坍塌的两种方式：世贸大楼与德州扒鸡
坍塌的两种方式：世贸大楼与德州扒鸡
王怡
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所谓制度，不过是使一个人受益或者受损的的权利安排。这一点目前已成耳熟能详的共识。但在具体而微的制度背后，更宏大的可能是一种“范式”的坍塌及重建。说制度变迁，就技术化了，成了经济学者与法学家的讨论园地，旁人不好插嘴。但说到范式转化，一切人文社会研究者都会有切肤之感：制度变迁易，范式转化难。
朱苏力先生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法治本土资源说”，对于作为本土资源的文化思维的“范式”便情有独钟，这种本土资源不消失，制度的成本就高居不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法治”就并非具有普适性的。好比当年美国的辛普森案件，有人讲，如果放在中国，老百姓都不能接受无罪释放的结果，老百姓就是认死理，不因为现代司法讲求的程序性，就放弃心中千百年来关于“杀人偿命”的实质正义。这个诉讼结果的宣扬不仅不能让他们认识现代司法的精神，反而适得其反，令人怀念起当年的包青天来，说：撞到我们包公的手上，你娃辛普森哪里还有活路！反正包黑脸也算得上半个非洲裔中国人，没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换句话说，在社会理论里就成了这个逻辑：你说这是真理，我说不是，只要我说不是，他也说不是，大家都说不是，那它就真的不是。因为如果我们心里认为它不是的话，就会增加它行使的成本，使它难以为继。事实就会证明它结果真的是错的。
所以如果多数人都觉得民主制度并不好，那么在这么一群人中采纳民主制度，民主可能就真的不好。作为“本土资源”的深层次的社会范式如果不能渐渐变迁，得到涅槃。那么外在制度本身的轰然坍塌，乃至整个社会框架在革命的冲击下翻天覆地，最终的效果也可能无济于事。
而坍塌有两种方式。没有耐心的选择第一种，如撞毁世贸大楼的恐怖分子。世贸中心的坍塌不是被飞机直接撞毁的，直接的毁坏极其有限，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撞击带来的呈波形散开的巨大冲击力，几幢大楼在这种冲击力前被撞散了架，它的坍塌首先是骨架的坍塌，一撞之下，仿佛武侠小说里的内功高手，一掌击去，受力的部位倒不见得，五脏六腑已经粉碎。在这种极端的力量前，坍塌是不可逆的，时间早晚都已成定局。
第二种比较温和，有如德州扒鸡的烤制过程。将鸡倒挂，火要文火，比炖老母鸡还要徐缓，经过一天一夜，色香味俱全。这时倒持鸡腿，轻轻抖动，那些烂熟的鸡肉便从一只外形完整的鸡身上如天花乱坠，纷纷掉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坍塌是肉身的坍塌，不是骨架的坍塌，这是与前一种坍塌断然有别的。最后剩下完全的一副骸骨，还可以留作纪念，或者企图一鸡几吃，再熬些油汤出来。
由此得知，极端的恐怖行为即便让一个在他眼里缺乏公正的社会彻底坍塌了，一来这种坍塌与背后的范式转变无关，世界也就并不会随着“死士”们的心愿发生于己有利的改观。二来假设这种行为果真摧毁了整个社会的秩序，会连骨架都荡然无存。而这骨架是漫长岁月的衍生品，一旦不在，那些细嫩的新肉又将何处安身立命？
还有一种理论，说将一只青蛙放入滚水，它会奋力一跳，以求自保。而将它放入冷水里文火慢炖，它便循序渐进，不知死之将至。比如戊戌年间的老佛爷，便是这么一只奋力一跳的青蛙，跳出来后反把烧火的人给杀了。所以第一种坍塌的方式看似快捷，却又容易招来激烈的反击，结果又把成本抬高了。不如第二种便宜（也没有第二种炖出来的有营养）。这又有现成的例子，美国这只青蛙一旦跳起来，不就开始轰炸塔利班。
林毅夫当年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两种。社会范式的转换亦是如此。坍塌的两种方式和煮青蛙的两个方法，都证明了这种分类的明智。张维迎教授曾出豪言：只要把目前的政府管制全部取消，腐败就会减免一半。刚才那个万能逻辑又出来了，只要官员们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和有效的，这样做的成本就会变得很高，最终腐败减免一半的预言就会落空。所以这句话听上去不像是一个经济学家说的，倒像是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或一首流行歌曲，比如这一句：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要权力退出市场，是让这一套体制像世贸大楼一样轰然坍塌，让行政权力猛然昏厥；还是放在文火上慢慢烤，让权力慢慢衰落，慢慢被赎买。世界会不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不敢说，变成一只熟透烂透的德州扒鸡，大概是庶几矣。
尽管旁敲侧击，说了许多渐进道路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好话，但在这最后一个问题上我还是觉得不好回答。昆德拉回顾捷克的历史，当捷克人民选择第一种激进的坍塌，把敌人扔出窗子，他们招致打击，灭亡了。几百年后，当捷克人民选择了第二种坍塌，希望将苏联朋友慢慢炖成一只青蛙，结果他们再一次被侵略。
急先锋与慢郎中，也许只不过一只是白猫，一只是黑猫。但也可能一只是猫，而另一只是狗。
2001-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