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善罚恶令的下落

赏善罚恶令的下落

王怡

天下最令人畏惧的美食，莫过于金庸《侠客行》中一碗腊八粥。孤悬海外的侠客岛主，每隔十年派出张三、李四两位“赏善罚恶使者”，前往中原武林，广邀各大门派掌门到侠客岛喝这碗据说放下了“断肠蚀骨腐心草”的腊八粥。By the way，两位使者根据十年来的明察暗访，凭其高深莫测的武功，对犯下罪孽的江湖中人则大开杀戒，一个都不宽恕。

三十年中，共有三批一百多武林高手慨然赴岛，却无一人回还。

武侠世界里，这类似的替天行道、赏善罚恶的组织，都如侠客岛一般游离于世俗人间之外，神龙见首不见尾，平日里并不出来干预世俗的秩序。根据古龙《绝代双骄》改编的香港同名电影里，“赏善罚恶双尊”的出没周期更长，每十八年露面一次，选定一武林盟主，并传授其一套足以钳制天下枭雄的玄冰烈火掌和寒玉功，以行使赏善罚恶的使命。而一代武林盟主移花宫主其实也是深居简出的，有点像英国的老法官。赏善罚恶双尊的背后，则还有一个大象无形的无名岛。这个架构可以勉强称之为武林中关于赏善罚恶的三审终审制。而侠客岛的环节少些，是二审终结。

要赏善罚恶，除了拥有独霸天下的武功（枪杆子和最先进的生产力）外，还需要某种合法性道具的烘托。武林中人虽处江湖之远，却大多对于创制权力的符号系统如痴如醉。比如《侠客行》一开场，先声夺人的就是谢烟客限量发行的“玄铁令”。为了争夺一枚“玄铁令”，差些闹得武林中人横尸遍野。不觉令读者对谢烟客生出些无限景仰。然而等到张三李四的“赏善罚恶令”坚挺亮相，那个劳什子的“玄铁令”便立即疲软得不知去向了。这让我们想起公案小说和周星驰《九品芝麻官》中那些合法性道具的斗法场面：你有虎头铡，我有黄马褂；你有尚方宝剑，我有免死金牌。这些自相矛盾的合法性道具都源出于至高无上的皇权。而那皇权本身，又自有一套玩意。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和氏璧，到服色、图案，称谓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一整套行头。凡夫俗子不免都有拜物教的习气，以及胡适先生所谓“拜名教”的敬畏之心。所以权力犹如商品，亦需要策划包装。而包装的方向就是权威的“非人格化”。你须得将威权从人身当中抽出来，注入一些器物或语录之中，方可使威权具有超越于人身之上的先验性及合法性，同时亦使威权可以名正言顺的传承。

比如汉初，叔孙通新制汉仪。礼成之后，繁文缛节，场面庄严。人人“莫不振恐肃敬”，皇帝撵出，皆俯首不敢仰视。流氓皇帝刘邦散朝回去，对老婆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笑傲江湖》中的杨莲亭，便效仿叔孙通，为东方不败定制了这么一套CI标识。大堂名曰“成德殿”，大堂经理便是“殿前点检使”了。教主的名号比皇帝矮一级，曰“文成武德、仁义英明圣教主”。教众行跪拜之礼，口中念念有词：“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暗藏其中的合法性源泉，足以令任我行英雄气短，照单全收。要没有这一套行头，说自己口含天宪，欲赏善罚恶，便缺少些底气。峨嵋派有一枚“玄铁指环”，明教则有“圣火令”（金庸《倚天屠龙记》），苗疆总峒主有“绿玉竹符”（梁羽生《鸣镝风云录》），小小的铁鱼帮也有个“号令长江”的铁鱼令（古龙《彩环曲》）。那左冷禅五岳剑派合并之举尚未成功，便急不可待的炮制“五色令旗”，拿着它号令三山五岳。而萧逸笔下一个叫做云海和尚的家伙，和谢烟客一样孤家寡人一个，却也在江湖上限量发行一种特大号的制钱，唤做“如玉金币令”。上面刻着一行小字，“三湖四海通行”。这就只好说他是沽名钓誉了。

这些器皿大多和我们提过的丐帮打狗棒一样，有一种如教主亲临的象征。凭借其威权的“非人格化”，到了后来，甚至比后辈的帮会首脑本人更富于合法性，没有这玩意，就算枪杆子下出了政权，也风雨飘摇，名不正言不顺。比如那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秦玺，在吾国历史上相当一段时间，便有此种魔力，要当皇帝还非得将它把到手不可。而你看好莱坞新近的大片《指环王》，便知尚未“除魅”之前，西方的江湖也不过是这么个调门（关于指环王，另文再论）。

所以试想，在合法性道具的斗法中，那张三李四隆重出场，要不拿出个重量级的法宝出来。赏善罚恶，口说无凭，恐怕连谢烟客那一关也通不过。就算武功盖世，也是个僭主，没有合法性。所以两位使者向中原武林各人发出的请柬，便是龙木两位岛主精心设计的“赏善罚恶令”。令为两面铜牌，分别镌有一张和蔼慈祥的笑脸和一张狰狞凶煞的恶脸。做工精美，造型前卫。若是有无形资产之评估，身价自当在红塔山、长虹以上。

凭着这一“赏善罚恶令”，便为张三李四的赏善罚恶凭空杜撰了一个根据。

若论人世间之“实质正义”，也无非赏善罚恶而已。赫胥黎在《天演论》中指出，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便是祸福无常，善人不得好报，恶人未受应有的惩罚。或如司马迁所云：颜回之夭，盗拓之寿，使人疑心善恶之无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象。这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对于“实质正义”的永恒梦想。孔子说，如果“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对你好与坏的结果都一样，那为什么还要对你好呢？如果善不能赏，恶不得罚，以功利主义的视点而论，那我们为什么行善，又为什么不能为恶？

法律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颜回之夭，盗拓之寿”一句话，便把问题提升到了宗教的层次。张三李四那种十年一度、犹如天外来客式的赏善罚恶，对于中原人士来说，已和法律的力量相去甚远，而更加类似于一种无妄的天灾。所以张三李四的赏善罚恶，不是执世俗之法，而是对于“天道”的模仿。所谓替天行道。

相信冥冥中有一种赏善罚恶的力量，是一切宗教的共通之处。书经有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以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儒家所言的“天”，正是赏善罚恶的天，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灾异论，便把自然界的灾异福瑞解释为上天赏善罚恶的意志之外观。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幼年的生活，说能在书塾之外、大众面前堂皇阅之的读物，只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其中“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所以赏善罚恶，成为儒家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凭借。

儒家讲感应，佛家则讲因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行善作恶都逃不出这个逻辑。伊斯兰教的六大信条中，也是大讲真主的“执掌还报，赏善罚恶”。基督教的上帝耶和华，那更是一个雌蚜必报的主宰者。顾准认为，“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如果我们相信冥冥间“赏善罚恶”的正义必然存在，就必然接着相信一个善罚分明的执行者的存在，必然相信一个关于善与恶的绝对的评判。但如果我们根本不信所谓“实质正义”乃是宇宙当中的绝对秩序，面对善恶之无报，我们又该怎么自处？

被誉为明末中国基督教三大柱石之一的徐光启，他对天主教的认识便从上帝是道德秩序的神圣来源这一点开始，徐光启说，“天主……为道德之源”，“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根”， “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必真必尽的原因，“盖所言上帝生育救拯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人爱信畏惧，发于由衷故也”。在徐光启眼中，这个背景与鲁迅提到的“雷公电母、牛头马面”等充满威逼利诱的劝世手段相比，强出不知几许。徐光启以基督徒的身份批评帝王之法，“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原因便在于缺失一个形而上的“赏善罚恶”的绝对源泉。“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而无必治之术。必使人尽为善，则诸陪臣所传事之天学，救正佛法者也”。

因为儒佛两家把赏善罚恶的理由归于“感应”和“因果”，基督教和伊斯兰等教则把这种理由归于一个人格化的我主。前者看上去似乎更理性，更接近于近世“上帝已死”之后的科学。如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所说，“我们翻遍全大藏经，没有发现佛说他自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宰，也没有发现佛说他自己握有赏善罚恶的权威”。佛是一位领悟者，而不是一位创造者。至于宇宙的真理则完全出于自然。这个自然的真理又是“道可道，非常道”的。这事实上已经是一种无神论，看似卑谦。然而危险在于：冥冥之中既然“无主”，就必然断断续续的涌现出替天行道的“僭主”来。既然佛是从“众生本位”跳上去的，那么人人皆可成佛，人人可以是佛的转世。既然“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实质正义的念头在人们心中无法断去，而又找不到一个善恶间的绝对的评判者—— 那么人人都可以赏善罚恶，比如张三李四。

只要打造一块铜牌，就可以拿着鸡毛当令箭。

但是按徐光启的理解，什么“赏善罚恶令”，什么玉玺、龙袍，都不可能为“赏善罚恶”的行为立下真正的依据。没有一个上帝，就不可能有善恶之间的绝对标尺和道德诫令的神圣性。帕斯卡尔的话说，“没有一个上帝，人的堕落就没有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彻底否定皇权神圣性的理由，一旦徐光启开始信教，皇权在他眼里就开始世俗化了，皇权的合法性危机便告来临。

显然，这个危机并不是将立法者从皇帝变为民众就可以安然弥补的。民主制度代表着一种世俗化之后的合法性理由，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赏善罚恶”的实质正义问题，但它的一个好处在于，它把赏罚之间的权衡明确放在了一个程序性的正义观之上，终于杜绝了“赏善罚恶令”、“五色令旗”或者尚方宝剑和免死金牌之间的合法性道具的斗法。

而“赏善罚恶令”只不过是这种斗法的初级阶段，在“去魅”之后的现代，合法性的斗法就不再拘泥于打造铜牌，而是创建企图与神学媲美的现代意识形态。张三李四必须为自己的“赏善罚恶”立下历史决定论的恢宏背景，并在“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神学命题下为“实质正义”论划开善恶之间的绝对界限，并为自己的执法者身份进行伪神学的辩护。

所以民主的首要特性便体现为公共领域的世俗化。在真正的谦卑姿态下谢绝任何人关于“赏善罚恶使者”的上岗请求。并在公共权力的性质与运作的安排上，拒绝接受任何构建“实质正义”的形而上努力。在我看来，今人罗尔斯名噪一时的《正义论》，便是继马克思之后，对“赏善罚恶”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形而上的哲学努力。尽管这一次的努力带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背景，但这种在本质上煅炼“赏善罚恶令”的野心，却是反自由主义的。

孔子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现代民主制度对于实质正义的形而上根基的拒绝，在我看来，恰恰出自于一种真正的谦卑，并为“天道”与“我主”的莅临留下了余地。人子耶稣只可能活在民主政体之下，他在任何一个皇权体制和意识形态政体下果真出现，都会对那个体制的合法性构成致命的颠覆。所以除了民主体制所宣称的“宗教信仰自由”外，其他体制下的类似条文都必然是叶公好龙。

如同任我行上台，舍不得废弃那些“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合法性切口。现代起义军在20世纪40年代末，打着“赏善罚恶”的历史使命进入京城后，也舍不得完全抛弃作为合法性道具而存在的庞大的皇宫建筑群。尽管斗法主要发生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但对这个道具的占据，还是有如对“玄铁令”或者秦玺的争夺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象征意义，令落荒而逃偏安一隅的原政权顿时失去历史的依靠。

最大的一种悲哀是终审法官从深山搬回了都市。深居简出的移花宫邀月宫主变成了闹市区的武林城城主江别鹤。如果说在一个世俗化的民主体制来到之前，对“赏善罚恶”的僭妄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和一个日常性的道德乌托邦相比，我倒宁愿接受一个远在海外的侠客岛，每十年出没一次，作为天道的“替代性产品”，对中原武林在民间的以武犯禁、“赏善罚恶”进行一次再校正。即便搞错了，也算是“颜回之夭，盗拓之寿”，原本就正常的很。

试设想，如果UFO里载来的，就是银河系之外某个“侠客岛”上派出的张三李四，每十年邀请这个世界上的各国政要去太空喝一次腊八粥，这个腊八粥就成了宪政民主制度的“高级法背景”。你说这个世界的权柄是变得更良善一些呢，还是变成更可怕几分？

就这样一面等着所有“赏善罚恶令”退出公共领域的一天。一面等着信仰之光将我们在暗夜里闪亮。而比较后现代的姿态如电影《绝代双骄》的结尾，林青霞说：这个“赏善罚恶令”还留着干什么，不如扔掉吧。刘德华回答：不。留着等我们的子女将来不听话，用这个来打他的屁股。

2002-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