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磨难：战争、赤裸和签名运动
身体的磨难：战争、赤裸和签名运动
王怡
在战争的危机面前，一些美国妇女巡回各地，以赤裸的身体在大地上摆出各种反战口号。这种刺目的姿态显示出一种身体的在场。主妇们以自己身体的磨难，来对应和同情那些可能将在对伊战争中受难的身体。刺目之处当然不在惊世骇俗的玉蒲团造型，而在于对横尸遍野的模拟。
除了中国，全世界几乎都在2月15日这一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似乎反战的全球化，要比市场体制与自由民主价值的全球化更具道义的感召力和无所不在的身体性。500多名中国学者与网友也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袒露自己的立场，他们通过网络发出一份反对美国对伊开战的联合签名。在这一举动得到外交部发言人适度的积极评价后，反战声明在19日由主持者正式递交给了美国驻华使馆。这也许是中国民间和知识分子群体第一次对遥远的国际争端公开发出自己渴求和平的声音。于是迅速在网络和一些国际传媒上引发争论。这一点倒很奇怪，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反战及和平主义诉求，是持一切主流观点的人群（社会主义、社群主义、自由主义或几乎一切宗教信仰）共同的愿望。而这场也几乎是第一次进入政府视野并得到赞许的签名运动，基本上是由中国目前持新左翼立场的部分学者发起和参与的。仔细看，尽管学者们借这封反战声明，将自己的身体嵌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景观。但其思想倾向与美国主妇和大部分国家的反战活动却有根本上的出入。
那些人体标语，在我理解里既面向迫不及待的布什政府、同时也面向执迷不悟的萨达姆政府。它针对一切促使战争爆发的力量，而体现出对一个非暴力世界的普世情怀。这种和平主义的情怀如布莱尔所言，是一种值得敬重的“道德目的”。尽管这种道德目的的张扬如发生在民主国家，通常会对政府的行为构成一些制约和压力。但反过来说，和平主义绝非一种现实的政治主张。这一点常常被理想主义者混淆。因为和平主义一旦离开道德价值的范畴而进入政治领域，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比如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国家以“不杀生”作为政治的出发点。这将使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失去它最基本和强大的的功能。按韦伯的定义，现代国家的基本性质就是“对于暴力的合法垄断”。这个“暴力”包括了主要用于对外的军事力量。
但在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看来，暴力哪里会有“合法”的呢？不说战争，就连死刑也无法容忍。所以我说拒绝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是一种期望间接影响全社会“民情”的道德情怀，而非政治判断。政治意义上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暴力（不要暴力就等于不要国家），而是如何界定和承认暴力垄断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在民族国家内部是通过一个宪政和法律体系来确立和获得辩护的。尽管我希望伊拉克危机能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并在道德的意义上不支持以战争的方式解除伊的武装。但我要指出，这个愿望和在政治或法律的意义上去判断一场国际间暴力（战争）的合法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就像我们可以反对死刑，却不能说政府依据司法程序杀人是不合法的。
对战争的评价有个麻烦，就是战争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而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一个拟人化的主体，惩罚这个主体就免不了要杀具体的人，甚至无辜的国民。而有时候不惩罚又不行（比如必须去攻克柏林）。一场战争杀了无辜的人就绝不可能正当，这个和平主义的评判标准也无法介入政治领域去，因为承认这一点各个民族国家就等于自掘坟墓。联合国出现之前，国际法对战争的主要制约在于战争的形式性和体现某些人道主义要求，而无法对战争的“正当性”（自卫战争除外）作出实质评判。因为进行这种评判需要一种能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预设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框架。只有最近几十年随着民主化浪潮，建立在确认个体权利和个体间自由结盟之上的民主国家增多，契约论从民族国家内部逐渐扩展为国际政治社会的价值预设，而联合国在成员国授权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去取得对于国际间暴力的垄断权。国际战争的正当性这才开始获得了一个实体与程序两方面的评判标准，即联合国的授权。
在有联合国授权的前提下，尽管我们希望极力避免，但必须承认对伊开战将是合法的。我们看到英美至今没有放弃获得这种授权的努力，这种努力与呼吁和平的民间努力应一样受到尊敬，并体现出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如果美英最终绕开联合国，直接对伊宣战，将是非常令人痛心的结果。但基于联合国的合法性根基和对于国际间暴力的垄断在今天依然脆弱不堪，我也不认为这场战争就毫无正当性。这时必须引入其他标准来做辅助的判断。还以国内为例，假如一个政府根本无法有效行使公共权力，无法在事实上垄断国内暴力和惩戒犯罪，也就是说有一半是无政府状态，那就没理由说一切私人暴力都不正当。退一步引用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伊拉克是否违背了联合国决议（这决议基于先前的战争罪过而成立）。如果是肯定的，则对伊战争仍具有部分的合法性。二是伊拉克是否真是一个无法在政治上传递真实民意的国家，是否缺乏有效的民主程序来为其政权对于暴力的合法垄断进行说明。如果是肯定的，就不能说推翻萨达姆政权违背了民族自决的原则。
由此观照，在世界各地多数的反战示威中，都承认了一个前提，就是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性质的看法（一个基于军事政变和虚假选举而产生的、对内独裁对外扩张的政府）和伊拉克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决议的事实。于是人们承认伊拉克是一个问题，萨达姆是一个祸害。但呼吁不能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要如约翰·列侬所唱，“gave peace a chance”。
而国内这份反战声明与上述不同的是，它根本不承认萨达姆政权的问题。反战不是源自和平主义的普世情怀，而是有政治倾向性地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反战也并非饱含和限于道德目的，而是直接以此姿态介入对政治领域的实体评判。并将这种实体评判置于联合国的合法性之上。这种实体判断大而化之，认为美国是“一个一直举着屠刀从未停止过杀戮抢劫的”霸权主义国家，而伊拉克则是一个“敢于对其横蛮无理的暴行进行抗争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假设这种实体判断成立，又假设一个像后者一样的国家意图发动一场针对前者的战争，那还反不反呢？至少从声明上看，没有丝毫反战的理由。
和美国主妇们让身体经受磨难相比，学者们身体性的亮相方式就轻松多了。全世界的和平声音反对一切以战争解决争端的行为，而国内反战签名的组织者基于新左翼的政治偏见，却是只反对张三打李四，但不反对李四打张三。这就是将和平主义偷换为某种实体政治判断之后暗含的危险。
2003-02-20
《21世纪环球报道》，2003-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