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猿声啼不住
两岸猿声啼不住
——谈另一类民谣
王怡
以前没有注意，民谣的“谣”，就是谣言的“谣”。
可见谣言起初并不是说出，而是唱出来的。“谣言”一词，原就有歌谣之意，并不一定指流言妄语。如《于谦全传》中有云：“兄等曾闻得近日小儿谣言否？”，权威词典解释“谣言”为：“民间流传的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而草民评议时政，臧否人物，那里有什么好话。听在肉食者耳里，歌谣之谣自然就演变成了谣言之谣。《诗经》有篇章，说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为什么是在心里忧愁的时候，却不是心里欢喜的时候又歌又谣呢？
可见“歌谣”自古就不是歌舞升平的主旋律，从来都是为肉食者不喜的杂音。在一个没有印刷术、并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言禁时期，民谣就是一种流动的媒体。既散播讯息，也暗含民意，其中有忧伤，也有幻想。
像西汉盛行的“谶言”，元末的“烧饼歌”，或者当今“五类人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尽是这一路的民谣。只不过以后礼崩乐坏，后来慢慢就只说不唱了。
国共交恶，台海隔绝。至今已半个世纪有余。“独统”之争时常喧哗于两岸。在大多浅吟低唱的台湾流行乐中，居然难得有一路歌曲，葆有了民谣的精神和遗风。在一个言路已开的时代，表达了歌者对于社会、政治的姿态。
媒体林立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拼命挤上前台，争夺数量有限的麦克风。即争夺话语的霸权。歌手，却是得天独厚的，商业文化倾情造就的一种偶像。对于世俗生活和视听文化下生长的新新人类，有着不可比拟的号召力。所以连陈水扁、宋楚瑜也须得在助选会上手执麦克风，大唱闽南歌。阿扁不仅备有竞选吉祥物，还挖空心思搞了个竞选主题歌，——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做秀做到十足。只可惜了一个如日中天，却误入白虎节堂的张惠妹。
我要说的这一路民谣，在香港也是见不到的。香港的流行乐已经彻底商业化、世俗化，它表达的是一种百分百的世俗精神和解构的姿态。已经远离政治、社会的尘嚣。便是像beyond、达明一派或早期太极这种有着叛逆性的摇滚，也是竭力指向个体的精神主张，而屏除了任何溢向社会的话题。包括在一个很长时期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头顶的“97情结”，港人也没有一首歌去直接处理和流露现实的忧伤。倒是香港电影在这方面还时有玩世不恭、不拘一格的调侃。我只依稀记得陈百强有一首《神仙也移民》，有些擦边球的意思。但这已经足以使艾敬那首欢天喜地的《我的1997》，多少显得有点单恋和矫情，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是多少恃仗了主旋律在背后撑腰。
将97情结表达得淋漓尽致的，反而是台湾的罗大佑。
因为台湾人在一旁瞅着，少不得有点唇亡齿寒、狐死兔悲之感。又没有身临其境的兴奋之情，就显得比较尖酸刻薄。我一直觉得罗大佑这位台湾流行乐之父，有点像歌坛之中的余光中。但比余光中更犀利，而余则更为大气，并没有尖酸刻薄的地方。90年代初，罗大佑接连推出了几张后来被指为“反共歌曲”的专辑：《皇后大道东》，《恋曲2000》和《首都》。这位颇有古风的歌者在一个大时代，迫不及待的要对一切重大问题发言。
在香港问题上，罗大佑有两首歌是足以载入史册的。这两首歌一正一邪，一张一弛，象征性的暗示了大陆以外华人社会对于97回归的矛盾心态。一首是我们耳熟能详、在一切主旋律场合差不多都要当作“中宣部歌曲”来唱的《东方之珠》。另一首则是大陆官方极为反感、提都不想去提它的《皇后大道东》。
后一首歌由罗和一位香港本土歌手蒋志光合唱。其间对于红色中国的偏见、怀疑和否定，对于脱离英邦的又憧憬又流连的复杂心情，以及对于个人自由和未来前程的不可确定，忧伤与幻想，种种情事融于一炉，真正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加上罗、蒋那种招牌式的唱腔、极为煽情的歌辞，光怪陆离的MTV，正是适合拿来作为一个殖民地时代的休止符：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在《首都》这张专辑，罗大佑则对大陆工业化和商业化进程下的大都市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乡愁。本是早年罗大佑的一个重要主题。犹如对于余光中、郑愁予等台湾诗人，乡愁不仅仅指向辽远的大陆，同时指向一个前工业时代的田园。70年代末，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一样的月光》，便已流露出对待田园已逝的伤感，和对台湾高歌猛进的工业化掩不住的怀疑、困惑：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小镇，鹿港的渔村妈祖庙前烧香的人们。
而四十岁过后的罗大佑，仿佛肝火更旺。对《首都》的描述已经没有初经人道时那种由衷的哀伤，全是一派愤世嫉俗：皇天一朝解放/高干大楼在拥抱后土改作地盘/段段划作黄金道故梦留在故宫/ 未见大宋旗号大华银行月租/ 比山海关更高。
在同张专辑中的《亲亲表哥》，罗大佑对于台海两岸商贸往来也有民谣式的叙事：阶级比赛率先考察/ 区区这个特区一屋两人称呼他爱人/ 却永远未迎娶偏僻海角资本家北上/ 争取祖国订单乡音夹杂卷起舌根/ 见客咬住牙关。
《恋曲2000》这张专辑，也是亦正亦邪，心态复杂。在对着喜马拉雅诉尽了游子情长后，罗大佑显然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力图跳出纷争，要给两岸一个盖棺定论了：亲朋好友在集思广益/ 中港台的局势有了转机阔别了四十年的势不两立的同胞恍然大悟的久别重逢六合彩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最后一关用来对付马列主义歌舞升平的全国军民同胞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奇迹——靠三民主义 处惊不变的先去捞点人民币要庄敬自强再去香港赚点港币他三反五反翻来覆去谈何容易有了房地产不要核武器炒炒股票还能如虎添翼歌功颂德的中国军民同胞创造了特色的历史奇迹——这社会主义。
如同以前的《皇后大道东》，这个盖棺定论的倾向性很明显。但在“独统”的关节上，罗大佑还是认同这个“祖国”，和这个“首都”。不过对于田园破灭的失落，和对于共产中国的否定，使得民族国家的身份归属间夹在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成为罗以及其他多数台湾歌者大致相同的立场。
比如郑智化的《大国民》。又想做大国民，又怀疑共产党中国。欲迎还拒的扭捏心态，透露出歌者对于台海前途的失望之极：两岸不通航/ 辜汪谈一谈谈来谈去/ 谈判像谈天。
黄舒骏，则是另一个此文必须提及的台湾歌者。他的《两岸》是一首RAP ，叙述了一场情牵两岸的家族史和恋爱故事。这首歌中没有虚幻空洞的民族大义，或高瞻远瞩的历史演义。它昭示的，仅仅是台海局势对于个体命运偶然的阻隔和愚弄：才知道带着一个大陆新娘不是说回就能回。
反顾大陆流行乐，亦如香港。绝没有这一路向的“民谣”。只有依附于主旋律之下的某些政治应景歌曲，借着民歌的曲调和唱腔买壳上市，蔚为大观。如“有一个老人，在哪里画了一个圈”之类，令智商低下者疑心为尿床。其实无论97情结还是独统问题，对于大陆一般民众，都是无关痛痒、无关性命前程的事。如艾敬《我的1997》之所以名嘈一时，除了暗和主旋律外，本质上溢泄的不过是一般大众对于香港回归近似于肉体般的欲望。
乡愁对于我们远不是困境，而是风化雪月之中的矫情。但那些关乎自家痛痒、关乎性命前程的事呢？还有我们的忧伤和幻想，以及我们自己的歌者。
只听见黄舒骏在歌曲里反复地吟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001-03-21于包家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