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公民
宪政与公民
——自贡读书会演讲
巴骄：今天是自贡市『釜溪书院』举办的首届读书会，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远道而来的贵宾为我们主讲。这位将为我们主讲的贵宾，是独立中文笔会的理事、副秘书长，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成都大学的老师，以及《前沿周刊》的主编。他就是——王怡先生。
下面有请王怡先生给我们作《宪政与公民》的主题演讲。
（掌声欢迎！）
王怡：今天非常高兴和几位朋友来到自贡，参加『釜溪书院』这个首期读书会。我们成都的读书会陆陆续续地搞了两年多时间，也是在这样的茶馆或者类似的地方，完全是一个民间的公共的论坛。我自己在学校，也在其他的场合，譬如研讨会上，在大学校园里面做过一些演讲，但我最希望的就是出现在类似今天这样的场合。因为这和今天要谈到的宪政与公民的话题有关。最近这几年宪政实际上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汇。也是中国这一百多年来追求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对一个社会共同体，对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的理想。但是中国人的命运，却在于说象这样一个理想，围绕它的一些非常基本的常识，在十年二十年、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时间里面必须反复地提及，不断地遗忘，所以到今天我们来谈论的仍然中国未来的宪政，不是今天的而是未来的宪政民主。实际上在一百多年以前，无数的人就已经谈过。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能够谈的，不能够说在智识上，在知识水准上超过他们多少。但是，为什么还得反复地一次一次地谈呢，就因为这一百多年，我们民族的苦难、公共领域内发生的政治灾难，实在在这些理论面前显得太沉重了。所以我们不得不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回过头来启蒙，回过头来普及，回过头来悲伤。
这几年大家谈论宪政的时候，很多人，包括官方一些媒体和官方的一些研究，也会频频地提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大约43年的时候，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一个宪政研究会。毛泽东在延安宪政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有一个讲话，对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有一个期待。并且在这个期待之下呢，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很大的一个抨击，向中国人民也有一个历史的承诺。毛泽东与黄炎培有一个著名的对话：黄炎培说，你们是不是象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打天下，王朝的更替一样，跳不出周期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跳得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民主。他在成立大会上讲什么是宪政，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他的这个理解呢，不说是错误的，而是不完整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49年以来这半个多世纪，共产党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社会、这个政治共同体，历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苦难，但是民主宪政这个香馍馍始终是没有降临过。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四川人，叫笑蜀。前两年，他编了一本书很有意思。这本书里收集了46年内战爆发之前几年（从42年、43年、44年、45年，到46年内战暴发之前这几年）中共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还有其他的几份报纸上面发表的大量的文章，大量的共产党自己所写的社论，包括有一些是毛泽东或其他一些中共领袖亲自撰写的一些文章。他把这些收集在一起编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先声》，让中国人、也让共产党人看一看中共在半个世纪以前曾经说过的话，是一个庄严的承诺，还是明晃晃的欺骗？你去看那本书，看里面对未来的描述，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对言论自由，对司法独立，对民主政治的期盼和他们的信心。他们所描述的那种观念，跟今天共产党把这些抓到监狱去的人，所谓的异议分子们，政治犯们、狱中作家们所发表的言论其实是一回事啊，甚至可能比他们还坚决呢。这本书加一个字则多，减一个字则少，里面都是共产党在自己的党报党刊上说的话。但是前一两年，他们也把这本书禁了，不让这本书发行。他们不敢让大家重新来听到半个世纪之前他们讲过的话啊。这一两年中国社会中，不管是知识界，还是普通民众，包括媒体重新又在谈论一些宪政的话题，或者共和的话题。前年大家看到的那部连续剧《走向共和》，到后来也被禁了。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评论《走向共和》，其中就讲到民主、宪政、共和这三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文章在《成都晚报》上登了一个专版，马上就受到批判了，宣传部门就给他们打电话。发我文章的责任编辑差点被开除。从此之后成都市的报纸就不准发我的文章。《走向共和》这部连续剧，两年前在普通民众中掀起重新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共和，到底什么叫共和国，到底什么是公民。中国一百多年了，一代又一代人所追求的民主、宪政的理想，究竟是什么？重新掀起这样一个思考，但是同样的又被政府扼杀。
我们今天谈宪政，我想呢不完全是一个抽象的，从理论上来讲什么是宪政。我觉得这里面跟我们有切身关系。在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作为一个四川人、作为一个自贡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私人的、个人生活的一些理想，比如说有赚到一点钱，事业上要有一定的成就，家庭要幸福，这些都是非常正当的个人理想。但我们在个人的理想之外呢，象主持人刚才说我们今天到这里来的，都是超越于个人理想之上，对这个时代对这个社会有思考有信仰，而且愿意有所担当的人。所以除了个人理想之外，我们还有对于公共领域，对于社会，对于我们与他们，对这个与别人同在的共同体有一份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对国家来讲，对中国人的政治共同体来讲，就是实现宪政、民主。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这个理想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一个公民的理想，就是希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公民，一个真正的有尊严的公民。一个人在公共领域内有尊严，不光是在你老婆娃儿面前有尊严。在老婆娃儿面前有尊严比较容易做到。但还要在公共领域内有同样的尊严，做这样一个公民。我们理想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宪政的理想，一个公民的理想。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一个民主的政治共同体，一定是由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由臣民，或者非政治意义上的市民、农民所组成的，那是非政治意义上的一种身份划分。不是由它们所组成的，是由公民所组成的。
今天，我们谈什么是宪政，什么是公民。公民的理想（以个人为支点的理想）和我们希望的以社会、以国家为支点的宪政、民主的理想，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在今天去学习做一个公民？讲这个之前，我想举两句中国传统的话，再举两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来讲一下宪政的价值理念。
第一句话：论语里面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今天我们几个成都的朋友来到这里，你们可能也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中学时学过，读论语可能也读过，怎么来理解这句话？你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你会觉得象是废话。有朋友到你这里来当然高兴，怎么还要问一句“难道不高兴吗”？哪个会不高兴？除非来的是你的仇人，不是你的朋友。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我们来看传统的人际交往。说我们到自贡来这件事，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比如，今天我们到自贡来了，到这间茶楼开会，这时，语言表达方式是：“今天有几个朋友从成都到自贡来了。”成都和自贡是大地上一个平面上的两个点，它代表的是横向的人际间的交往，是民间的公民之间的横向交往，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但如果是今天有一个领导不是到这间茶楼开会，而是去市委办公厅开会去了。他们可能就不是说有人从成都到自贡来了，他们会说，“上头有人来了” ，说“上头有人到底下来了，或者底下有人到上头去了”。都说“省上的人”，没有听过说“省下的人”的。其实自贡的海拔比成都高，对不对？这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表现的是不同的维度。
人际交往有两种，一种人际交往里包含着显示着公共权力无所不在的阴影，和公共权力对这种人际交往的规定。在这种氛围下说，人是从上头到底下来或者说是底下到上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垂直的，几千年的政治共同体的构造——垂直方向上的构造。有上有下，不是平面的前后左右，是上下关系，有科级处级这种等级化的结构。在这一种垂直方向上也有无数的人际交往。但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人际交往，也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公共空间内的主要的人际交往类型。
另外一种是横向的，没有公共权力的等级划在我们的身份里面，我们是横向的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所以四海之内皆弟兄也。成都的弟兄走到了自贡来，第一，我们看到这是一种与垂直方向上的人际交往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一种生活内容；第二，我们看到这种横向上的交往，对前一种垂直方向上的交往，对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是一种挑战，一种消解，甚至是一种对抗，甚至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是他们需要提防和反对的，是他们想要去限制的一种关系。在论语的时代，周天子的权威消失了，分裂为了诸侯国的权威。当然垂直线上的权威没有完全消失，但最高的那个权威在当时消退了。那个时候各国之间、民间，包括孔子、孟子这些民间的，不管是儒也好，道也好，纵横家也好，诸子百家开始兴起，大家开始有了交往。于是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也可能是有一个人到他这儿来开读书会来了。那是一个民间的横向联系开始增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还远远称不上公民社会，但代表了一个横向的、平等的人际关系的出现，传统的、垂直的那种对个人的公共权力的约束开始削弱，代表着这样一个时代的兴起。这是一个大时代，就象今天一样。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就能够体会孔子心中的那种喜悦。
另一方面，这个话实际上不是说给我们听的。我们在座的，今天有没有人会不高兴呢。但可能会有另外的人会不高兴喔。那么这个话其实就是说给那些可能不高兴的人听的，就是说给共产党，说给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的。说现在有人从这个点到另一个点去见另外一些人，你有啥子不高兴嘛？你不应该高兴吗？执掌权力的人会不高兴，就象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单位，比如说我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有这样的体会：有几个职工站在一起打堆堆了，有领导看到了他就不是“不亦乐乎”哦，他是心中甚为忧愁哟。他会觉得你们在这儿肯定又在说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了。又在制造不稳定因素了。他看到你们聚集在一起了，横向上的人聚集在一起，纵向上的人心中就会忧愁，就不会是“不亦乐乎”的。他不知道，也不愿意承认，其实他的这种不健康的心态，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因素。
孔子说这一句话，代表的是横向的、平等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兴起。当时远不是公民社会，但是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就终有一天会走入公民社会。第二，他这句话是代表了对政府，对当局者，对那个垂直方向上的封建附庸关系的挑战、规劝和安慰：你们不要担心，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好事情，你们要高兴，不该忧愁。实际上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民间的这些活动，民间的声音，民间的这些自由的交往，我们所希望对政府表达的：你千万不要害怕，你应该不亦乐乎！
那么，什么是公民社会？什么是民主和宪政的社会？就在我们看到的这两根轴之间，它不是以垂直那根轴为重心的，它是以横向的这根轴为重心的。它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平等的人就可以流动。流动是一个中性词。对于流动，传统可能有一个贬义词，叫做“流窜”。他不高兴，他不是“不亦悦乎”，他就会说，“今天有几个人从成都‘流窜’到自贡来了”。我们今天的宪法里面至今是没有公民的迁徙自由的。所以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家就要问：“有没有暂住证？没有暂住证你就不要来”。我们没有迁徙自由，我们知道收容遣送制度也是刚刚才在03年被废除掉。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与宪政民主的社会，与未来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相反的那样一种专制社会，它的逻辑是建立在垂直的这一根轴上。建立在这一根轴上，它对平面的这种公民社会的发展，民间社会的成熟非常忧愁。它要用尽一切的办法来阻止你、限制你，用各种方式，审批的制度，或者其他的制度来限制你。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句话，论语中的这句话，它代表着一种平等的理想。我们不要被他限制。
第二句话，是《易经》中的：“群龙无首，吉。”
《易经》中有很多卦辞，有凶有吉，其中有一句是“群龙无首，吉。”我们今天理解这句话，在历经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的情况下来理解这句话，确实有点困难，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被改造过了。“群龙无首”这个词，在今天这个垂直轴心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架构里面是一个贬义词，在我们整个社会组织结构里面，包括我们的管理学里面，我们的集体心理里面，都把它理解为一个贬义词。但是易经的这个卦辞却很意思，把“群龙无首”称之为大吉大利，如果天下所有的龙都有一个共同的首领，那就叫凶。你看，我们的很多观念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今天这样的。在易经的时代，先人板板们的观念跟我们今天的观念可能完全相反。我们今天的很多感受，可能只是被洗脑被宣传的结果罢了。
那么为什么“群龙无首”会是吉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包括它的制度架构，包括文化，包括人际关系和道德生活在内，它有一个多元化的倾向。现代社会，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是一个“群龙无首”的社会。而宪政民主制度也绝不是任何一个人在大英图书馆里面把地上磨出几条深槽就能设想出来的一种人类社会最完美的结构。世上没有这样可以设想出来的结构。我们看到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好，近代宪政制度民主制度的出现和成熟也好，都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互联网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互联网就是典型的“群龙无首，吉。”这句话实际上代表着《易经》中的社会发展观，甚至是一种人生观，政治观，也是一种宇宙观。那就是自发演进，生生不息。顺服在对秩序的最高来源的某种信心之上。不要自己站出来替代这个全知全能的来源。我们的自由绝不是某一个领袖人物，天才人物所设计出来的东西。设计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群龙有首的东西，一定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在金字塔中一定会有一个垂直的中心轴。站在最高的位置上的那个人，不管他是谁，他一定是自由的敌人。只要是人，就不应该站到那个位置上去。也不应该在人间设立那个位置。
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的民主政治，都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这并不是说某一项具体的制度，在思想史上，在制度史上看不到一个最初的开拓者。比如三权分立的制度，是孟德斯鸠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但不是他在书房里面设想出来的，是孟德斯鸠到英国去考察英国的政体，回来之后，他对英国政体的理解。他认为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三权分立的，然后他从英国政治制度中归纳出来了。但实际上，在这里孟德斯鸠是有一种误读的。很多学者都谈到过，英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和特点，并不是三权分立。它的特点有两层，第一层，你可以在英国的政体中明显的看到有三种国家权力。但是第二层，这三种权力之间恰恰并没得非常简单的分立，更多的是三权之间的混合。但孟德斯鸠是一个法国人，法国人的意思就是，第一他在自己的国家的政治运作中看不到有三种国家权力。第二，一旦他看到了，他就喜欢把它们抽象化。所以他得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那么英国的三种国家权力又是不是天才人物设想出来的呢。不是。
（由于录音中断，以下部分为要点提纲）
1、英国立宪政体的演变，是一个驯服统治者的过程。刘军宁先生说，人类的文明程度就是驯服统治者的程度。
2、介绍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经过。对比我们今天的政治，我们文明吗？在政治上，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茹毛饮血的时代。
3、大宪章是贵族维权的结果。人类历史上，立宪政体是最有钱的人站出来维权的结果，共产主义也是维权运动，但那是最穷的人站出来维权的结果。如果富人们不维权，或者没有维权的空间。最后就只有社会最底层的人拿命来拚了。所以我说过一句话，有人不同意。我说，一个社会如果富人都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穷人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当一个资本家被抓起来、家产被政府抄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幸灾乐祸。政府把钱抢走了，一分钱都不得分给你，你高兴什么。你要悲哀。因为你的敌人是一个抢钱的政府，不管他抢的是谁的钱。所以我们今天谈维权，是不能区分贫富的，有人说只为穷人维权，不要为资本家维权，我不同意。尽管围绕在政治权力中心的人，比较容易有钱。所以表面上看，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贫富之间的冲突。但这只是表面，这个社会的根本冲突是官民之间的冲突。一个资本家当然比我们更有力量保护自己，更有勾结官府的能力和本钱。但我们每个人的常识也知道，官府安了心要整死你的时候，资本家也好，下岗工人也好，其实并没有区别，其实都是一条狗。你的房子被拆了，你活得象一条狗，大富翁杨斌，人家还是金正日的干儿子呢，他现在就比狗都不如，比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更像狗。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伸张自己的利益，并寻求获得保护。你看英国的立宪经验就是这样。
4、从宇宙秩序来理解社会政治体系：第一、太阳系：以红太阳为中心，大家都围着它转。太阳占了太阳系全部质量的99％。这是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结构。光51％的控股都不行，你一旦大起来了，太阳的引力就不够了。那太阳系就崩溃了。2、银河系：没有中心。群龙无首。这就难以理解了，没有中心怎么会不散伙呢？没有中心怎么可能有秩序呢？3、宇宙：宇宙更没有中心，却有着秩序。这个秩序你是根本想不通的。专制主义就是太阳系秩序，宪政民主就类似于银河秩序。至于宇宙秩序，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们保持敬畏就行了。
银河的秩序是以个体利益为起点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每一个星球一样，我们不依靠一个太阳。每颗星都有“天赋星权”。我们也有天赋人权。所以前段时间载人上天。我就想其实应该送谁上去最合适呢？其实应该把胡锦涛射到天上去。上去一看，这个世界和我统治的那个世界不一样啊。这是什么秩序啊，狗日的开关在哪里啊。狗日的要怎么才能管理呢？他下来后说不定就自杀了。因为想不通嘛。
下面讲第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尤利西斯的自缚。
讲述尤利西斯也就是奥赛罗的故事。（录音中断，参考）在欧洲，传说水妖以她们充满魅力的歌声来迷惑行船的水手。使船触礁沉没。古希腊的荷马在《奥德赛》中记载，尤利西斯为了抵御海妖的诱惑，用蜡封住水手们的耳朵，而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最终战胜了迷人的海妖之歌，通过了魔岛。尤利西斯通过自缚，既听到了海妖的迷人歌声，还抵御住了诱惑，保证了航行的安全。
（录音开始）宪政就意味着象尤利西斯一样，自我约束。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实质是什么呢？是限制君主的权力。当然，这种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是由贵族起来把他绑到。不把他绑到，他是不会主动接受的。在英国几百年的历史中，英国的王室，包括后来贵族开始跟平民之间出现第三重对立的时候（第一重是教会与君王，第二重是贵族与君王，录音中断），到近代之后，贵族跟平民又有这样一个争斗。但在整个争斗过程中，我们看到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体现了政治文明的教养。不象我们的这个统治者，输了都不得认输的，有机会就要翻梢。我们看英国几百年的历史中，一方面并不是皇室很高尚，主动放弃权力，是因为有多元利益之间的对抗和争夺。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但是第二，英国的皇室的确也体现了那种自我放弃，接受游戏规则，接受约束的政治品质在里面，所以到最后才有英国的虚君立宪制度。
我们今天讲人民主权，讲民主制度，有人说民主与宪政这两个概念有些地方是有冲突的。所以前面我说毛泽东讲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个说法不对。民主是什么呢？民主是要解决一个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权力从哪里来？毛泽东说从枪杆子里来。但实际上不完全靠枪杆子，还有意识形态，就是笔杆子，所以就是二杆子。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政府都靠暴力，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我凭什么统治你？而不是你统治我呢，唯一的游戏规则就是我胜了你——成王败寇，暴力的原则。当然成功了之后，就会用一套意识形态来打扮它，来为它辩护。当这种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候，它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调整来继续为它辩护。就象共产党的三个代表一样。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上的调整还有过很多次。包括宪法已经修改了很多次了，邓小平的理论先加上去，三个代表再加上去，一点一点的调整，为它的合法性辩护。我说过，这就和妓女修补处女膜是一回事。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我们不承认通过暴力，通过成王败寇，通过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可以让一个二杆子来统治我们，我们不承认这个。我们认为人间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是正义的，公正的。正义体现在哪里？权力的来源必须有它的正义性。这个正义就来于权力必须要经过所有被统治者的同意。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这就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所以到了近代，就体现为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民主选举制度，让整个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建立在所有接受这种权力管制的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
接下来看宪政的概念。宪政制度是接纳民主制度的，它不反民主制度。但宪政的核心是对权力的自我约束。就象尤利西斯的自缚。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说原来的统治者是国王、皇帝，是独裁者，说把他绑起来我接受，但宪政的主权者是人民，人民自己为啥子要把自己绑起来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宪政观念跟民主观念的差异了。宪政观念就是不管主权者是谁，主权者都必须接受约束。在民主的观念里，人民是一个被无限地正当化、正义化的一个概念，人民就代表天底下最高最大的一个正当性的观念。这是一种民主至上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很可怕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应该把他射到太空中去一趟。如果一个独裁者会犯错，你以为50个人投票之后就不会犯错吗？在美国制宪的时候，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曾说过一句话，在雅典的500人公判大会上（通过500人投票来决定杀不杀人），即使每一个人都是苏格拉底，在这个公判大会上也只可能是一群暴徒。因为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被杀的，就是一次500人公判大会上大家一致表决把他干掉的。所以，多数人的暴政，不见得就比一个人的暴政更正当。
过去说君王，在现代社会用比喻意义来说人民就是君王，人民自己是主权者了，但是绝不要把人民美化。我们认为权力，必须要通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颠扑不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平等的人就不会有一个人天生就有权去统治另一个人。因此这种统治的正当性就只能建立在大家的同意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比少数人的意见更公平，更智慧，更正当。比如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捍卫自己的权益，我们讲维权，维的是什么呢？维的是每一个人的天赋人权，维的是每一个人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那么这时就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政府、独裁者说要把你的房子拆了，你认为不公平，你要维权。如果全民公决，今天十亿人中有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认为应该把老刘屋头的房子拆了，你说这个决议又是不是正当的呢？那么老刘还应不应该站出来为自己维权呢？人民都说了该拆哟。
我们讲维权，讲宪政，首先就有一个出发点，不管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的统治者，还是一群人的统治者，我都坚持这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天赋人权”。就是我的财产，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剥夺！君王不能剥夺，独裁者不能剥夺，人民一样的不能剥夺！如果将来真正实现民主了，自贡的议会真正是每一个老百姓自愿投票选出来的议会，那么它的立法就应该是正当的了。但它某一天同样给你来一个立法，顺便就把你们的房子给拆了，我们要不要抗争？一样的要抗争，对不对？因为我们拿来衡量维权，拿来衡量法律、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权力的正当性，第二个标准是我们自己的个人权利，是宪法予以保护的神圣的公民权利。谁进入了这个公民权利的范围，都要让他走开，这个就是宪政的实质。在这里，宪政就跟绝对的民主观出现了差异。宪政认为，人民一样的要把自己绑起来。从宪政来讲，我们要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但最核心最根本的一点，首先还不是限制政府的权力，首先是要限制立法权。
老刘那天讲过一句话，说中国今天的法律，每多一条法律，中国人就多一条灾难。那是因为在立法的时候就出问题了，首先我们的立法机关是个伪机关，人民代表是伪代表，合法性本身就有问题。第二，但如果合法性没有问题了，我们一样有可能说这个法律有问题。因为这个法律不能侵入每一个人的私有权利的范围，我们要拿这个去衡量它。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乞丐，说乞丐在他自己的那个碗面前，他是自己的国王。我们想要的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英国谚语中还有一句跟这句话比较类似的，说是：国王（你把这个国王换成任何人，不管是谁）的权力到我的鼻尖为止，或者说国王的权力到我的篱笆为止。一个是指人身权利，一个是指财产权利。这是我与国家最后的一道边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法律，我们判断它的正义性，第一是看它的来源是否具有合法性，第二，就是看它是否承认这个边界。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立法是不是从这个边界为起点的？以承认我的鼻尖、篱笆为起点的。如果以这个为起点往前走，我们就可以去衡量往前走得对不对，要走得多远，如果走错了就应该矫正一下。如果不承认这个前提，你连去矫正它、批判它的支点都没有，你还凭什么说它是错的呢？
那么，对与错的标准在哪里？公平、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在哪里？正义的标准不在人间的任何统治者那里，不管这个统治者是国王还是人民。不在人数上，也不在意志上。我们中国到今天为止，传统的法律教材给我们讲什么叫法律，都仍然讲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在一个民主、宪政、自由的观念里面，我们绝不接受这个说法。法律不是任何人意志的体现。你的意志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跟我的权利有什么关系？你的意志是你的意志，也不管你是多少人的意志，反正都是外在于我的意志，一种外在于我的意志关我屁事？人多就可以欺负人啊。凭什么可以剥夺我的财产呢？我不认，人数在我面前没有意义。那么，法律是什么呢？归根到底，法律的起点就是捍卫每一个人的、不可被剥夺的、与生俱来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就是最终能够体现在一部宪法里面的公民权利。法律必须以此为起点，法律必须以捍卫这种权利为最神圣的、唯一的、最高的使命。我们去评价人间的法律，评价人间的政府，评价社会制度，都是以这个为支点，而不是以一个人或者多数人的意志为支点。这就是我们讲的尤利西斯自缚的故事。
接下来我讲希腊神话中的另一个故事，叫做安提戈涅的天条。
跟上面说的这个接上头了。前面讲了，我们不以人间的权力，也不以人间任何人的意志为一个基点，而是以我们的天赋人权为基点。但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天赋人权，天又在哪里呢？你又怎么证明你自己的权利的正当性呢？你的权利只不过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权利，你凭啥子说你的权利就有正当性，我来侵犯你的权利就没有正当性呢？当然这就有点说歪理了哈。如果宇宙中人间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标准，凭啥子说你那个有正当性，我抢过来就没有正当性呢？其实这就是共产主义杀人越货的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一个支点的话，那么到最后就陷入一个价值虚无主义了。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将最终又回到那个起点，还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说不清楚就还是看哪个打得赢哪个。我们先不说个人权利，先从国家来说，国家的财产权首先就是国家的主权。比如说，日本来打我们，是侵略战争，是不正义的对不对。那日本人就要问，凭啥子中国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才占那么一丁点儿呢？凭啥子你们占那么大的地方就是正义的，我们来抢就是不正义的呢？如果人真的是猴子变的，自古以来，这群猴子占的地方大，那群猴子占的地方小，道理在哪里呢？无非就是一种偶然嘛，既然是偶然，为什么那群猴子就不可以多争一点地方呢？反过来一想，最终只能回到成王败寇的暴力理论了。
安提戈涅公主是底比斯王俄狄普斯的女儿，她的哥哥坡利内西参与攻打底比斯，等于就是汉奸，是汪精卫。于是统治者（新王克瑞翁）禁止埋葬坡利内西的尸体，让他暴尸荒野作为惩罚。希腊人的观念跟我们的古人一样，死后不埋灵魂就不能度过冥河，就会飘泊无依，就没有来生。从世俗的法律来讲，不能说这样就不对。他是叛国者嘛。这个时候，安提戈涅就面临一个选择了。埋还是不埋？如果埋，就违背了人间的法律，因为新国王说了，哪个埋，哪个就跟他同罪；但如果不埋，这又是自己的哥哥。最后，安提戈涅选择了埋葬她的哥哥。她觉得埋葬她的哥哥是一种比国王颁布的人间的法律更神圣的一种要求，促使她必须要这样做。后来，她被带到了国王跟前接受处罚。她发表了一个演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提戈涅的天条”。她说，在我的心中，在天地之间，有一种比任何人间的法律更高的法律，比人间任何的秩序都更早的一种秩序。那一种法律，它是正义的来源，是人间任何的法律所不能违背的和抗拒的。在我的心中，当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一定是遵照我内心中所认定的那个天条，就是上天的法律。（西方后来称之为自然法。）按照它来指引我的行动，宁愿违背人世间的法律。“就算没有别人来，我也要自己埋葬他，并独自承担埋葬我的亲兄弟所带来的危险。对这种挑衅对抗统治者的行为，我并不羞耻。”
这个故事带来了一个观念，后来在西方发展成为自然法的观念。所谓自然法，就是认为有一种法是比任何人间制定的法律都更神圣的；任何人间制定的法律都不能违背它；它是最高的价值来源，也是判断人间的法律是否正义的唯一标准。自然法的观念最早在古希腊的哲学中产生，但并不是很深入人心。到后来，基督教传到罗马之后，欧洲沉浸在基督教的文明里面。基督教为所有的人启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宇宙造物——神，这是一切价值的来源，是人间公义的化身。原来希腊的自然法的观念，就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下重新兴起了，并通过十三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和奥古斯丁那里得到了发展。阿奎那作了更仔细的区分，第一级是神法；就是神直接颁下的绝对命令，就是圣经中的十诫。第二级是自然法，神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推导符合爱与正义的基本原则。第三级是教会法；再下一级才是人间（君王制定的）法律。到了十七世纪，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和启蒙运动以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被称为自然法学派，他们从中世纪阿奎那等人的观念里重新找到了自然法这个概念。然后整个西方现代的民主制度，现代的民主观念，包括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心中认为是常识的东西，比如说人是应该平等的、权力是应该受到约束的，政府的统治是需要经过人们同意的，每个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这些今天的常识都是在那个时候被作为自然法的法则提出来的，所以被称为启蒙运动。经过几百年的启蒙，大家就算还是无神论者，也都根深蒂固地认为这是人间的一个自然法则。
自我约束，包括人民自己都要自我限制，都不得侵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这样做的标准在哪里？这个标准，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讲，就是自然法的标准。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造物和主宰的一个标准。基于这样一种标准来确立每一个人的平等性地位，包括人身权利和个人财产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在今天说来，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常识。但实际上真正想一想，凭啥子人是平等的？往前面追溯到无穷，如果不找到一个不变的、公义的、正义的价值来源，那么所谓常识还是经不起推敲的。你说人与人平等，凭什么这样说呢？你生来就美，我生来就丑，你生来肢体健全，我生来就只有一个脚，凭什么说平等？所谓平等，并不是说肉体上的平等，而是指人格平等、灵魂平等。但要说一点，你如果认为人根本就没有灵魂、没有人格，那还哪里有平等呢？那就没有平等了。人类追求平等，整个西方民主制度在追求平等这一点上，是跟英国的清教徒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1640年的英国革命，1668年发生“光荣革命”，1669年颁布《权利法案》进一步限制了王权，保障了议会的权力，标志着英国古典的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
1640年的英国革命，又被称为清教徒革命，主要是英国的清教徒起来反抗当时的国王对人民的传统权利的剥夺。当时第一次提出普选权，第一次提出所有人都应该有普选权。在克伦威尔的所率领的部队里面，有一批比较激进的军官和军人，率先地提出来要初选普选权。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实的提出普选权的要求。他们提出这个普选权要求的前提，首先就是人是平等的。如果人与人不平等，为什么要求普选呢？当时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力的口号：“在亚当和夏娃的时代，谁是贵族，谁又是士绅”？整个是回到了基督教的创世记中，“神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世人”。然后，他们在当时的革命中提出，“在亚当夏娃的时代，谁是贵族，谁又是农民？”如果你承认有这么一个起点的话，人就平等了。
二次大战之后，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这是联合国人权框架的基础。也就是一个自然法的基础。今天的联合国框架就是建立在这个自然法基础之上的。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国，而且是起草国。《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人人生而平等。当时这个表达有过争议。因为苏联是无神论的，要按丘吉尔，打败了德国就该继续打苏联，继续反法西斯。但是大家觉得应该和平，所以做下来讨论这个世界最起码的正义。美国的独立宣言说人是被造平等的。是created equre。这就暗中承认了一个造物的存在。在造物主的观照下，才有被造物的平等。但一些国家只承认天赋人权，到此为止，不承认人是被造的。也就是进化论的。但是你想一想，进化论和天赋人权是直接冲突的啊。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有优良品种，也有不优良的品格，我们是什么品种变的呢。法西斯的种族优越论，背后其实就是进化论啊。当然这些问题你也可以不想，直接说天赋人权这是常识。也可以。所以后来《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在经过了这个争论后，它的表述就变成了人是生而平等的。是born equre。
宪政就说这么多。下面说说在一个专制社会，我们怎么做公民？
（录音中断，后面部分约一小时，大致提纲如下）
1、什么是公民。欧洲市民和自治城邦的兴起。
2、精神上的海外华人。
3、顶天立地的人。土地私有的重要性。
4、纳税人。什么是税，什么是保护费。
5、与他人结盟的人。共同体的概念，公民是一种契约关系。
6、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专制政府最缺的就是羞辱，就是不合作。
7、活在阳光和真实中。
2005-11-19
录音整理：巴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