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第一个窃听者或偷窥狂

谁是第一个窃听者或偷窥狂

王怡

虽然我会在别人讲话时竖起耳朵，并无所用心的翻翻报纸，但我绝不是第一个。

在陈水扁的专机上安装窃听器的，和在江泽民专机安装窃听器的，说不定就是同一个金发蓝眼的家伙，不过他也远远不是第一个。那些从街头小贩中购买违禁玩具窃听器的中学生们及其部分家长，自然也不是。

我们都在沿用一种极其古老的方法，满足各自一种极其古老的欲望。小时候看童话与神话故事，那些巫师都有一面镜子，可以从中听到窥见远方的事件。这算比较早的窃听者了，有些像今天的电脑骇客。如果关于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划分曾经是成功有效的，那么关于窃听者和被窃听者的划分，也许更加入木三分。去年大陆一部火红的青春电影《蓝色爱情》，里面有一句台词，说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创作者，他创作生活，而另一种则是被创作的素材，他们活在别人的作品里。我们容易想到明星和fans的关系，但在这里，你应该想到的是窃听者和被窃听者的关系。

当我得知陈水扁的波音飞机里发现窃听器，我想到的话题与政治无关。还有一些偷窥偷录者者，他们的目标也许与色情有关，但政治与色情都并非窃听或偷窥的动力。偷窥与窃听本身，就是一种超出了色情与政治之上的欲念。看与被看，就有些充满统治与被统治的味道。关于偷窥与窃听，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类型。有明确目的或者没有明确目的。所以目的反而不重要。在武侠小说中，一切阴谋的败露几乎都是靠窃听而识破的。窃听者居高临下，躲在屋顶或者一棵大树上（连道貌岸然的岳不群也免不了俗），偷听别人说话。此时的感觉类似于一个主宰者。好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那个导演在控制室的屏幕上看见楚门时的感觉。所以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也许并不取决于财产权的不对称，而是取决于信息的不对称。

所谓上帝，就是全知全能的那个人。而全知正是全能的前提。如果我可以全知，我也就可以全能。就像科幻电影《回到未来》里，那个从未来世界买回来一本各种比赛成绩记录的家伙一样，一回到现实世界就成为超级富翁。或者像哈耶克对于经济计划制定者的批评，因为你无法全知市场的所有信息和每个人的不同偏好，所以你就不能全能的安排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所以你注定就是瞎指挥。

所以我们需要窃听和偷窥？我们需要在信息的占有中成为人上人，就像在财富的占有中一样？

我们通常将窃听与个人的隐私相联系，认为这是对于某种精神利益的侵犯。然而这个“窃”字含义深刻，说明窃听本质上是一种偷盗行为。窃听与偷窥盗窃的都是对方的一种信息。即便这种信息是不具有消费排他性的共享资源（比如裸体），这种偷盗都会使被共享的信息发生贬值。而且更重要的是窃听与偷窥的行为，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在涉及情色的偷窥中，有一种故作大方的观点，所谓“看就看，姑奶奶又不少二两肉”式的萧洒。然而此言差矣，重要的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悄悄的不为人所知的窃听与偷窥状态，带来了信息的不对称，带来了被窥视者的慌乱。我们常言，老天无眼。其实老天也许是有眼的，只不过老天绝不会和你大眼瞪小眼，老天若是睁开眼，你一定是不知道的。换言之，老天之所以成为老天，就因为人家是全知全能的窃听者和偷窥狂。在这样的窃听者面前，你的慌乱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慌乱来源于无知。如同柏拉图临死之言，“我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摆脱这种慌乱的方法只有两个，一是信仰，一是窃听。信仰那个全知全能的窃听者，或者窃听其他的人，在窃听与被窃听的传销队伍中发展自己的下线。

话说到这里，已经挑明了。窃听和偷窥，其实就是一种来自造物的品质。如果你倾向于信仰，你可以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逻辑进行推理。一个传销队伍不可能没有一个最初的上家。窃听我们的人又会被别人窃听，所谓窃听者人恒窃听之。这种联想不可能上溯到无穷，那么最早一个窃听者是谁呢？必然有一个最初的窃听者，启动了这一系列。这个最初的窃听者不是别人，正是窃听的本源，即上帝。

所以窃听这件事本身，与我们怀着的世俗目的或及内容都无关。如果要你选择可以面对面明目张胆的观看，或者坐在幕后偷看，你会选哪一种？我会选择偷看。因为偷看时可以一面舒舒服服的抠自己的脚板。也许上帝或老天就是这样干的。所以看见不应该看见的东西倒在其次，只有窃听和偷看这种方式，才能满足我们模仿上帝的欲望。才能让我们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变成窃听者与被窃听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被逐出伊甸，我现在认为并不是原罪的问题，而是因为上帝在伊甸园里装满了窃听器和摄像头。就象苏联人曾经在美国大使馆里做的那样，害得美国人搬出来，自己重新又修一座。所以今天美国人在别国政要的飞机上安放窃听器，这种行为的实质与窃听的政治内容无关，它的实质是在模仿上帝，它的实质是在把美国与他国的关系变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我说到的“统治”，不是世俗含义上的，而是精神领域中的高人一等。一个全知全能的国家，也就是一个上帝之国。

上帝，就是高科技，就是窃听器、window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代名词。

全知全能还有一重意义。因为只有全知全能的人才能充当人间的审判者，惩戒和宽恕，爱与审判，之所以成为可能，都在于上帝居高临下的那种全知全能。所以一个问题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间，审判如何成为可能？甚至民主如何成为可能？

世俗的法官，就往往成为极力模仿造物的一种人。电影大师基耶洛夫斯基的《红色》，讲述了一名法国的退休老法官。他曾审理一个案件，被告是一个水手，老法官在法庭上宣判他无罪，但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找到事实的真相，实际上那个水手的确犯下了罪行。于是在真相与虚假之间分辨了一辈子的老法官，退休之后无论如何想不通，他无法摆脱对于“找到绝对真相”这一使命的恶梦般的纠缠。于是竟然在家中长期窃听和偷窥邻居的秘密，从而企图扮演一位真正的法官，一位不动声色的窃听者，一个无线电波和摄像头面前的上帝。他对于全知全能的渴望，以及在法官职业生涯中那种被真相蒙蔽了一辈子的羞辱感，已经接近于偏执了。

这让我们想起沙朗斯通在电影《偷窥》中，坐在电视监视系统面前如痴如醉的观看邻居的私生活。尽管这与老法官的目的迥然不同，似乎一个清高些，一个离我们的世俗念头更近。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其本质完全相同。窃听器与摄像头，是一种足以摧毁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武器，我比较夸张的认为这种危害比核武器对人类的危险更大。因为它是日常的。美国在911事件后扩大了警察使用窃听器的权限，我又要因此提到一部电影《国家的敌人》，这部电影向美国人揭示了美国政府庞大的窃听和监视系统，据说很多美国人看了这部电影后回到家都不敢开着灯做爱了。我怀疑在这样一个系统面前，根本没有民主的立足之地。因为民主不会发生在窃听者与被窃听者之间，就像不会发生在上帝与亚当夏娃之间。可惜似乎美国人在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灾难后，把窃听的危险淡忘了许多。

波音飞机和windows代表着一个方向，垄断者越来越像一个上帝，并以世间的审判者自居，这个上帝在伊甸园里安放下越来越多的窃听器和摄像头。所有的人被分为两种，窃听者和被窃听者，就像人们曾经被分为有产者与无产者一样。平等的理想开始一去不返，我们活在慌乱当中，唯一的方向不再是信仰，而是竖起耳朵，努力窃听我们的下线。

天啊，我都说了些什么。一个关于窃听与被窃听的封建制度。

200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