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名义，和哪一种正义？
谁的名义，和哪一种正义？
王怡
●《七宗罪》
重要的不是杀人，而是以上帝的名义杀人。
懒惰、嫉妒、怀疑、贪婪等七种“罪行”，来自旧约里耶和华的戒律。用今天世俗的法律观念看，这些都叫做缺乏可操作性的，赋予了执法者以无穷的自由裁量权的罪名。一个个人在现代世俗化的体制下，以这些名义来替天行道，谋划一系列杀人案，是容易让人将他往精神分裂的路子上设想。但一个社会或集团，便以消除上述罪孽为己任，欲以暴力秩序扫荡出一个清平世界，却是不久以前还让人心脉贲张的宏伟叙事。
1975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夺取政权后，便和这部电影中的杀人狂一样，以道德的名义开始了杀戮时刻。几百万人被驱赶出城，名曰“反对吃闲饭运动”。继而通过了一部《惩治懒惰条例》，但凡迟到、早退、怠工、开小差的，所谓懒惰一次扣口粮三天，到第三次就推出去枪毙。像我这样生性懒散的家伙不知该枪毙多少回了。
杀人有两种，一种像美国电影《天生杀人狂》中的那对亡命鸳鸯，他们杀人是因为自己的“堕落”。另一种则是这部电影中的顽固的信仰者，以及像波尔布特这样的革命者，他们杀人则是因为看不惯别人的“堕落”，他们的杀人目的是制止堕落的步伐，把方向盘扭往上帝之城。
但这种不同只在于起点，到了终点却都一样。对血腥的狂热使得理由不再重要，对生命的轻视使坚定的理念灰飞烟灭。无论是以什么崇高的名义，杀人就是杀人，最终要脱颖而出，就像纸包不住火。在1975年的柬埔寨街头，一个美国记者抓拍了一张著名的新闻照片，一个柬共军人当街开枪枪毙一名“反革命分子”。手枪距离被害人不过十来厘米。照片公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开枪者无力承受精神压力，最终自杀。记者亦受到谴责，数年间无法排遣内心的愧疚，最终也选择了自杀。
自杀的结局，说明还有一种可以让杀人变得如此艰难的力量。这种力量最终击败了原来那种让杀人变得坚决和轻率的力量，击败了上帝的名义和对于终极目标的梦想。
七天之内，七桩精心设计的连环杀人案，杀人者以七种非世俗的“罪名”向我们展示出人性深处的原罪。傲慢 (Pride)，嫉妒(Envy)，暴怒(Wrath)，懒惰(Sloth)，贪婪(Greed)，饕餮(Gluttony)，以及贪欲(Lust)。你能说这些秉性不是我们的罪过和一切世间罪行的渊薮吗？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人性本身的危险，旋即又让我们看到，对人性进行道德的谴责和处罚，却可能更加危险。一旦当非世俗意义上的“罪过”与世俗法律意义上的“罪过”相重叠，一旦法律自我抬举为牧师，法律和那个连环杀人者就失去了差别。
●《沉睡者》
谎言在什么时候是正义的？尤其当一位神甫或者一位修女也毅然选择了说谎的时候。
在刘德华主演的一部老电影《法外情》中，面对出身孤儿院的刘大律师与被告是否亲生母子的质问，孤儿院的玛丽亚修女一边紧紧握住胸口的耶稣像，一边枉顾事实的回答：NO ！
而在罗伯特德尼罗和毕彼得主演的这部电影中，少年管教所的黑暗（对儿童犯的虐待和轮流鸡奸），给四个因误杀入狱的少年带来终生不敢在睡觉时关灯的巨大摧残。十几年后，成了黑道人物的约翰和汤米在餐馆意外遇见当年的狱警之一，断然拔枪将之击毙。复仇之路由此启程。成为检察官的麦克尔主动承办了此案，和成为新闻记者的洛伦兹联手，打算通过诉讼，一为两位伙伴脱罪，二则揭露当年儿童教养院的黑幕，对几个参与性侵犯的狱警一个都不宽恕。
当洛伦兹向从小关爱他们的神甫托盘讲出深埋于心底的不堪往事，进而要求神甫出庭，为约翰和汤米提供不在场的证据。神甫最终如同也许是大多数观众所期待的那样，答应了洛仑兹的请求。
我不太清楚自己当时是否宁愿看到约翰和汤米脱罪，以及看到一个神甫在法庭上说谎。这是一部关乎实质正义的电影，对于“实质正义”的呼求，在此案中对于道貌岸然的法庭及其背后标榜的“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构成了挑战。神甫的参与是这种挑战的一个高潮。因为神甫在决定做伪证的时刻，他在内心已经完全除去了罪恶感。这种被除去的罪恶感是实质意义上的，甚而是形而上的。是神甫独自面对上帝时的清白。换句话说，是一种看不见的清白。
而程序意义上的清白，则是一种看得见的清白。实体意义上的无罪感，是对世俗的法律意义上的“罪过”的藐视和否定。在这种藐视和否定面前，法治社会的秩序和荣誉便岌岌可危。在某种意义上，神职人员在法庭上的说谎，不仅仅是具有戏剧性的观赏价值，更对讲求程序性的现代法治理想构成了最大的冲击。因为宗教恰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直指实体的价值体系，无论是神甫，还是包公，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独自面对那个最高的价值实体，他们内心所信奉的正义，是不需要一套外在的程序进行包装和路演的。一旦当神甫和修女决定一边手握耶稣像一边说谎，恰恰因为他们在说谎时手中紧紧握住了那个耶稣像，他们的说谎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来得更加坚决，更加坦然。
事实上，为约翰和汤米脱罪，和揭露儿童教养院的黑幕而复仇，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目的。神甫的伪证仅仅是对第一个目的有利，而对第二个目的并无帮助。约翰和汤米是否有罪？这个问题部分的由于第二个目的在实质上的正义性，而妨碍了神甫的判断力。“为约翰和汤米脱罪”这件事的非正义性，出自于神甫对于儿童教养院狱警的义愤，而被淡化甚至掩去了。从这里我们看出，神甫内心对于正义的独自把握，其实是靠不住的。
所以哈耶克在《法律、立法和自由》中，提纲挈领的批判了“社会正义”这个实质性的概念，以“社会正义”这样大而无当的宏伟叙事来做的任何研究和批评，都像是无的放矢。它并不能准确地为我们提供关于社会秩序与社会分配的任何洞见。哈耶克的结论是，绝大多数人所宣称的“社会正义”，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放弃我们内心对于“实质正义”的义愤，和一切企图独自面对真理的僭妄，便把秩序与真相，以一种卑谦的态度放入程序性的现代法治中去，就好像一个神枪手，放弃了对于自己视力超群的自负，而开始使用瞄准器。我希望这部电影中的神甫，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些并不以神甫命名的事实上的神职人员们，以及一切以价值领域内的神枪手自居的人，都能如此卑谦。
这部电影的意思是“实质正义”沉睡着，在一场藐视法治的复仇之中开始猛醒。但有一种力量醒过来了，另一种力量却又陷入了沉睡的深渊？
谁应该醒着，谁又应该沉睡？或者社会秩序的均衡也像做人一样，永远需要睁一只眼，而闭上另一只？
●《毒气裁决》
美国南方某州，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执行种族团体三K党的指令，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爆炸案。由于这个案件，他的子女离开故乡，放弃了传统的姓氏，开始隐姓埋名。三十年后，一位年轻的律师接受委托，在执行死刑前为他进行最后一次上诉。工作中，年轻律师偶然发现这个白发鬓鬓的待决的死刑犯，原来就是自己那个在传说中全无人性的祖父。
于是这个上诉的过程，就成为一个对祖父充满了愤怒和耻辱的子孙，慢慢走近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开始一种“同情的了解”的过程。原来他的祖父出身于一个自南北战争以来便具有三K党传统的家庭，在一个种族隔离、私刑泛滥的年代，七岁的祖父便开始参加处决黑人的私刑活动。黑人是该死的，这是他自小受到的几乎唯一的教育。一种邪恶但是源远流长的思想，在他身上放肆的滋长。如同电影《杀戮之地》里那个对劳改营的犯人拳打脚踢的小女孩，文革中那些积极参与批斗大会的红卫兵，以及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圣战献身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所以接着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世俗的裁决？一个不能够消除罪恶渊薮的社会，又有没有权力以世俗的罪名剥夺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
当某种罪恶或罪恶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未成年的儿童身上就开始发挥魔力，我们实在没有资格去要求被罪恶“附身”的个体说：你必须从这样的语境中自拔。或者去谴责那些最终无力自拔的追随者。语境与罪恶先于我们而存在，我们一出生就身临其境，没有丝毫的选择余地和作出选择的能力。所以也许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法律有没有权力杀人，而是法律是以什么名义、又该以什么名义去杀掉那些作恶的成员？
这时政府的身份和定位就显得至关重要。一种政府是宪政和代议制的，意思是政府身上没有教袍，不是上帝的牧羊人，不是一个外在于一切社会成员的偶像和整体性的神圣化身。这种政府是形而下的，是一个并不以崇高的名义沾沾自喜的服务行业。而另一种政府则是威权主义和家长制的，政府以牧羊人和教育者自居，以崇高的、外在于一切社会成员的名义行使统治。一切社会成员在这种秩序下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在人格和智力上略为卑谦的子民，和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在后一种秩序下，法律的杀人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如果子女有罪，作为训导者化身的家长首先就是有罪的。如果社会语境是不能选择的，那么作为社会“整体性”的政教合一的象征，政府就必须为那些对个人来说是先验的罪恶渊薮负责。这时候唯一无辜的人只有罪恶的受害者。所以由受害者及其家属来处决罪犯，反而显得比由国家来处决罪犯更符合正义和公平的要求，更具有道义上的资格。
如果我们承认罪行的受害者，比一个外在于一切社会成员的垂拱而治的统治者更有资格处罚犯下罪行的人。那么法律如果非要杀人不可，法律就必须以受害人的名义去杀。法律的权力就必须来自于所有受害人和担心自己成为受害人的社会成员的授权和让渡。换句话说，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就必须是建立在代议制和宪政制度之下的。国家必须放弃对于威权和政教合一身份的迷恋，而把杀人的合法性和所有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通过自下而上的授权，把受害者对于犯罪人在道义上的无辜和对正义的伸张拿过来，把受害者的理由变成自己的理由。
这时的法律才能以一种技术人员的口气对罪犯说：对不起，先你而存在的罪恶由上帝负责，而你的行为选择得由你自己负责。
年轻律师的上诉最终还是失败了，他的年迈的祖父被送入了毒气室。监狱外一些反对死刑的人点燃蜡烛，为死者祷告。那些仍然反对死刑的理由，则是另一些理由，暂时超出了我目前的叙述。
2001-10-21于包家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