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黑泽明致敬，或一个价值的更年期

向黑泽明致敬，或一个价值的更年期

王怡

想起黑泽明是在从电脑城回来的路上。我买到了一些电影，其中没有黑泽明的。黑泽明的电影多年以来，我只看过四部。每一部都间隔着一两年。尽管在我看这些电影以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但在我的感觉中，这四部电影偶然的被我目睹，是有着逻辑性的。第一部是《罗生门》，我大学刚刚毕业，也正好在看楼适夷翻译的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然后是华丽无比的《乱》，在我新婚不久的房间里，像一个预言。两年前看了《蜘蛛巢城》，内心开始有了伤感。最近则买到了《七武士》的DVD，看了，然后想杀人。

黑泽明的每一部电影里都在杀人。但杀人是如此的艰难。没有比黑泽明的电影更加艰难的杀人了。《蜘蛛巢城》里仅仅是杀一个人（弑主），就让日本的麦克白夫人睡不安稳，洗不干净一双带血的手。至于《罗生门》中发生在莽丛里的凶杀，杀人者大气喘喘，更是让人着急死了。杨德昌的电影《一一》中，姓卢的中学生对女朋友说：“比如杀人，我们都没有杀过。但都知道杀人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看电影。”

在《全职杀手》这样的黑社会枪战片中，杀人这件事被简单化了。托尔对初次邂逅的女友说：“等我十分钟，我去杀几个人就回来。”我们听了，觉得酷。然后一笑置之。之所以说它是娱乐片，就因为它并没有激发起我们心中对于杀人的欲望。

我从来没有想过杀人吗？我在小时候就用开水烫死过路边的蚂蚁。我怎么会不想杀人呢。但你们都说人是杀不得的。我从来没有对一个人恨之入骨吗？笑话，我生命中至少有十个人我曾经希望他们出门被车撞死。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希望杀死父亲是在大约十岁左右，后来觉得不妥，只是用菜刀在案板上胡乱砍了一通。后来又想杀一个家伙，是我们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倒是大学毕业之后这许多年，我是的的确确没有对某个人产生过杀意了。我之所以在心中放下了屠刀，不过因为我已经百分百的知道这样行不通。我很忙，生活繁琐，已经没有精力去设想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杀人这件事，始终是一个乌托邦。

其实当我从电脑城回来，决定写点什么时，我还没有认真想到杀人这件事。想起了黑泽明，只是因为我在电线杆上又看见了那个治愈秃头的广告。搞广告创意的人一定没有看过黑泽明那些杀人的电影。黑泽明的电影太古典了，善恶之间对比太鲜明了。杀与不杀的区别太大。这四部电影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阴影，他似乎有一种将我从现实生活中拉出来的力量，当我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想起黑泽明时，就有这种感觉。眼前的语境和人事，与电影中那些过于戏剧化的场景是无法重叠的，只能被取代。我当时有一种回到现场，至少是回到电视机前的异样感。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这种异样感，我常常有。

姑且命名为一种失去主体性的感觉。常常在热闹的现场，我会忽然产生这种失去主体性的异样感。我会觉得自己离开了肉身，然后审视这些说着话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会有种冲动，想：要是我此时大叫一声怎么样，要是我此时脱掉衣服裸奔又怎么样，我要是走过去扇那个讲话的头头一耳光又能怎么招呢。这并不是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并不是叛逆。那是形而下的，我这种是形而上的，这种想法很平实，没有愤怒，没有玩世不恭，而是很认真的，我觉得自己在这种时候像一个科学家。

我曾经以为这种一度失去主体性的异样感与信仰有缘，以为我比较有悟性。所以一段时间读了大量与神学有瓜葛的书。然后发现黑泽明的电影为什么会构成一个阴影？因为他的电影缺乏信仰。缺乏信仰就缺乏信仰罢，杀人就专心致志的杀人罢。别的电影杀了那么多人也没有让我默哀，但我看黑泽明的电影，哪怕只杀一个人，就足以将我的自信击溃了。因为他怀疑人性。

怀疑是一个无底洞。对了，我本来的写作主题是想讲述怀疑。但一动笔，杀人这件事就把我吸引了。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是对政治的怀疑。这句话是谁说的?也懒得去查，不就写一篇文章嘛。年轻人在某个阶段的秉性也是怀疑，林彪不是说要怀疑一切吗，北岛说我不相信。怀疑就像是层层剥笋，顺藤摸瓜。一旦启动就像多米诺骨牌，不会停下来。一直到某种不会被怀疑的价值终于出现。

“不会被怀疑的价值”。这种表述是属于神的喃喃自语。在我二十八年的生命中，我以为是，但终于不是的价值不断出现，最终没有一样是不会被怀疑的。黑泽明的电影带来的，是对于人性的绝望，抑或是对于人性的体谅。这要取决于当时的心情和语境。至于我现在的心情，跟共产党差不多，是打左灯往右拐。

两个完全的陌生人，只看几眼，说几句客套话，就开始疯狂的做爱。这是贝托卢奇的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贝托卢奇比黑泽明更加可恶，黑泽明用“杀人”这件事来让我绝望，贝托卢奇却用“做爱”这件事来让我绝望。绝望就更加彻底。因为别人是不能杀的，爱却要时常做做。杀人与做爱，本来是现代电影中最常见的两个主题，生与死两个终端之间，其他的事也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信仰的电影又要严肃，就比较容易让人虚脱。因为怀疑是一种艾滋病，让我们面对美好生活中的大粪时，失去免疫力。

虽然媚俗是对大粪的否定，但我们能够活下去，总是需要一两处地方是没有大粪的。从这个意义上，上帝是一个清洁工。找不到上帝的人是不卫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也是一种媚俗。需要信仰就等于是在发春，向我主祷告说：“官人，我要。”

上面这段话我想了很久，写还是不写。但我忽然又有了那种失去主体性的异样感，我觉得我应该写下来，因为我在这一刻，是真心诚意的这样想。我想假如我以后找到主时，主是应该原谅我的妄语。因为这表明寻找它的过程是如何的艰难，和一波三折。

但就在刚刚写下楼上这段话时，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可救药。我之所以想起黑泽明，是因为我由此看见了一个价值的更年期。一个提前到来的更年期。就像影片《一一》的结尾，八岁的小男孩杨杨在婆婆的告别仪式上说：“当我看见刚刚出世的表弟时，我觉得我也老了。”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不是因为生命的轮回，而是价值居然就那样稍纵即逝。

贝托卢奇让他电影中的人物通过疯狂做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价值更年期，结果失败了，主人公被不知名的年轻情人（她顺利度过了一个价值的青春期）枪杀。而在历经60年代的喧嚣与混乱之后，贝托卢奇则将这一切拍成电影，来度过自己的价值更年期。

黑泽明不同，黑泽明在1971年出现价值危机时选择了自杀。未遂之后，他拍摄的电影还是没有信仰，还是怀疑人性。甚至在在《乱》中，日本版的李尔王连亲情都被逐一辜负。这是种彻底的绝望，因为亲情是在做爱之后直接产生出的，亲情被怀疑，看上去比爱情被怀疑更加令人沮丧，因为它已不可修正。黑泽明就这样乐此不疲的一部部拍到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他那么喜欢拍莎士比亚的东西，他的第一部电影《坏蛋睡得最安稳》，就暗中借鉴《哈姆雷特》，以后开始明目张胆。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坏蛋睡得最安稳呢？黑泽明肯定睡不安稳，所以他拍电影。我也越来越睡不安稳了，所以在价值的更年期中乱言乱语，思想变得有点坏脾气。

写到这里我开始无力为继。不是在语言上的无力为继，我觉得自己有力量把这篇文章写成一个长篇。但问题在于，写成长篇又怎么样呢。一个价值的更年期在三十不到的年龄赫然来临，当我提笔的时候（提笔已经成了一种比喻，因为我其实在敲打键盘），我并不知道这篇东西会写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这样的写作中是什么样子，写作之前，和写完之后。就像爱人在做爱时，杀手在杀人时一样。那种面向未知前途的喘息，如出一辙。

当我想要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是我感到无力为继的时候。我也许找错了方式。我把看电影当作了做弥撒。但像黑泽明那样的影片，是一种鸦片。看了，觉得美，就还想看。看得人病入膏肓。但信仰始终是一个乌托邦，是过于坚韧的处女膜。这么多年过去，我读书求学，孜孜不倦，还是缺乏勃起的力量。乌纳穆纳说，“信仰就是愿意信仰”。但是主啊，如你所闻，我是真的愿意，但我却无能。我为什么无能呢？是哪一道机关没有算尽，哪一道光从你启程，却半途而废？

不会被怀疑的价值，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打开影碟机之前，和关上影碟机之后。姓卢的中学生终于杀人了，蜘蛛巢城城主的宝座成为不祥之物，而莽丛中的命案究竟是谁干的，我们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像对于尚未发生的一样无知。

2002-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