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王怡
《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社评
江泽民访美期间，在休斯敦的晚宴上曾诵吟李白过三峡的名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千古名句恰好也可用来评价刚刚闭幕的中共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三峡工程亦正好完成了截流。而16大所确立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三个代表”思想在执政党党章中的完整表达，其历史意义也不单单限于1978年后的改革时期。必须将之置于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中历经磨难与反复的、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三峡”当中，才可能得到更清楚的凸现。在党的16大报告中，一个温和、清晰和可期待的转轨后的现代社会格局，开始经过曲折的两岸，而显露出了一个开阔的“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前景。
这一前景，即一个建立在市场“基础性作用”之上的，全面的而不是“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坚持一个尊重市场与“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社会，这是对中国人民与全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市场必然会带来利益人群的分化和利益的“不平衡”。反对并强制性的消除这种基于多元化的不平衡，是逆时而退；承认并不再惧怕这种分化，就是与时俱进。时者，势也。顺势而为，以“三个代表”的思路吸收各阶层优秀分子加入执政党，“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执政党领导方式的完善和改革中，使党成为一个有容乃大的协调者，成为全国人民的先锋队，而不仅仅是一个垂直的领导者和特定阶层的先锋队。报告所确立的这一方向显示出，只有这样才可能保障一个全面和普遍的小康社会的方向，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称得上真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
16大是承上启下的一次大会。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顺利交替。更在于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的经济盛世和利益多元格局，党的领导班子与时俱进完成新的制度转轨的不懈努力。它不仅是对十三年经济改革的一个总结，更是将这一经济改革的成果制度化、将经济基础的巨大变迁向上层建筑落实的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落实，就是在制度上对阶层分化与利益不平衡的的现实进行接纳，对不同利益的伸张提供博弈的空间。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视角下，将不同集团的利益主张通过一个民主化的制度变成“最广泛最充分”的“积极因素”。今天所谓新的制度转型，就是执政党以“三个代表”的开放胸襟和法治化的手段，力求在一个多元化和多中心的利益格局中，做到以前在一个单一和科层化的格局中可以做到的事情。甚至是没有做到的事情，即一个“全面的小康社会”。
国家统计局官员近日向公众披露，到2050年，中国将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国情专家甚至宣称，中国在2020年即可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实体。在此期内，中国社会未来最重要的制度变迁，也许就是如何寻求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平衡。一是在经济大国的民族目标与16大所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诉求之间寻求平衡，二是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与不同地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能不能将这两个平衡落实在制度上而非仅仅依赖于人事，其实就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关键。16大报告事实上已经指出了寻求平衡的途径，即在思想上和战略上坚持“三个代表”，扩大党的领导基础的广谱性。在行动上和战术上则通过党的领导方式的完善和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但区别在于，今天所亟需的是通过法治和契约的方式把利益分化甚至冲突的人群团结起来，就像以前主要通过政治权威的力量把利益趋同的人群团结起来一样。
16大在具体途径方面的突破，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正当利益的确立。报告不仅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且更显要的指出了“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里的两个“一切”比两个“必须”来得更加彻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工具化的肯定态度转变为了对非公有制劳动者的本体化的肯定。这反映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本质，就是对个体正当利益的充分肯定。对一个由私人利益和个人财产所构成的领域的认同，并将之视为执政党努力奋斗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本身。这种认可也就暗含了通过契约和法治去实现利益平衡、解决利益冲突的必然思路。
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地方正当利益的确立。报告指出，“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对于国有资产，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这是对地方利益和地方政府在法律上的主体性的适当认可。从个体利益的正当性到地方利益的正当性，这样一种递进的思路，显示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绝不是一句大而化之的口号，而是由下而上的有着鲜活血肉与生命力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意识形态上对执政党传统思想资源的新发展，而且是从私有财产权和国有财产权的可操作的角度出发的崭新变化。这种变化和务实的态度，同样暗含着一种更加积极的思路，即执政党“三个代表”的这种“代表性”将不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指导意义上，也将逐步落实到程序性的制度变迁上。战略与管理将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发展而得以结合。
“十五始展眉，十六君行遠”。我们应当有信心在16大张开的新的局面和更加务实的制度建设上，渐行渐远，最终走出漫长的历史三峡。使“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这样令人怦然心动的社会主义诉求，最大可能的赢得制度的保障。据有心人统计，江泽民宣读报告时，代表们响起掌声正好也是16次。这16次掌声，或许正代表了一种有分寸的信心。
2002-11-16于成都红照壁。
（因社评写作在意识形态之下说话，文字表述不完全代表撰稿人个人立场）
附：
今天，中国有没有政论？
王怡
安替提出了如何进行新闻写作的难题，并作着自己的努力并尝试着给出自己的标准。我一年来作为特约撰稿人参与21世纪经济报道的社评写作。对于如何进行社评写作也有一些自己慢慢的把握。因为安替所说的一种去掉价值判断的零度的还原事实的新闻写作，对于社评写作来说就不适合了。你要把不同的价值立场尝试表达出来，又因为社评的性质要默认现有的意识形态。在默认和依附之下才能说话。这样的说话怎么样是值得去做的努力，怎么样就成了负面的伤害或帮闲？
比如这篇评论16大的社评。如果我以个人名义，就决不会这样写。但利用媒体寻求表面依附于意识形态之下的公开和适当的表达，对官方言说完成另一种有差异的叙事。我坚信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努力。并愿意投入这样的努力。但在个人价值立场的表达与隐姓埋名的此种写作之间，我的确有不能对底线和分寸做到完全的自信。我在这里署名表示了对自己这种异己的写作的一种负责和自信。但这种自信不彻底，所以末尾的那句话其实又是在向一些有着相同价值立场但不接受这种表达努力的朋友请求谅解。
我并未进入媒体，我参与这样的写作是因为觉得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努力和逐渐推动公开的表达，不断将民主的具体目标和市场化的渐进可能在时政评论中点出来，并随着某些变化不断尝试扩大言论的尺度。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一年以来坚持的方向。这一期话题比较特殊，所以表达上对意识形态的依附较强。我把它贴出来，也想听听大家对此文中这种意识形态较强的默认的分寸和效果有何批评？以及讨论如何在公开的媒体上和言论尺度内，去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叙事改写？
但我也没有高估这种言说的努力。只是认为这种努力是必须去做的。去做不是因为幻想，而是因为绝望。没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今天的知识分子恐怕就根本无法找到自己对社会的担当。
宪政民主与意识形态这两样截然相反的价值目标和理念世界，他们所指向的经验世界只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即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个真实社会在今天的几乎任何的变化和细节，和价值世界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一对应关系。所以我们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什么样的话应该说，什么样的话不应该说。而是什么样的话是值得去说的。值得在对意识形态表示默认的前提之下去说。什么样的话则是不值得去说的。不值得去玷污自己价值立场的纯洁性。
与媒体合作就是与体制合作。而一个自由主义者与体制合作的分寸在哪里？在某些对康晓光文章的过激批评中，我认为康的努力是值得自体制外的自由主义者尊敬的，因为自由主义不是思想不是宠物，而是意欲推动的事业。没有意欲推动的努力的人，就不是自由主义者。而只是养自由主义学术宠物而自慰的人。尽管我绝不会以个人名义写康晓光那样的文章。但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连新民主主义在40年代的那种包容性都没有，把康晓光这样的思考者都朝非彼即彼的对方阵营推，自由主义也就完了。
某种政治正确的立场纯洁性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也是导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日益恶劣的部分原因。在16大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面前，在一个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时刻，整个中国在今天有没有政论？在网络之下的公开场合有没有媒体对此公开的表态？独立的表态？如果完全藐视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与之截然相反的表达是不可能被容忍的，那么在默认和臣服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进行独立的评论，对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吗？这样的声音是应该寻求发出的吗？
我对此无法占有完全的自信。
2002-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