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待的逍遥

无所待的逍遥

——贾樟柯《任逍遥》

王怡

庄子的“逍遥游”一篇，如果称为中国思想在审美上达到的极致，应该是不为过的。但“逍遥”却是庄子留给中国文化最致命的毒素之一。这说法不矛盾，因为美学与政治学、以及美学与宗教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断裂。在庄子笔下，逍遥的本质是“无所待”，无所待的意思就是不依赖于任何人，任何事物，完全自在、自为。比如大鹏展翅还得要依赖大风，就像《英雄》中的秦军在每一轮箭阵时都要高呼“大风”，箭才能射得远。这就是有所待。凡有所待，在庄子看来就还是不逍遥。

贾樟柯在《任逍遥》中，不但借用了当年任贤齐扮演令狐冲时那首流行歌曲，还特意让女主角在宾馆中和小济春风一度之前，讲述了“从前有个庄子”的故事。这两个在没落的工业城市里完全丧失了对未来希望的年轻人，最后都在胳膊上刺上了一只象征着逍遥梦想的蝴蝶。这个意象，在这一部有勇气贴近时代真相和底层命运的本土电影中，是最意味深长的。当然这并不暗示着贾樟柯对于庄子的批判，并简单的把彬彬最后抢劫银行的举动归咎到庄子的逍遥思想上去。这种简单化会成为对时代因素作出的一种轻罪辩护。

其实，电影一直都在暗示甚至怂恿着最后的抢劫行为。小济津津乐道的在餐馆中讲述《低俗小说》中的抢劫镜头，还和巧巧在舞厅模仿了电影中约翰·屈伏塔那段著名的舞蹈。就连巧巧的发型都故意和电影中的女主角一模一样。考虑到昆汀正是以这部电影在嘎纳得到了金棕榈奖，我怀疑巧巧的造型也许出自一种有意唤起嘎纳评委美好回忆的动机。不过这种互文式的戏仿只是一种轻松的幽默，就像当年《小武》的扮演者王宏伟出现在这部电影中，居然问买盗版碟的彬彬有没有《小武》和《站台》卖。熟悉贾樟柯电影的观众难免会愉悦的笑出声来。

庄子的逍遥思想，昆汀的电影，远方的张君案和近处的大同纺织厂爆炸案，以及别在情敌腰间的手枪。有这些里里外外的各种刺激，小济和彬彬这两个距离美女、金钱和未来都一样遥远的下岗工人，有胆作出最后那笨拙的抢劫策划来，几乎就具有了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宿命感。抢劫的镜头如此滑稽，让人想起陈果《去年烟花特别多》中几个退役华籍英军策划的那起银行抢劫案。2001年是一个充满宏伟叙事和各种惊心动魄事件的年头，一面是入世、申奥，摸彩，时代高歌猛进。一面是层出不穷的自焚、爆炸和持枪抢劫。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看不到一个有所待的未来。他们转而追求一种无所待的逍遥，选择让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毁灭中得到仅仅是审美意义上的快感。这就是庄子逍遥思想与真正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精神的差别。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学，它寻求个人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妥协与谅解。而在庄子的解脱之道中，一方面是无所待的政治，一方面是无所待的个人逍遥。政治无所待就成为专制，逍遥无所待就成为暴民。忍受或者逍遥，暴政或者暴民，两千年来都是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

贾樟柯在电影中一贯的引用新闻，在宏伟叙事的隐约背景下讲述了几个没有希望和未来的年轻人的故事。他的故事和引用，没有回避一些在公开舆论中被禁止谈论的真相，这使他的电影也一贯的远离大银幕和电影局的审查，而只能在盗版碟上流传。贾樟柯是国内最早介绍和鼓吹DV技术的导演，DV到底意味着什么？DV当然意味着低成本。而低成本对一个职业导演意味着什么呢？至少在贾樟柯这里，我看到低成本的意义就是在一个商业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禁锢中，导演有可能得到一个突围的机会。用贾樟柯的话说就是DV“有利于‘作家电影’的发展”。因为有了DV，“作家电影”这个已经被埋没的词汇有希望被重新擦亮。这就是贾樟柯和他的DV电影的意义。

小济因为巧巧而被点燃的希望，在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被一次殴打击碎。这个场面让我想起另一部未曾在国内放映过的独立电影《飞呀飞》，这部小制作的电影由国内两位80年代著名的先锋诗人主演，曾送选当年的柏林电影节。电影的主题是讨债，一位在80年代末入狱的诗人出狱后，就专门替他人讨债。一次他把自己和一位欠钱的朋友铐在一起，一起饮食起居。电影的另外一头穿插了一出传统京剧《巫盆记》，说一家黑店谋财害命，然后把尸体烧制在陶盆陶碟中。这些盆碟沉冤不散，就变成了在空中飞舞的巫盆。电影的场景是2000年，最后一出戏，一位乞丐在路上讨钱，一个巫盆在空中飞舞。那个晚上，沿街的电视中正播放着中华世纪坛的揭幕典礼。

一种个人机遇与时代宏大背景之间的离间效果，正是这两部电影类似情节的一个共同处。也是《任逍遥》整部电影最具张力的地方。这种离间在我们这里首先具有一种启蒙的价值，它是对至今电视新闻中充斥着类似“全国人民又掀起了一次高潮”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消解，和一种审美上的嘲讽。在某种意义上，贾樟柯首先不是一位导演，而可以被称为一位知识分子，而且是目前大陆电影导演中唯一的一位知识分子。我很沮丧的认为，其他的人都不够格。我说的知识分子，是法俄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任逍遥》的成就也超过贾樟柯的前两部电影。以前，他希望自己“拍一部电影来告诉人家，我周围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带来了他被广泛赞扬的底层色彩和草根性。而在这部电影中，贾樟柯的叙述冲动从对“我周围的人的生活”的描述，开始蔓延到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描述上。这种描述是他纪录片风格的一种延续，但这种延续等于选择了与意识形态构成一种更加尖锐的冲突。因此DV就不可避免。贾樟柯如果能够坚持下去，也几乎只能是在DV中的坚持。

2003-10-07于包家巷

《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