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场上的奔跑和荣耀：《一球成名》

球场上的奔跑和荣耀：《一球成名》

王怡

从足球的逻辑说，所谓偷渡就是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成功的造一次越位。桑地亚哥小时候从墨西哥偷渡美国，他心爱的足球滚落在铁丝网下。爸爸焦急的喊道：别管那只球。十年后，在进军欧洲杯的赛事中，足球被新秀桑地亚哥一脚踢飞，滚进龙门。

《一球成名》是为今年世界杯量身订做的电影。银幕上的足球故事，往往比世界杯严重。或说世界上的越位，比世界杯惊心动魄得多。从足球到电影，从革命到信仰。人们向着标杆直跑，却又不断回头。球和球门的暧昧关系，激发了人们眼目的情欲。禁区和越位，两个术语就把人这一生描写殆尽。所以伊朗的穆斯林们在地震过后，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卫星天线，坐在颓垣败瓦上收看巴西队的比赛。这是阿巴斯的电影《生生长流》。另一个伊朗少女为了混进球场看球，在脸上贴满胡子，结果还是被雪亮的眼睛挡获了。这是今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银熊奖的《越位》，这种越位比偷渡更不可接受，因为不穿制服的警察，比有制服可穿的更不宽容。

从导演们的偏见看，这个世界折腾了两千年，只剩下足球使全人类高歌。同时吸引了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光荣与梦想。拥抱了贫富不均的三个世界，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提供了一个甘心情愿的PK台。在不丹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中，当小喇嘛爱上足球，他竟然在寺庙中非法集资，把电视机扛上了喜马拉雅山。

去年的《激情》是一部关乎足球与革命的电影。1917年的俄罗斯，几个年轻人在两种政权之间踢球。他们的激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显得特别庸俗，在穷街陋巷到处拉场子，偶尔也和东正教的神甫们来一场，赢几个卢布。直到把圣彼得堡踢成了彼得格勒，又把彼得格勒踢成了列宁格勒。直到把耶稣基督的门徒踢成了马克思的学生。

足球的严重性是毋庸置疑的，这边的荀子说，“足寒伤身，民寒伤国”。那边犹太人的先知但以理，预言说罗马帝国是一个强大的铁巨人，唯一弱点就是不能踢球，因为它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当足球踢中罗马，如勇士射出的箭，罗马就崩溃了。

看过周星驰《少林足球》的，大概还记得那句怪怪的腔调：“球不是这样踢的”。其实球不是拿来踢的，是拿来填充梦想的。但球门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像我们内心涨痛的部分。球也不是拿来成名的，球是拿来成全的。1961年的《胜利大逃亡》也许是历史上最经典的足球电影，因为没有比在纳粹集中营中更值得被踢起来的球。最后一球代替了最后一枪，足球像圣灵的鸽子，住在它所喜悦的人身上。就像风随着意思吹，一些人在足球场上奔跑，另一些人的目光不知道该随着运动员移动，还是随着足球移动。随着前者跑的，成了无神论者，随着后者跑的，成了有神论者。一些人信仰，一些人崇拜那些有信仰的人。

当革命的浪潮退走，列宁格勒又成为圣彼得堡。踢球的人就向着两个极端分化。一部分人走进去年的另一部电影《足球流氓》，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裁判，也没有越位可言。人做什么都可以，谁吹谁就是黑哨。另一部分人开始学会祷告。电影中，桑地亚哥踢出成名的一球之前，如世界杯上一些球员那样，众目睽睽之下掏出十字架，开始亲吻。桑地亚哥的故事像极了巴西队的球星卡卡。卡卡幼年折断腿骨，医生告诉他终生不能踢球。几年后他奇迹般的重返赛场，摇身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进球之后必双手举天，绕场高呼耶稣基督的名字。四年之后，韩国队的基督徒也从6人增加到12人。当终场哨声吹响，一大串韩国球星依次跪在绿茵场上，低头或举目祷告。这一幕猝不及防，来不及拍成电影，令众多铁杆球迷、电影工作者和倡导“疯狗精神”的教练，感到尴尬。

连伊朗队也开始越位了，不但上回看台上出现了女穆斯林，2006年的首发阵容中，更有一名基督徒穿上了伊朗的国家队服。在乐观人看来，这个世界，离巴勒斯坦人冲进奥运村枪杀8名以色列运动员的慕尼黑惨案，就像过去了300年。但在悲观人眼里，意识形态的战火已烧到了球场。我们的一生怎样才能不被偶然性所威胁？足球至少给了看它的人两个答案，一是赌博，一是信仰。

巴西队的7名基督徒赛前的祷告，比他们所有的比赛更感人。他们说上帝啊，哪一支球队最愿意将荣耀归给你，你就让哪一支球队赢世界杯吧。在1954年的伯尔尼世界杯上，很多德国人也是这样祷告的。给这个战败国一个奇迹吧，如果下雨，我们也许可以战胜世界最强队匈牙利，虽然它刚以8比2狂胜我们。结果那天真下雨了，德国队奇迹般的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冠军。整个国家被这场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的经济和自信心就像浪子和亡羊，这样白白的失去，又白白的回来了。

2003年，德国人忘了希特勒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他们不再革命，也不大去教堂。他们把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浪漫的足球电影，《伯尔尼的奇迹》。多美好的世界杯啊，足球和电影都越来越像一个童话。在漫长的世界杯之夜，我把这些电影看了两遍，然后想不通：在中国，足球和奇迹是怎么成为一对反义词的呢？

2006-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