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力量在身体之外

法律的力量在身体之外

王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8月11日推出新举措。法警在押解刑事被告时严禁摁头、束颈和推搡，被告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一律摘掉手铐。联想起两年前有一张法警背负老年被告上楼的新闻照片，也曾轰动一时。这些变化有着甚至惊世骇俗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很大程度上被诸如法律的“人情味”等阐释方向遮蔽了。这家法院的副院长接受采访，说：“刑事被告人在法院尚未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只是犯罪嫌疑人，拥有法律赋予的人权，其人格和尊严应当受到尊重”。

这话从“无罪推定”的角度看是一种进步，但仍然暗含着可怕的结论，即当被告成为被法庭敲定的“罪犯”之后，便不再“拥有法律赋予的人权”，“其人格和尊严”也就不必再受到尊重了。“摁头、束颈和推搡”也好，甚至五花大绑，头上插牌子，就是可以接受的。

“摁头、束颈和推搡”和五花大绑一样，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实际的安全考虑，二是在安全有足够保障的情形下，这些行为则构成一种仪式。它的目的是将被告或罪犯从大众之中标明出来。摁头、束颈和剃光头、着统一的囚服、甚至戴枷、上脚镣一起是一个系列，像法官的黑袍、假发和惊堂木构成另一个系列一样，分别对应正义与非正义两套“外观设计”和身体语言。假如被告或罪犯西装革履、发型完整，外观上甚至比法官更加伟岸，我们便容易将他当作平等的人去看待，我们会从一般的人性上去企图理解他及其行为。但他若像舞台上的脸谱化的丑角一般出场，我们就容易倾向于一种类似种族主义的心态。而这正是对被告或罪犯的身体姿势进行强制包装的目的，即将他们变成和我们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人。

把“被告”排除在“摁头、束颈”的范围外，这固然是进步。但为什么需要“摁头、束颈”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昂首挺胸、高呼口号，这是某种传统中正面人物作为被告的身体姿势。而俯首认罪、弓腰缩背，则是罪犯的被安排好的肉体语言。能不能容忍被告或罪犯像一个革命者那样气宇轩扬？这是对法律走出意识形态阴影的一种考验。在我们的现实中，一个罪犯的头只要抬得过高，就可能招致“摁头、束颈”的待遇。我们的执法者像形体教练一样，通过对罪犯身体姿态的塑造，使他的公众形象接近一个类型化的“坏人”。权力将肉体的姿势道德化、通过犯人的肉体姿势传达出一种信号，让身体背叛自己的主人去自证其罪。并从反面衬托法律的正义和愤怒。

一开始，被告的身体就成为了法律的道具。用福柯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被判刑之后，“犯人的肉体就变成国王（或人民）的财产”。他的身体不再是他的，而成为某种国有资产。他的身体因为犯罪而被国家征用了。即便因为“无罪推定”原则把被告排除掉，这种身体的征用对有罪的犯人而言，也被执法者和一般民众以为是天经地义的。

这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法律强制力的误解。法律可以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但法律并不能剥夺罪犯的人格。“罪犯也是人”这话的意思，就是罪犯的身体仍然是他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应也不能因为犯罪而被国家征用。刑罚所剥夺的“人身自由”是一种行动的自由，即身体的外在自由。身体的内在自由比如俯首还是昂头、放屁或者大便，这是法律的力量到达不了也不应越过的边界。因为对外在行动自由的剥夺并不表示对人格的否定，但对身体内在自由的剥夺就意味着对人格的剥夺。这也是洛克为什么坚持将一个人的身体首先理解为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原因。因为包括身体在内的个人财产权，是一切法律的起点和目的。法律可以让一个罪犯的身体停止呼吸，也可以强迫一个罪犯进行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罪犯成为法律的奴隶，不意味着罪犯的身体被征用为国有资产。

联合国1984年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其中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容许或容忍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为什么不能“摁头、束颈和推搡”，为什么不能刑讯逼供？其实比“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更根本的一个理由是：一个人永远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主权。即便罪人的身体也是自己的目的，不是别人的手段。对身体的侮辱就是对人格的否定，法律的正义力量在身体之外，只能指向行为，不能指向身体本身。

2003-08-13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