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x是一种Power
Sex是一种Power
王怡
偶然从美国HBO电影频道（只有狗日的机关大院和四星级以上宾馆才能收到），看到一个系列短剧《Sex AND THE CITY》。其中一个女主角落落大方的说：“Money is power, Sex is power, if we use Sex to get money, we just change power. ”
如果你想试着译这段话，碰巧这时你又想起了福柯，你就不会说：“性是一种力量。”你会说：“性是一种权力。”
我在那时确实想起了福柯。据称这是一位法国自萨特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哈贝马斯称之为对时代精神影响最巨的人物。他的《性史》（一、二卷）前不久沉渣泛起（又是托名青海的盗版），成为书市上的风雅品。在号称西南最大的成都购书中心，我看见它和《性医学500问》之类的摆在一起。但这个书名不仅让许多读者侧目，或者也叫美编心虚，封面设计跟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时一样，俗不可耐，十足一本下作的地摊读物。害的我在众人之前，有好几次硬是下不了手，去摸。
福柯是有谜语样的魅力。他的研究标的大多是正统学者不屑一顾的，真正的思想者总是将这个世界上边沿的事物，拉到我们正襟危坐的目前。像福柯笔下的疯癫、澡堂、监狱和酷刑，以及煌煌三卷本的《性史》。他的目光满怀解构者和主流文化的叛徒常有的那种刻薄，也不时流露出68年后欧洲知识分子的心有不甘。福柯为我们解剖“权力”，替我们把国家、政治和警察这些常用刀具抛在一边，说：真正的权力来自于话语（discourse）。权力像病毒一样隐藏在每个单词里面，在每一句话里自动生成、扩展。语言的网络就是权力的网络，我们都在不自觉的充当权力的爪牙，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压迫别人。
当培根豪情万丈地说：“Knowledge is power”，他想说的是：知识就是力量。但福柯翻译的更彻底，他说：知识就是权力。
这个论断并非关于知识经济。福柯写作《性史》的动因，是由于“性”正是一桩处在知识与权力边界上的标的。他发现“性”并非如我们通常想见的那样，是一个在历史上被压制的对象。恰恰相反，性是一切话语权力积极推出的产品。性的道德观、婚姻观和罪恶观，通过“知识”和“正义”的外观设计，把每一个凡夫俗子变成垄断商的消费者。所有唠唠叨叨的叙述都出自一个基本动机，就是“建构一种在经济上有用、在政治上保守的性”。
这种分析目光仿佛让我们似曾相识故人来。法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是无不以“左倾”自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列主义方法论，被欧洲人运用得出神入化。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说一切道德观念与审美取向都是经济需求和话语权势合谋的结果。鸦片战争前，英国商人满怀憧憬的设想：如果中国人的衣襟都长出一寸，就够大英帝国所有的织布机开工一百年！但我们的衣服干吗要长出这么一寸呢？就要靠美学来帮忙，需要审美与时尚的“话语霸权”。一个社会为什么以瘦为美？算一算每人每天少吃一两饭该有多少。一个社会又为什么以胖为美？看看失业工人、看看谷贱伤农的粮食生产和政府憋足劲也刺激不乐的内需吧。
另一方面，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性的禁忌最大化的强加了和暗示了性的话语，使“性意识”空前成熟。中世纪的教父关心信徒的性行为，直至不厌其繁的细节。性的泛滥与繁荣，恰恰滥觞于基督教的忏悔之中。现在我们看到中世纪许多僧侣的“情书”，算得上人类史上最杰出的意淫文学。
弗洛伊德之后，有所不同。“科学”作为当代最为强大的话语系统，逐步替代了道德对于性的指使。“什么是道德的性”变成了“什么是科学的性”？但话语对于我们行为的支配力是一律的。因此福柯说，不要问“我们为什么受到了压抑”，而要问：“为什么我们会说自己受到了压抑？”
在影片《叛逆性骚扰》中，道格拉斯演一名遭受女上司（沙朗斯通的拿手戏）性侵犯的下属，并因而丢了工作。当他找到一名专门代理性骚扰案件的女律师，准备诉诸法律。这时我们和可怜的男主角一样有些拿捏不准：男人告女人是不是有点唐突？
然而，正是大多数场合下，体力强健的男性易于骚扰体质嬴弱的女性这个事实，掩去了话语底下的真实。那名女律师用一种类似福柯的口气，告诉我们：“性骚扰绝对与性别无关，性骚扰的实质，与权力有关。男人之所以侵犯女性，在大多数情形下不是因为他们生理上的优势，而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
性，并非单纯的生理。性是社会意义上的权力。同性恋是不是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一个月做爱几次才算正常？来自道德、医学、生理、文学、宗教乃至房中秘术，各种话语系统不断给定我们一些指标。如同昆德拉在小说《认》（另译作《本性》）里所说，我们甚至不能在做爱第二天不被研究人员和调查人员盘问（“您们在什么地方作爱？”“什么体位？”“带不带避孕套？”）。当你的生活越来越充满和依赖于专家的论断，就象你饿不饿也要取决于手表上的时针时，想一想这位人类史上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思想家，他说——
知识就是权力。
2000-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