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腹中的微笑：《子宫日记》（修订版）
母腹中的微笑：《子宫日记》（修订版）
王怡
（按：这篇文章应何当弟兄之约，为《教会》杂志进行了修订扩写。在今年两会期间，二胎问题、安乐死问题乃至同性恋问题等，都有人开始提出讨论。基督徒如何去推动和参与这些即将来到的公共政策讨论，如何以自己的信仰为根基，向社会阐述和坚持一种道德观和价值观，并以和不同的意见人群的对话，去影响社会在公共政策方面的文化、道德和政治氛围。这是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基督徒，所肩负的一个托付。我和余杰轮流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刊物《橄榄枝》（原名《方舟》），准备陆续做一个公共政策辩论的专题。最近一期的专辑即是“堕胎与计划生育”。也在此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朋友们约稿。）
在我妻子怀孕后，好几位朋友推荐我看《子宫日记》。我承认，从未有一部纪录片如此震动我的身体灵魂。我也不讳言，这篇文章的每个字，都为了向一切已做父母、将做父母和不打算做父母的人，推荐这部这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出品的片子。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认为生命是从母腹中开始的。胚胎是人，这一观念在《圣经》中最直接和生动的描述，是《诗篇》第139篇。我在孩子出生后，抓起笔来想要赞美，我就发现，世上已不可能有更美的文字，超过这样的诗句：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只是中国人这一百多年的经验，对于文学可以承载真理，早就伤透心了。尤其是诗歌，诗歌和真理怎么可能有关系呢。甚至一些基督徒对《圣经》也可能有一种实证主义倾向，下意识的认为叙事一定比抒情更接近真理。尽管预表基督最多的经文，并不在叙事体中，而是在诗歌里。宇宙中若没有真理，母腹中就没有生命。那么一切文字，连数学定理也是虚无的。休谟说，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从逻辑证实，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升起。也没有医生可以告诉你，母子一定平安。太阳升起，婴孩降世，哪怕一个科学主义的知识论也要承认，除非相信，不然没有确据。
反过来，宇宙间有一位神，一切文字就都是真理的载体，都被他使用，在历史中将他向人显明。但人总要软弱的，我没看《子宫日记》之前，常忍不住担心，孩子会健康吗，出生会顺利吗，妻子生产的苦楚她能经受吗？流产、难产、大出血、畸形、兔唇，唐氏综合症，天下的准爸爸都知道，这些词汇真的很难从你的脑海里被彻底交托出去。但我看见这部纪录片，我就像伸手探入主耶稣肋旁的使徒多马一样，知道《诗篇139篇》是又真又活的真理。我知道孩子在那里，万世之前在上帝的智慧中被创造的一个孩子，已经在那里。他进入这有限的时空，他有身体也有灵魂。他不是将来时的，而是和我一样的人。是天父的孩子，将要托付给他的父母。我再转回去读上面的诗句，我就得到医生不可能给出来的一种确据。世上没有更美的句子，可最重要的，是世上没有更真实的句子。
我就祷告，求神按他的旨意成全。孩子若降世，他的今生就托付给我和妻子，成为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孩子若死亡，他就越过尘世中与他父母的关系，尘土归于尘土，“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从那一刻起，我满心欢喜的晓得，孩子已经在那里，而我已经爱他。我对妻子说，我已凭着信心成为父亲。因为胚胎是人，我和孩子的生命关系，我们做父母的爱，哪怕以出生为结束，仍要感谢主，因为不是以出生为开始。
但犹太－基督信仰以外的人，却会喃喃自语，说诗歌固然美好，现实却如此残酷。今天，全世界每年有大约6千万人次堕胎，还有无数新生儿在各种漠视生命的体制与文化下被杀害或遗弃。后现代的这一幕，与二千年前的希腊和罗马时代也惊人的相似。基督化之前的地中海哲学伟人们，面对胎儿和新生婴儿时，他们的良知与伦理观，就如石头一样刚硬。罗马杰出的法学家西塞罗，曾以《十二铜表法》为依据，来论证“杀死残疾婴儿”是正当的。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弃婴，如俄狄浦斯王和挑起特洛伊战争的帕里斯王子等。你甚至可以说，希腊文化就是一种弃婴文化。在他们的文学中，你也几乎看不见对杀婴、弃婴、婴儿献祭或堕胎有丝毫的愧疚感。所以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中，第一个主张城邦有权强迫妇女堕胎，免得人口过多。斯巴达为了大国崛起，干脆将每一个婴孩从母亲身边夺走，把那些赢弱的孩子扔进山谷。亚里士多德也在《政治篇》中效法他的老师，他说，“让我们立一条法律，不许畸形的孩子活下来”。
从对人类新生命的爱的回应看，这些被万世敬仰的人物，这些古希腊、古罗马的伟大文明，也和最野蛮的土著无异。他们开出了人类史上另一种对待生命的传统。可我只想一个问题，当他们的妻子怀孕时，这些哲学家会怎样度过那些兴奋而忧虑、盼望而惊惶的整整十个月呢？孩子若是出生才能称为人，父亲就只有孩子出生才能称为父亲。你若读过《诗篇》139篇，或看过《子宫日记》，你就知道他们少掉了什么。他们少掉的不仅是十个月的做父亲的确据，他们少掉的乃是恩典。
恩格尔哈特在他的名著《生命伦理学基础》中，将那些持一种“没有恩典的道德观”的人，称之为“道德的异乡人”。尚未出生的孩子要么不是人，要么只是父母眼中的一个“异乡人”。可以擦肩而过，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个欧洲，直到保罗将福音传至罗马，基督徒用了三百年的时间，一面争取自己的合法化，一面彻底改变了这一令人齿冷的“杀子文化”。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指出，摩西律法“禁止妇女堕胎和治死胎儿”。在新约中，耶稣的使徒们把使用药物等方式人工堕胎，称为“邪术”。初代教会的《十二使徒遗训》中也规定，“不可堕胎、杀孩童”。374年，罗马皇帝在一位大主教的深刻影响下，在欧洲史上第一次立法，全面禁止杀婴、弃婴和堕胎。从此近二千年间，胎儿是人，不但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伦理共识，更是无数代人的生命体验。
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把一个人间乌托邦的理想推到史上的最高峰。法西斯德国开始以优生学的名义，全面恢复希腊罗马时代对新生命的残酷筛选。这一做法甚至影响到了当时的英美等国。神学家和思想家朋霍费尔公开抨击法西斯的优生学，捍卫二千年的基督教伦理传统，他说，“摧毁母腹中的胎儿，就是侵犯上帝赐给这个刚成形生命的生存权利”。不久这位牧师参与反抗运动，终被希特勒处死。
半个多世纪了，围绕这一问题的立场，依然构成西方社会最尖锐的困境和公共政策辩论。尤其在美国，从1973年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以后，堕胎一直就是牵动道德、宗教和政治立场的一个核心议题。1973年之前，几乎所有州的法律都按清教徒的传统禁止堕胎。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布莱克曼在罗伊案判决书中说，以往禁止堕胎的主要理由有三个，一是清教徒时代人们对不正当性关系的普遍反对，二是出于对堕胎危险性的关注，三是“新生命开始于受孕之时”这一基督教立场。而清教徒时代已成为历史，医学也昌明了，所以他承认，关键在第三点。
布莱克曼以他专业性的推理，指出无论伦理上认为新生命起于何时，但根据宪法，未出生的胎儿很遗憾的没有被立宪者们视为宪法上所称的“公民”。这个推理很精彩，也站得住脚。接下来，他将母亲的堕胎选择视为包含在隐私权当中的一项宪法权利，这个推论却值得商榷。因为隐私是对一项合法的个人行为的资讯的保护，而不是对行为本身的界定。举例说，如果一个母亲作出堕胎选择，关于该选择的资讯就构成一项隐私。但堕胎本身的正当性，需要其他权利的支撑，不能单单由隐私权来界定。这个推论逻辑上很精巧，法理上却显得简单而粗暴。但布莱克曼出于道德上的谨慎，他又将“不是公民”的胎儿在法律上称为“潜在的生命”。可这就显得不够专业性了，逻辑上也前后冲突。前面按冷冰冰的法律思维，说一切事物分成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利益。人是主体，利益是客体。那么既然否定了胎儿是人，胎儿就只能是附属于某个主体的一件东西，一项利益。但到后面，布莱克曼却希望把“潜在的生命”定义在人与非人之间，成为温情脉脉的第三个选项。
于是布莱克曼做出了一个平衡的，却注定两边都不彻底、都不讨好的判决。他把怀孕周期的分类，即孕早期（头三个月）、孕中期（中间四个月）和孕晚期（7个月或28周以后）作为法律界定的依据。他说，在孕早期，母亲的选择权是压倒性的，政府不能干涉她和医生作出的选择。但在孕晚期，“潜在的生命”利益是压倒性的，政府可以因此限制和干预堕胎选择。这个自由主义的判决允许孕早期的自由堕胎，一举废除了35个州的法律。
这的确是一个极有创意的判决。如果要找一个更有创意的，就非韩国电影《孝子洞的理发师》莫属了。电影中的理发师用“四舍五入”的习惯法来评价堕胎，他说，就算5个月以前可以舍掉，5个月以后的总该留下吧。罗伊案的判决对美国社会影响之深，犹如第二次“内战”。美国人也从此被分成两类，一个叫“生命权利派”，支持胎儿的生命不可剥夺，犹太教、天主教和福音派基督徒构成反罗伊案联盟的中坚力量。一个叫“自由选择派”，支持母亲的自由选择，认为胎儿不是生命，只是母亲身上的一部分器官。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是最顽强的挺罗伊案的人群。1976年后，两党也逐步确立起针锋相对的政策，共和党支持宗教和道德立场，反对堕胎；民主党支持自由选择，反对保守主义的伦理立场。这个剑拔弩张的格局一旦形成，直到今天的每一次竞选，to be or not to be，依然泾渭分明。
在今年，这个题目离我如此之近，其实也离每个中国人如此近。可惜这些争论却离我们那样远。生命的一种可悲，就在于很多观念尚没有得到机会澄清、反思和争吵，就稀里糊涂成了人心中颠扑不破的东西。美国几十年的公共辩论如此激烈，所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焦点只是“孕早期的自由堕胎”，孕中期自由堕胎是“自由选择派”的希望，但难以形成主流。孕晚期的自由堕胎，迄今没有成为公共辩论的焦点。因为孕晚期胎儿已完全成形，甚至已经不能叫“流产”，所以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部分性生产”。但在中国，孕晚期的引产，甚至强制性堕胎，乃至杀婴，依然是笼罩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罪孽。而且罪孽深重到一个地步，使其一直难以成为公共辩论的议题。就如在强盗窝子，不可能举行“是否不可杀人”的辩论赛。“上环、结扎、流产、引产”，被称为计生工作的“四术”。尽管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今年1月答西方记者时说，“我想流产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并不把人工流产作为计划生育的手段”。
回头看《子宫日记》，若不说这许多，就不晓得这部片子怎样宝贵。在中世纪，有许多画家试着描绘子宫内的世界。但人类花了足足四千年，才第一次亲眼看见《诗篇》139篇描写的母腹里的生命。才叫那信心不足的多马们，摸着造物主道成肉身的伤口。《子宫日记》记录了一位母亲从受孕到生产的全过程，以最先进的3D超声波和4D动态三维摄像机，将生命的形成首次以逼真的画面暴露在阳光下。
以前人们用一些冷漠的科学数据来评价胎儿的生命性质，如胎儿在第12周后才观测到脑波，24周以后才可能独自存活。但这是一部令人惊喜、也令人哭泣的电影。从来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胎儿原来会在母腹中微笑，在母腹中打哈欠，用手玩鼻子，甚至还会做梦。第8周开始，他已具有人的形象和样式，第9周从静止状态中开始动作，小家伙把母亲的子宫壁当作跳床，作踢腿练习。16周后，他的动作开始由大脑控制，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那个幽暗的世界，觉察到周围的空间，甚至对母体外的一切刺激都会有反应。用哲学语言说，他有了主体意识。他兴致勃勃的吞羊水，尽管他并不需要。他玩耍脐带，用手把它缠绕在自己身上。
最近两年，整个世界都沉浸在3D和4D超声波技术所带来的惊奇中。连中央电视台不久前也播放了这部纪录片。去年德国出版了一本《请看，我在成长》的书，一位英国科学家斯图尔特·坎贝尔撰写了他的研究，附有很多子宫内的3D超声波彩色图片。《明镜》周刊以惊奇的眼光作了报道。今年1月18日，英国媒体也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4D技术的子宫内图片，你能清楚看到双胞胎和多胞胎怎样在腹中“玩耍”。其中一幅，一对双胞胎姐妹一个斜靠在另一个身上，还亲了一下对方的脸。《羊城晚报》第二天就用一个整版转载了这些图片。
也许，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看到这些画面。我的一位弟兄，在“基督教伦理学”的课堂上，也看到类似的纪录片。孕晚期的胎儿在引产手术中，不断地在子宫内躲避。你能看到的不再是仪器上的曲线，甚至是他惊惶的表情。你若看见了，你怎么可能不想哭。今天，在美国一些允许堕胎的州，法律要求医生告知病人堕胎以外的选择，或告知病人反对堕胎的理由和资料，或要求病人通知配偶或父母，或必须在24小时的冷静期后作出选择。这些法律有的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有的被判为违宪。在我们这里呢，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别的，但我们有诗篇139篇。
在希腊人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中，“幸福”只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这样的幸福就是善，而胎儿不是人。所以他毫不犹豫的支持强制性堕胎，这就是“道德异乡人”的生命伦理。而中世纪的阿奎那说，人最高的三种美德是“信、望、爱”，而不是肉身的人际关系。起初的生命，就是起初的爱。起点在哪里，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关乎恩典在哪里？甚至关乎苦难的意义。我的孩子顺利出生了，但他的生命有意义，不是因为他顺利出生。有一个比出生或流产更高的源头，使出生有意义的，也使流产有意义。使收取有意义的，也使赏赐有意义。所以我那位弟兄和他妻子打消了堕胎的念头，决意承担生活的艰辛，举目仰望那赐生命的上帝，凭着信心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因为他们相信，奶粉不是他们挣来的，有奶粉可挣，那是孩子带给父母的祝福。
人去看这部片子，心就在人里面，作出它的回应。
2007-03-21，写于孩子出生第12天。
2007-04-27修订。
《子宫日记》》(In the Womb)，美国国家地理频道2005年10月7日首映。
《生物学与基督教伦理学》，(英)斯蒂芬·RL克拉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生命伦理学基础（第二版）》，（美）H·T·恩格尔哈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