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个人写作以及现代诗歌
命名、个人写作以及现代诗歌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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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语言是一种比喻，最初的比喻。
当我们的先人指着万物，说：这是树，这是云，这是男人和女人。就如当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再以后，每当我们无法言说时，便以可以言说的事物作比。而当初我们的先人无法指证万物、无法表述内心时，便以语言作比，以语言为事物命名。
在此意义上，命名，就是最初的比喻，也是一种创世。当我们说：女人像花朵。我们已经遗忘了那最初和最美的诗意，就埋藏在这风尘仆仆的两个字里：女人。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第二手的比喻，都是添足。
而诗人的写作，便是以语言重新为日常生活命名，将一个虚幻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一个灵的世界与肉的世界，以语言的寓意链接起来，完成神无法完成的创世纪。在修筑巴比伦塔的时候，神及时阻却了这种创世和命名。出自怀疑？出自于对自身缺陷的恐惧。
让语言像元素一样闪亮，让语言脱离日常的牵绊和专业的裁剪，脱离辞典上厚厚的尘埃，重新唤起创世的激情，重新成为一个处女。完成诗人在自我意义上的再次命名。这将使写作变得如造物一样圣洁，写作的本身获得了诗意，获得了超越日常之上的神性，并使宇宙的秩序有些微的改变。
诗人是凡人，但写作使一个好的诗人挨近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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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海子诗歌充满病句的指责中，批评者质问我：像“多吃水果和蔬菜”这样的句子难道就是妓女吗？这是把审美意义上的比喻引向了形而下的危险方向。但我还是可以颇为清高的回答：如果真要把诗的语言比作处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公文式的语言就的确好比是人尽可夫的。这也是诗人为什么不甘心被日常语言所湮没，而要去寻求那最初的比喻。
我们不妨看看“查海生”这个名字。“海生”是什么意思？是像维纳斯一般在海里出生的吗？我决不是在拿海子的名讳开玩笑。而是在郑重地指出一个事实：任何一种命名，都含有诗意的空间，和对日常语言逻辑的突破。批评者问：谁给了诗人特权可以不遵循日常逻辑。我却要问：谁又给了我们每个人的父母这种特权，把汉语中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两三个字拉郎配的拼凑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子的父母也是诗人，是他们把三个没有亲戚关系的汉字，天才般地摆在了一起，让他们和平相处，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完成了对于海子这个个体的命名。也使这三个字像元素一般闪亮，成为海子个人生命中的图腾。一种完全与他人不相干的图腾，和命名。
毛泽东、梁漱溟、陈寅恪、穆旦，或者弗洛伊德，构成每个人名字的汉字，哪一个不是像处女一样闪闪发光，哪一个不是独一无二的，对于每一个个体最初的比喻？
把海子叫做“查海生”是充满了诗意的，把海子叫做“查老二”、“查某”或者“81号床”则是没有诗意的。诗人对于语言的选择，就类似于父母对于儿女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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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雀的耳朵里，狗的叫声是一种病句，在狗的耳朵里，麻雀的叫声何尝又不是一种病句。诗人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里，他的命名和喃喃自语，已经注定是面向少数群体，就像达摩的喃喃自语甚至仅仅只面向一扇墙壁。重要的并不是在说什么，而是你还有没有心情在某个时候走进去，听一些和时代拉开距离的人，叽叽咕咕的为你创造一种气氛。我们在今天阅读海子或者其他诗人的一首诗，就像我们偶然在寺庙中撞见一场法事，感动或者不感动，甚至并不丝毫取决于我们是否在世俗的意义上听懂了经文。
现代诗之所以首先是一种命名，在于它已经和古典诗歌相去甚远。或者在于一个田园牧歌时代的一去不返。虽然我在今天也仍然爱读古诗，但那种喜爱基本上是一种把玩，是摇头晃脑的把玩。正是这一点把古诗和现代诗区别了开来。也正是这一点为现代诗歌的精神留下了余地。在诗人借助诗歌触及内心、抵达人与世界复杂矛盾的精神存在、在与这个世界本身相对应的无法言传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上、在打开更多更加无限的内心世界和作为个体的人性深渊上、以及在通过诗歌向我们的灵魂开放一个无限可能性的方面，古诗，即使是最好的古诗，也不过停留在幼儿园的阶段。一个古典的、群体的、表面的、类型化的和浅尝辄止的阶段。边塞、怀乡、闺怨，各种题材，最好的诗人可以把它写得无比优美、无比哀怨、无比的一波三折，但那种情感本身大多是相似的，是把一个人作为个体最深刻的欲望、最复杂的人性，把精神世界无限的可能、把对于存在、对于彼岸、对于内心最隐藏的声音全部放弃了之后得到的优雅，和把玩。
古诗的精神与现代诗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边界，古诗在那里开始放弃努力，开始固守古典的围城。这个边界也许是我无法表达清楚的，但我想每一个对古典诗和现代诗有认识的人，应该感应到那个断然的边界。
而我的感应，这个边界大致来讲，就是个体化的写作。在唐诗宋词里面，我们看到诗人对于事物的命名，是一种公私合营的，集体化的命名。甚至还是一种功利性的命名。诗人首先是一个代言人，是一个对于美好情感和不幸际遇的新闻发言人。我们今天所谓现代诗的写作，与古诗最重要的差别并非文言向口语的转变。如果不能在诗歌精神上与古典诗割袍断义，划地为界，如果我们不能从集体化的写作之中把作为个体的自己选拔出来，我们今天的写作就是无力为继的。我们的每一句诗就像风尘女子，我们的每一个词语就是人尽可夫的。就不过是构成一个语言的公有制帝国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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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代境遇下的写作，更美好的应该是一种个人化的写作或者说“自动写作”。写作不再是少数精英借以向大众傾诉和宣教的特权，而是普通人在生存中抗拒虚无,寻求救赎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写作不再面向大众,不再以出版为目的。就像我们唱歌并非为了灌唱片。人类早期的写作其实多是这种自我写作。比如老子出关,写下五千言,只为尹子所留。直至近代出版业兴盛，这种写作在此背景下被异化了。一面是持功利的职业化写作，一面是以救世主自居的精英化或幕僚化写作。但今天在抽屉中和网络上，我以写作面向自我，成全内心的宁静，守护灵魂的高度，也张扬灵肉的沉沦。我不再追求藏之名山以求不朽，更不希望以自己的写作和命名成为集体主义下的文化劳模。文人多有种很奇怪的想法，不惋惜生命的寂灭，倒在乎文字的流传，以为后者可以安慰前者。这种所谓的不朽极可能是伪不朽，是伪救赎。
我所谓的“个人写作”，甚至可以说等于精神上的手淫，都是非常private的，是个体命运的一部分。只有这种方式的写作才是本真的，自由的，彻底摒弃了作为政治帮闲或者媒介奴隶的一部分。面对卧室内的自慰，社会道德的评价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当众的手淫才变成一种show，一种无耻。表演本质上就是一种媚俗，因此一切带着表演性质的私人行为都是当众的手淫。比如为发表而写作，比如在街头振臂高呼。这就是我的写作对传统写作方式的割袍断义，画地为牢。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于写作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取消。恰恰相反，只有非集体主义的写作，甚至非集体主义的语言，才可能从中诞生真正有勇气的批判性。在我们面临的当代，一种深入人心的事物已经斯文扫地。借助商业性的力量，我们再一次陷入群体主义的狂欢。这时的诗人，是一个埋伏于民间的乔装者，一个背向群众的唐吉珂德。试图以语言使世俗生活呈现出神性的光辉。这时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也越来越像一种密码。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用背部朝向时代，而把自己的私隐留给自己。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私人”。因为一个没有诗人的时代，可能首先并不意味着没有文学，而是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私生活。
只有彻底摆脱文人与生俱来的表演欲，摆脱集体留在每一个词语之上的唾沫，写作才能摆脱异化。写作者才能求得心灵的干净，才能乐在其中，获得犹如性爱般的高潮。
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也是个人主义的乌托邦者。这也是我对海子最终选择自戕的理解。
写作：十月八日
我在流光中忽然停下脚步
时间已不起作用
山，过来
水，奔向天外
我已没有主意
主的意无法揣摩
亲手描绘的一匹马
在画布上，慢慢死去
我再描上一座坟场
将它掩盖
梦里的穷山恶水
使你惊醒
你在夜里抓住我的手
那个在遥远时光里的人
突然停下了脚步
门被打开
惟一的门
在我落笔的时分
200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