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王怡
谈论王怡
槟郎
与王怡兄发生关系有很长的历史了,三月份我由网友推荐到关天茶舍来,很快发生“新进论坛三板砖”的事,其中“第三板砖”便是砸王怡的。接着,我又连着写了两篇批评他的文章,我后来称之为“三商王怡”事件。而王怡对我的回应,是在我第三次“商”他的时候。我们交往的历史可以说与我在关天茶舍论坛的历史一样长。
后来,我因为一首诗被关天封了ID,我联系当时的陈永苗斑竹,孟庆德斑竹和王怡兄帮忙,请关天恢复我的ID,陈永苗兄热心为我奔波,终于给我恢复了。后来,孟庆德兄告诉我,王怡和我联系,没有联系上,他为我的ID恢复也帮了不少忙。我复出以后,给他写了一首诗,题目叫《读鲁迅,致王怡》,贴在关天,王怡兄热心地回了贴,表示尊重我的写作立场,同时热心欢迎我到他的“宪政论坛”去。
我便到了宪政论坛,在这里,我们有着一段时间愉快的交往。我们在一起讨论过如何对付互联网出版规定,我的电子报开始刊发他的文章。可以说,批评互联网出版规定的签名就是在我当时参与的宪政论坛里酝酿,发动起来的。杜导斌和陈永苗两兄先分别撰写了文章,阵营内部有分裂的危险,便将两篇文章合在一起,作为共同发起文章,陈永苗兄又另写了一份“总词”。大家便在这“总词”下签名。我和王怡都分别撰写了响应文章。我的电子报将一组抗议规定的文章及时刊发,尽了宣传之义务。说到我的电子报,王怡兄和黄喝楼主兄,陈永苗兄都明确表示了“授权”:我的电子报可以刊发他们的任何文章。
我和王怡兄在思想观点上差异很大,我是鲁迅左派,他是宪政自由派,但正如二十世纪以来的一百年的情况一样,左翼和自由派是一对双胞胎,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是矛盾统一的一对范畴。就抗议规定的签名来说,闹成那么大的声势,就是左翼和自由派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
应该说,昆仑网的宪政论坛时期,是我和王怡兄接触最频繁的时期,后来,这昆仑网连同它的论坛都被关闭了,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他后来在别的网站上又建立了“宪政论衡”论坛,但我上不去。再说,抗议规定签名毫无实际效果,短暂的统一战线便解体了,我们便再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关天茶舍,在陈永苗兄的问天论坛,我仍然热心地关注他,但只是“潜泳”。这一时期,我与宪政自由派的陈永苗兄在他的问天论坛保持联系外,就是与同是自由派,但我将他们划分到“全盘西化派”或“自由民主派”的杜导斌兄和心不太急兄增进了友好关系。
最近,自由派内部发生了争论,缘起于王怡兄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今日社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表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倾向,因而在自由派内部引起了一场思想论争,在关天,王怡此文的贴子下网友的跟贴中争论得很厉害,同时在别处论坛,王怡兄和杜导斌兄也发生了因此文而起的关于“非此即彼”的争论。我虽不属于自由派阵营,但左翼和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况我们随时结成统一战线呢,我热心地关注这场争论。
我曾在《“非此即彼”争论看自由派的分化》一文中,简要地,因环境关系而曲折隐讳地解析了一下“非此即彼”争论双方的分歧和各自特点。我尽量做到冷静客观的分析,不带有个人的主观意见。但此文中,我要明确地对杜导斌兄和王怡文下跟贴中反对意见的人说,我站在王怡一边,我要为他辩护。
我为王怡兄辩护,倒不是象一个什么崇拜“摩罗”的家伙,说王怡兄“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的活着”因而就不应该被别人反对,这简直是丑化了我的王怡兄。我不会卑贱地活着,我想王怡兄也不会。这个我暂时还不认识的家伙说“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的活着”,胡说八道,为了高尚事业而活着,不管是一种什么生活方式,都不能叫“卑贱的活着”!我为王怡兄辩护是根扎于对他的深刻了解,而不是依据什么荒唐的大道理。
我认为反对王怡的网友和与王怡发生争论的杜导斌兄都是因为不能深入了解王怡而误解了他。我劝那些应该对王怡兄需要深入了解的网友读一篇文章:《吾侪所学关天意——自由主义者王怡的理想与实践》,作者是著名的网络史学家,我的网友孤云兄。在这篇文章里,王怡说:“我也把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幕僚型的,一种是江湖型的。幕僚型的进言是建设性的,江湖型的进言大多是批评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大多身在体制内,我也算是身在体制内的,因为我有一份教职。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批评性的和江湖型的,他们在一个非自由主义体制下,绝对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念头。这与幕僚型的不同。幕僚型的知识分子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政府。这种区分也是我自己的一种自许。我比较彻底和比较早的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人理想。读书的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界定就是永远不进入政府。我要做一个批评者,一个面对公共权力的批评者。我很服膺哈耶克的一个观点,即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社会就是一个专制的社会。我的理想就是做政府的对立面,我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当仁不让的做这个对立面。”
请网友不要误解这段引用的话,王怡兄谈自己作为“民间立场”,“对立面”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救国理想(决不是前面那家伙所说的“卑贱”)的策略之一种。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策略:“所以自由主义的目标只有一个: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共产党可以继续执政,但必须转变自己的统治方式,必须重建统治的合法性”,“是的,我这里说的‘对立’是温和的,是一个纯物理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带着政治意味的概念。我想我活在任何政府的治下,我都会将批评政府视之为我的使命和责任。但是活在今天的中国,活在一个非自由主义的体制中,这种使命与责任就必然更加显赫。这种对立其实也是一种合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就是让一个政府承认这是一种合作,并且以一种民主化的体制来接受这种方式的合作。”
王怡兄的的真正的济世理想和伟大抱负是促成中国现政府实行“民主宪政”:
在民间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配合下,一个宪政体制的前景就是我们可以展望的。这个合法性的重建努力,在我看来,与中国的宪政体制的方向至少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江核心的三个代表和七一讲话,其实也表达着这样一个方向。三个代表的实质,是淡化‘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神学式的合法性背景,是从阶级党到全民党的新意识形态的努力。这说明重建合法性已经成为共产党和民间自由主义力量的共识。只不过区别在于,自由主义要求的是一个世俗化的重建,即一个‘同意’和‘承认’的政治,也就是宪政体制。新的契机,在五至十年之内便有希望可以看到。
“江核心的三个代表和七一讲话,其实也表达着这样一个方向”,十六大也代表了这个方向,王怡为什么不能撰文歌颂十六大,表达自己某种方式的“合作”呢?我认为王怡兄撰写“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千古名句恰好也可用来评价刚刚闭幕的中共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三峡工程亦正好完成了截流。而16大所确立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三个代表思想在执政党党章中的完整表达,其历史意义也不单单限于1978年后的改革时期。必须将之置于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中历经磨难与反复的、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三峡”当中,才可能得到更清楚的凸现。在党的16大报告中,一个温和、清晰和可期待的转轨后的现代社会格局,开始经过曲折的两岸,而显露出了一个开阔的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前景。”所以,这正是他最自然的选择,是他老成的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决不是什么崇拜“摩罗”的家伙说的“但是面对黑暗时也可以选择另一种高尚的方式——卑贱,卑贱的活着!”
因此,王怡兄之所以是王怡兄,就在于他有自己独立的,成熟的思想,他的选择对于他自己是合理的,正常的,奔向一个利国利民的伟大的目标的。他的思想和作为也是我党可以热烈欢迎的。既然如此,反对和误解他的人如果尊重他的选择,就不应该反对他。
一想到,作为一个与王怡对立思想的左派的我冲着一帮自由派的家伙为自由派的王怡辩护,我就想笑,你们该象我这样“派”外人士一样深入了解王怡兄后再说话啊。
200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