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与网络空间
法律人与网络空间
杨子云
“每一项技术都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空间。”面对网络，大卫·博尔特如是说。
“如果我能够，我愿遨游地球，而又不必离开家园。”在网络时代，迈克尔·本尼迪克特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卡夫卡有一则著名的寓言《法的门前》，一个人站在法的门前，这个人带着对法以及对公民与法的交往能力的厚望而来，他本以为法“应该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近的”。然而，守门人挡在了法的门前，阻碍了这个公民想求见法的愿望。
卡夫卡的守门人是妨碍公民接近法律和正义的各种力量的比喻和象征，网络空间就是这样一个新的、有权势的守门人。然而，守门人都典型地具有双重职责：排斥一些人，接纳另一些人。网络空间正是如此，对一些人来说，通过电脑网络的交流还很神秘；而另一些人则在网络空间里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打破了地域界限的全新的人类活动领域，在这里，外界强加的表达的障碍被降低。在中国互联网短暂的历史上，对于法律人和法学院学生来说，以法律思想网、法学时评网为首的诸多网站以及“关天茶舍”、“世纪沙龙”等BBS所构筑起来的公共课堂，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和行动作为。
本期关注的正是这样一批在网络空间里呼吸成长的法律人，他们有的通过网络写作而成为著名的“意见领袖”，如王怡；有的通过网络从一个普通的检察官转型为大学教师，杂志主笔，如“天涯法网”站长王琳；有的借助网络在职业领域之外为诸多公益诉讼鼓与呼，如律师张星水；更多的则像“门与门”网站站长谌洪果一样，闹中取静，在建设网站的“具体法治”（贺卫方语）中“走向和到达所能到达之所” （荷尔德林语）。
--
故事一
王怡：切合实际地幻想
人物介绍，王怡，1973年生于四川三台。199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到成都大学任教。先后主持“天涯纵横”“关天茶舍”等网络论坛，创建“宪政论衡”网站，现任燕南学术沙龙版主。
“他是第一个从互联网走进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互联网的短暂履历上，有两个人最受年轻人追捧，一个是英年猝死的精英王小波，凭着他留下的不多的遗著，据说至今门下聚集‘走狗三千’。而王怡则是一个处于现在时的，在网络上与网友们互动的31岁的青年。王怡的出现意味着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获得表达。”2004年9月8日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用典型的“南周笔法”勾勒出了王怡的肖像。当本刊记者试图搜寻在网络中成长的法律人时，不得不再一次信服，王怡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个案。
从一个在成都某个角落寒江独钓的寂寂无名的青年，到公共领域广受关注的写作者，甚至被某媒体命名为“意见领袖”，完成这个过程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和公共领域的职业批评者，是绝不可能出现的”。王怡如是说，语气中有着他一贯为文为人的理性、犀利及诚恳。
王怡最早的触网，是在2000年的某一天，在《天涯》杂志上看到关于网络论坛“天涯纵横”的介绍。“天涯纵横” 由《天涯》杂志和天涯社区创办，是当时国内最早一批思想论坛的重镇。就是这一眼，使王怡进入了互联网这个比现实更广大、更自由的空间。他在天涯纵横游弋，同时在天涯社区一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圈子论坛“关天茶舍”做版主。不久，天涯纵横被关闭。王怡和另一位版主朴素，在关天主要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吸引天涯纵横上的常客来关天，以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把关天逐渐变成了另一个纵横；二是在关天做版主选举试验，连作了两回，后来因为和社区及主管部门意见不一，王怡选择了从关天辞职；三是联合当时主要的几个思想论坛，做论坛城邦制的试验，这个也是虎头蛇尾，失败了；四是和“民选版主”老范一起创办了《关天网刊》。
离开关天后王怡应邀到“世纪沙龙”邀请版主，短短三个月。因为在2002年劳动节，他专门约稿组织的一个专题，在言论尺度上和网站及主管部门意见不一。又从世纪沙龙离开。
正是这两次“失败”的经历，逐渐形成了王怡对思想论坛的核心看法，他称之为“自由化、城邦化（其实就是虚拟的社团化）和媒体化”。选举版主是自由化的一个尝试，在关天创办“关天网刊”和在世纪沙龙组织专题是媒体化的尝试。
“我陆续产生这些看法，并因此看到网络在简单的信息多元之外，所具有的更大的价值，一个平面中国不可能具有的价值。我为这些预见中的价值而激动，由此看清了自己的方向。”2001年之后，王怡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梦想，都放在了网络。“我把网络、而不是我身在的学院体制，当作了我安身立命的舞台。这之前，我虽然对学院体制和平面媒体都不屑一顾，但我不知道除了这两个空间之外，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机会和希望。”
在2000年触网之前，王怡是一个生存状态比较封闭的人。从一开始决定在大学教书，他就确定坚决摒弃学院体制的评价标准，至今，他在学校拒绝参加过任何职称考试、任何学位进修，也不参加任何评选及课题申报，甚至不给任何学报投稿。他在孤独中苦闷，网络拯救了他。“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以选择，很长的时间里，我的思想和写作几乎是独自一人。但在2002年后，我知道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新型的法律人，可以借助网络来安身立命，我对此深信不疑。”
网络让王怡看到了自由进步的另一种可能，也看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另一种可能。他在关天把自己的看法付诸实践，一一失败，“但我仍然激动不已”。网络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他认为这些失败和关天、世纪沙龙都隶属于商业或官方大网站有关。于是，离开世纪沙龙后，他钟情于独立的个人网站。他最先创办了“王怡论坛”，后来变成“宪政论衡”。一直艰难地持续到今天。现在又“燕南学术沙龙”做版主。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网络知识分子，在网络上对他人和社会的价值，是我们向读者展现了一种自由的、无拘束的言论方式，一种高于平面媒体、高于学院中人的思想勇气和对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某些事物的彻底藐视。”
“网络帮助了我、我进而帮助一些人克服内心的恐惧。这就是网络知识分子的价值。我并不高看这种价值的效果。但在主流的、平面的、学院的和犬儒的思想界、知识界和法律界面前，我的确对这种价值充满了骄傲。”
5年多时间，王怡先后主持过多个著名的网络论坛，他的名声从网络上扩散开来，成为了一个在网络与传统媒体两栖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对自由宪政主义的阐述，使他成为国内青年一代自由主义学者的突出人物。一方面他比以往的学院知识分子更深地介入对时政的评论，对个案的关住。2003年以来，他是介入众多民间维权案件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并响亮的提出“新民权运动”的口号。这个口号获得了众多媒体和整个公共领域的认同。《南方人物周刊》赞誉说：“他几乎是第一位从网络论坛出身而得到学界承认的青年学者，也是互联网向传统社会贡献出的第一位非文学性的自由作家。”我认为，这个说法毫不夸张。
“我的道路，证实了一种独立的思想可以弃学府、舍官场，求诸在野。我也许比很多人乐观，因为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切合实际的幻想’。”
对话剪辑：
记者：我和你一同生于1970年代，感觉你比其他同龄人更多地肩负了1970年代人的代际使命。你对出生于1970年代的知识群体有何看法“
王：1970年代人在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童年里浸泡，而在一个不断世俗化的当代寻求立命安身。这是中国语境下最典型的一种成长。从这个角度说70年代是最幸运的。70年代人将成为中国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的粘合剂，他们与前辈和后生相比，一方面不够世俗化，另一方面不够意识形态化。随着时代的推进，他们的逆反会是前后几个十年代里最温和的一批。如果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包括未来宪政体制的确立，需要一种保守的社会力量。我认为70年代人将成为立足在现代市场和民主价值之上的保守主义的中坚。70年代人将普遍在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之间找到一种中庸的立场。我觉得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时代烙印所决定了的。
记者：也就是说，这代人将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中和性的力量，得出这一结论是否源自你的个人经验？
王：70年代人刚刚开始三十而立的过程，他们在思想积累和财富积累上还有很长的路。但不用多久，当社会面临80年代人的迅速崛起和不可完全意料的社会变革的又一次高峰推进时，70年代人的这种中和性的力量就必定会异常突出。
和我纪相仿的一大批写作者，通过网络我和他们相互了解或认识。我的感觉是，包括我在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思想和表达的姿态上，恰恰并不如60年代或更早群体里的写作者那么激烈甚至偏执。老实说，我们的阅读和思考的视野也是1949年之后最为完整的一代。这也是我说最幸运的地方。不过这种完整性要成为一个结果，还显得过早。
记者：记得你不否认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你也把这个标签插在了70年代的头上，请谈谈你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吧？
王怡：我不愿意说“传统文化”，而喜欢说“传统”。因为传统是鲜活的，传统文化则可能是发臭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情欲是一种有传统的性欲。“传统”在这里代表着一种方向性。性欲原本是没有方向性的，方向性在针对特定对象的传统之中形成。这句话可以代表我对传统的看法。方向性并不是说你随手一指就是那里，方向性是你指向那里之后还要上路，在那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走久了才有方向性。诺斯称之为“路径依赖”。我珍惜传统的路径依赖的作用。用英美的法学观点看，就是对于连续性的遵从。任何东西不连贯就不好看。权利、自由、民主，这样概念都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尊重传统就是坚持渐进的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和积极的建构理性。
记者：换言之，你对传统的看法并不是本体性的。
王：对。我并不是觉得传统的某个东西真是好，迷进去了。我看中和尊敬的是传统对于今天的意义。我说的是延续到今天的传统，而不是去恢复已经被摧毁的“传统文化”。比如新儒家或大陆一些人对和合文化的吹捧。我对这种吹捧不以为然，那些东西早就没有了。我批评革命对于传统的摧毁，但不是要像孔子一样提倡恢复已经被摧毁的传统。我所理解的传统，就是指构成今天的现实语境的所有既成事实。比如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后果，就是中国语境中最大的一个传统。你不能绕开它，也不能像它当初做的那样去摧毁它。你必须顺水推舟，不能打断历史的连续性。所以我坚持认为在中国今天，财产权、契约自由、地方自治和地方财政的联邦化，以及司法独立，促进这些可以造就地方鼎盛、民间殷实的因素的发展，是比强调某些政治权利的激进姿态更加可靠和富有意义的。我觉得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他们成为一种鲜活的、正在逐步生长的传统。
记者：从关天茶舍、宪政论衡到燕南学术沙龙，主持这些思想性网络论坛时，你一直秉持着自由化、城邦化、媒体化的精神，网络对现实的改变体现在哪里？你怎么看待网络在中国走向法治进程中的作用？
王：我有一个看法，短短几年的时间，网络已经彻底了改变了平面媒体，改变了它们的人员构成、价值判断、信息来源和思维方式。当然我指的只是市场化的一批媒体。2003年之后，我对“自由化、社团化、媒体化”的看法，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言论自由、个案维权和虚拟社团”，是网络在当前，积累和推动法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言论自由”是最核心的，体现在表达和施压两个方面。由此刺激和鼓励了个案维权和虚拟社团这两个方面。2003年以来，一批维权个案、一批人权律师、一批新型的法律背景的知识分子的出现，都与网络的成长密不可分。
2005-06-02
《法律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