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恩典：电影《面纱》
霍乱时期的恩典：电影《面纱》
王怡
从书籍到电影，有些改动可以理解，对毛姆来说，《面纱》中的医生费恩夫妇到中国来，落脚点一定是香港，才有吸引力。好莱坞电影改成上海，是顺理成章的道理。但有些你想破脑袋也不明白，当年的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在西安开设“八福客栈”。二战中她撕毁英国护照，以中国公民身份，只身带领80多个孤儿，沿路乞讨，徒步300多公里，成功的把他们送往非战区。1958年，大明星英格丽·褒曼扮演了这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八福”之名，来自基督耶稣在著名的“登山宝训”中提及的“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这部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电影，却莫名奇妙的把片名改成了《六福客栈》。
毛姆对中国的热爱，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当年到中国拜见辜鸿铭，辜老夫子端起来的傲慢，至今仍令许多人心花怒放。毛姆问，英国的哲学家如何，答曰，不过是一些被体制束缚了思想的人。又问美国的实用主义，夫子顾左右而言他，“我喜欢美国的石油，胜过美国的哲学”。一语惊退英国文豪。林语堂晚年在自传《信仰之旅》中，复述了这一段落之于思想史的意义。上个世纪2、30年代，史称“粉红色的年代”，西方世界落入历史上最大的坎缺。在灵魂上，教会与信仰的衰微，无力抵抗世俗文化的洪流。古老的诺斯替主义死灰复燃，借东方文化的玄思冥想，成为知识分子抗拒虚无的“想象的乌托邦”。在社会层面，左翼知识分子抛弃了自由主义，从粉红到朱红，一步步在各种极权主义面前放下身段，软下腰去。
毛姆的小说，几乎是前种趋势的集大成者。他的童年在坎伯雷特度过，基督信仰在异教化的欧洲文化中沉浸得太久，也被世俗化的教会把持得太久，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在毛姆的自传性名著《人性的枷锁》中，小孩子恒切的为疾病祷告，却没有成效。他从此对信仰失去信心，也对道德失去尊敬。生命的怨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对毛姆来说，一旦舍弃了基督教教义，信仰就变成了一种东方情调的神秘主义之旅。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他描写高更，从世俗的生活中逃离，最后在岛上找到了离群索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活。就像卡夫卡三次订婚、又三次逃婚一样，一旦彼岸失去了意义，连进入此岸的勇气也失丧了。在《刀锋》中，毛姆再次以哲学家维特根斯特为原型，回到诺斯替主义的路子，认为唯有透过神秘主义的哲学与智慧，才能重返生命的意义。放弃十字架上的拯救，向东方寻找佛禅道的逍遥。中国读者喜爱他，不是无缘无故的。
英国剑桥大学的C·S·路易斯，就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童年时也有过类似的宗教体验。路易斯8岁时，天天跪在床边为患癌症的母亲祷告，但母亲还是去世了，他的信仰也随之消失。直到30年后，他与《魔戒》的作者托尔金结识，重返信仰。承认自己当时不过是把上帝当作魔术师，既无敬畏，也无爱神的心。不久他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女人又患上癌症，路易斯跪在病床前和她举行了婚礼。三年后他的妻子去世。二战中，路易斯在BBC的系列节目《真实的基督教》，令无数英国人在生死患难中认识了真正的“八福”。他始终跟随那古旧的福音，没有随着时代的风潮起落，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
而毛姆的天才，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天才。爱情的虚假，人性的荒凉，使一切甜言蜜语都蒙上面纱。《面纱》是他企图回归信仰的一次尝试，毛姆把残酷的爱情放入一个霍乱时期。虚荣造就了凯蒂的婚姻，偶像化的浪漫爱情，又把她推向情人的床笫。她的丈夫就像一位绅士，不动声色地为偷情的妻子关上门。有一天忽然摊牌，说要么离婚，要么和我一起去霍乱疫区。
到此为止，这句话就像对婚姻的终审判决。谁能料到人的尽头，却是拯救的起头。一场霍乱拯救了凯蒂的爱情，就像癌症拯救了路易斯的信仰，二战拯救了欧洲的命运。费恩看起来就像另一位白求恩。他将对生命的绝望，和婚姻中的苦毒，都放在修道院中对霍乱病人废寝忘食的救助上。凯蒂也感到了他丈夫的伟大，可她说，“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品德高尚就爱他”。人们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就像我们，口头都向往善，心里却偏偏爱上了恶。
真正为荒凉的婚姻带来拯救的，是那间乡村的修道院。主持者是一位出身名门的法国修女，令我想起1944年的另一部电影《天国之钥》，格里高利·派克主演一位辛亥革命前后来华传教的苏格兰牧师。电影中那位在浙江乡间度过一生的修女，也出自普鲁士望族。2007年是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英国的马礼逊来华200周年，回顾百年历史，新年公映的第一部电影，出现霍乱中的教堂和修女，特别令人感佩。放在20年前陈冲在好莱坞拍摄《大班》时，要被叫做反华影片。柏杨说他在1959年就看了《六福客栈》，里面有中国女人缠小脚的镜头，在台上映时，甚至引发了示威游行。
当修道院的门关上时，凯蒂感到更大的荒凉，觉得自己被遗弃在一个霍乱的世界。她来到修道院做义工，这对痴男怨女的爱情开始出死入生，在侍奉中走向饶恕，也使这部电影从二流的偷情故事开始上位。这一切就像酷爱毛姆的张爱玲，在《倾城之恋》末尾的那句话：到底是这座城市的沦陷，成就了他们的爱情，还是要有这样的爱情，才有这城市的沦陷？这话让人说不出话来，有时候，救赎是以死亡的面目出现的。等待戈多，也许就是等待一场霍乱。而等待死亡，也许就是等待复活。人若不用到某个地步，也能显得完全，那该多好。但我们晓得，往往人若不到某个地步，人就死不认帐。
修女对凯蒂的那一番话，无论在电影还是在小说，都是最精彩的。可惜小说译者大概不懂什么叫“恩典”，把它翻译为“幸福”。修女叫凯蒂回到染上霍乱的丈夫身边，凯蒂喃喃说，对，那是我的责任。修女笑了，说，手脏了要洗手才是责任。我18岁就恋爱了，爱上了我的神。50年过去了，我有时也感到他不听我的祷告。就像老夫妻坐在沙发上，却不说话，但他们心里知道彼此相爱。修女说，“有一天，当爱和责任汇合在一起时，恩典就与你同在”。
这话也是毛姆对自己的盼望。毛姆是一个秘密的同性恋者，他一生陷入对宗教道德观的怨恨。道德若只在律法中，道德的确值得憎恨，道德不过是对你我的诅咒。但道德若是在恩典里，道德就是爱。自由从来都有两种，一是顺服，一是放纵。不偷情，不是因为诫律，因为我们爱那个人，爱到不能偷情的地步。
若非如此，情何以堪。爱过恨过的人，要么身在城堡，要么披戴面纱。这部电影或者温柔，或者残酷，取决于你的婚姻境况。
2007-01-13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