炸掉电影院，结果炸死了四五十个老百姓。我周围满眼都是工农大众。但是那三个百分之百对我而言，是绝对不可能接受和相信的数字，也许就像李先生绝对不能相信“饿死三千万”的数字一样。每个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都有各自的因缘，深入各自的内心。所以有些东西是辩论不清的。就像“自由心证”，你相信的资料我不信，我相信的资料你就是不信。这已超出了逻辑和推理的边界。我只能说，如果要我接受哪怕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除非三五个人）内，我周围那些大众对于“你拥护不拥护毛主席；你拥护不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拥护不拥护……”三个问题的答案，会是上述资料中显示的那样，那就是对我的智慧和观察力的极大的侮辱。
另：绝对的大公无私是不曾有过的，不仅官员、而且大众也会在表面大公无私的体制下寻找到私利的出口。这一点我很赞同，这恰恰说明了这种体制的虚妄性，而不是可以为之辩护的地方。可恶的不是已经实现了的绝对的大公无私，而是社会对于大公无私的极端标榜，及其掩盖下的真正的罪恶。
并且“四大民主”和“群众专政”能够改变“不受制衡的政治体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权力”吗？如果不能，那么“不管中国的权力结构如何高度集中”，贪官们至少也要“领受一下”四大民主“和”群众专政“的滋味”，又能怎么样呢？恕我愚昧，我还是看不到新毛主义有任何可以开出“更不坏”的路数的可能性。
但如我上封信所说，我仍然认同新左派力量对于今天中国的莫大价值。
祝先生平安喜乐。
王怡。2001/3/25
（我想把我们之间的这几封信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贴出，欢迎更多的人参与讨论。想征求先生的同意。）
第六封信
王怡友：
惠书已阅，迟复为歉。
我在上次信中曾诘问过：“中国自由主义者可曾设计出把红瓶子洗清了再倒入蓝色颜料的方式？从来没有。”
中国之所以不能先扫除不受监督制约的“无形之脚”，后实行确立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地位之“无形之手”的“改革”，并非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策略家们特别低能和短视，而是受客观条件制约，欲求而不得。对此，无论是现在自诩为自由主义者之萧功秦所阐述的“渐进改革”理论，还是俄国型“激进改革”的可悲结果，都已作出很好说明。
在中共集权制度下启动的“市场改革”，必定以确保中共党内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扩张为必备前提和动力；否则后来促使中国自由主义重新抬头的“改革”本身，当初就根本无法启动；其它一切，当然也就无从谈起。这便是我所强调的“历史路径依赖”之又一重要涵义。讨论问题如果忽视现实的必然性和制约性，光强调主观追求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就横竖扯不清。
作为一个新毛主义者，我从未表达过不应改变“不受制衡之权力体制”的观点；更不认为这种体制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前提”。恰恰相反，本人之所以肯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实践，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不受工农民众有效监督制约的权力，迟早会蜕变异化，成为维护“与工人阶级利益尖锐对立”之“官僚主义者阶级”利益的工具。毛泽东有关人民为防治权力蜕变必须广泛参予国家事务管理的伟大思想，不仅与斯大林的集权型官僚统治模式划清了界线，而且因为具有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多种道路的开拓性意义，使他成为被全世界思想进步人士所崇敬的主要原因。本人既不认为自己是“新左派”，也不自认为是“老左派”，而宁可以新毛泽东主义者自居，也是出于这种崇敬。
象萧功秦那样在“新权威主义”旗号下所推行的“可行性最强”之“自由主义”，一经当政者接受，自然就成为中国人民如今天天正在享受着的“邓主义”。你要提醒周围的现实不满者们，自由主义另有更好、更美、更佳的道路，如果不能在操作层面上加以有效证明和实施，却光告诉现实不满者们：“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并不只有邓主义和毛主义这两种。更好的生活不一定就是回到从前”，能管用吗？而且，人家眼里的“从前”，是否就和你眼里的“从前”是同一回事呢？
比如我亲身经历过的“从前”，与你从书上和从别人嘴里听来的“从前”，就大不一样。同样认定毛泽东的首次文革实践是一场大灾难，官僚阶级把灾难归罪于毛泽东的“理论失误”，我却拥有充分历史证据可以证明：灾难主要来自中共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抵制和行之有效的蒙蔽、破坏和捣乱。只是主流媒介自由派人士和官僚们共同封锁，决计不让较为年轻的数代中国人全面了解历史真相。
然而历史虽然可以颠倒和编造，今日腐败横行和两极严重分化的现实，却使当年走资派的今日面目有了充分暴露；再要蒙蔽广大底层民众组织捍卫其既得利益的“保皇派”队伍，实在比登天还难。如果重新发扬文革精神，精心改进文革的具体做法，凭什么可以断定，真正落到实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公有制，就一定不能构成一种“最不坏的生活”？“大公无私的极端标榜下”所掩盖的“真正罪恶”，就无法清除？
我想你一定知道：人类首次发明的汽车、飞机、计算机，与它们经过无以数计失败实验和改进提高的“现代版本”，相互间存在天壤之别。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从每个汗毛孔都带着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与经过三百余年演化和无数次人类灾难磨劫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也无法同日而语。而新生社会主义在世界之存在，才有多长时期？文革那样富有创造性意义的失败实验，一共才经过几次？
也许你会说，好，把话还给你：也请你不仅能够通过著文立说，而且能通过操作层面上的有效推行，把这种“更好的实验性道路”证明给大家看；否则，也是一切等于白说。
我会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反诘；并认为就操作意义而言，目前争取左翼思想人士的发言空间，通过就李家庆被捕签名呼吁扩大与社会底层民众的沟通联系，非常至关重要。如果有人决计要用暴力来阻止、破坏和镇压这种思想传播与社会联系，左翼力量就别无选择。由此联想你所提出的问题：左派应凭借和平与渐进的力量，还是使用暴力使中国回到新毛主义的道路上去？我想，答案全在掌握当今国家暴力机器人士的手里。
翻开中国历史书稍作浏览，你一定不难发觉：尽管中国底层百姓懂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之道理，他们忍让屈从、“好死不如赖活”的处世态度，其实是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但如果统治精英们因此而打错算盘，竟然忘记了所有反抗，历来都由忍受转换而来的事实，我就只能为生我养我的土地仰天长吁了！
不满现状怀念从前的人，目前在中国到底占多大比例？受各人社会处境、认知条件和接触交往面的限制，这确实是一个不大容易讨论清楚的问题。但是也并不象就“饿死三千万”数字真伪进行争论一样，纯属一种无法实际界定的“自由心证”，实证和逻辑推理一概无用。实际上，只要拿不出能够证明四川“饿死七百万”之各重灾县（20－10个县，每县死近35－70万）的名单来，有关全国“饿死一千八百万”资料来源不管如何权威，其基础就立即动摇；更甭提“饿死三千万”的统计数字了。自从“天涯纵横”开展那场大辨论之后，可曾见到哪位正经学界人士，再次引用“饿死三千万”作立论根据？
可见，只要严格遵循实证和逻辑推理的自身要求，事实真相并非遥不可及。这当然也适用于确定对所谓“少数、多数”的判断。正如我跟一位思想朋友在讨论同类问题时所提到的那样，就算你可以存疑别人所作的实地调查结果，但根据众所周知、不存歧义的实例作逻辑推理，假如中国多数民众真的更向往资本主义、反感文革、反感毛泽东、反感社会主义，国内当局为何要全力封杀“新呐喊”等左翼网站和本人“干枯风流情”文革长篇小说呢？在统治者这种迹近荒谬的脆弱、恐慌和思想压制防范背后，难道就不存在任何现实理由吗？毛泽东的道路如果在中国民众中真那么不得人心，我想中国思想左翼和新毛主义者声音，一定会得到西方左翼人士所享有的同样宽待。西方政府允许毛泽东的晚期革命理论在书店公开发行，而中国政府的同行们，为何就缺乏同样的自信呢？
象上述这类很容易辨别判断的问题，其实只要能够平心静气想一下，完全可以超越由客观条件制约和各执一词之“自由心证”造成的“心障”，作出接近实际的结论来。
我想可以逐篇公布咱俩的通信内容。你现在是否在教书？如果能带一些大学生去郑州，深入工人群众搞一点社会专题调查和座谈会，相信会很有意义。也许，这是解决咱俩某些思想分歧的有效方法。
李宪源谨上/20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