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流在思想的湖上：读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

飘流在思想的湖上：读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

renyilow

时隔五年后，我仍能回忆起1999年春天在校园操场上读《火与冰》时的感觉，暖暖的阳光、莫名的兴奋和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虽然余杰的文字是偏激的，但那个18岁的我需要的就是偏激。而一年后读到许知远《没有颜色的青春》时，我就开始大片大片地煽情和忧伤了，拼命地回忆，拼命地放纵自己的迷惘，拼命地从理想主义者们那里找到安慰。而接下来一年的工作使我转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更确切来说是实用主义者：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没有读过一本书。

如今，同时七十年代人，余杰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许知远的忧伤也渐行渐远，而王怡则在互联网的江湖浮出水面。一本薄薄的随笔集《不服从的江湖》摆在我面前时，似乎又唤醒了我的某种感觉，但仅仅是感觉，九月的某一天，当我在逸夫楼六楼听讲座时，我意识到我面前的那个儒雅又略胖的青年学者，对我的话语空间已经构不成威胁了。但是，他却带给我了相当多的，阅读的快感。

在沙坪坝的现代书店里，王怡的书摆在了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里，和史学、人物传记等混杂在一起。我是无意中翻到了这本书，只看名字，我就有一种阅读的欲望，因为感觉它有一种颠覆性，一种内在硬度与力量。相比之下，与之同列的贺卫方的《传送正义的方式》和强世功的《法律人的城邦》都多少有点学究气。后来才知道，目前31岁的王怡主要的名声不在其学术，而是因其在网联网上“尖锐的声音”和“公共知识分子”姿态而得。

其实，读王怡的作品，我宁愿称之为一种后青春时代的文本阅读，纵然里面也有不少青春式的激情洋溢或反叛情绪，但更多是一种平缓的理性。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正如他引用哲学家西塞罗的名言：“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一样，他反对某些规则，他希望通过法律等工具来修补来完善这一规则，而不是简单地破坏它。同时他也表达了一种生长姿态：“就是生在大粪中，你依然可以努力开出鲜花。一朵并不好看，但是学会了思想的花”（“在作弊中慢慢成长”）①。相比之下当年在铁屋中呐喊的余杰则向我们展示了其丰富的青春期分泌物，把先前锁在抽屉里的偏激与愤怒，痛快淋漓地抛向那些伪文人、伪大师等，于是阅读成了一种透支激情的旅行，过程是令人激动的，但合上书后却有一种自己虚脱感；而读王怡，则如飘流在思想的湖上，旅途是愉快的，过后你也不会有沉重感。因为他的文字少了几分感性的愤怒，多了几分理性的底气，也许大学四年的法律专业的学习使他拥有了更多的话语资本和底气。

他能从武侠小说中女人的地位谈到女权主义，谈到意识形态、大谈女人对资产主义诞生的贡献等，妙语随处可见，“一言蔽之，资本主义之前的江湖，是由男人的欲念推动的江湖，充其量只能小康”、“资本主义的江湖则是由女人的欲念推动的江湖，女人的欲望一旦进入公共领域，资本主义就来了”等，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能不为他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所折服。（“江湖横议：情妇们的江湖”）；他能从电影《闻香识女人》谈到当今法律制度的缺陷，（“消极的出卖与积极的出卖”）；从女生床铺上每人有个窗帘，引伸到“女性应该是比男性更加坚定的个人主义者，是一切自由主义的根基”。（“为每个人拉上窗帘”），从平常的一个梦，大谈弗洛伊德、尼采和昆德拉，却没有多少专业术语，让人感到妙趣横生（“Sex：一个梦的解析”），有些观点虽有些偏执和怪异，但却也言之成理，并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在他的“江湖横议”系列中，从武侠谈政治，从武侠谈法律，从武侠谈哲学，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在我看到的关于武侠小说评论中，很少有达到这个境界的，让人读后直呼过隐。当然集子里不乏有让我感到很枯燥的东西，一些关于宪政的议论，关于选举制度的讨论等，可能也有你不感兴趣的东西，很简单，跳过不读就是了。

关于写作风格，还想多说点。读余杰，你可能为那一长串不熟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而头疼；读许知远，你可能为那些莫名其妙的高深的引用而不知所云；读比他们都要长二十岁的汪丁丁，更为要命，没有读过十本以上哲学书就休想读懂；而葛红兵的随笔偏激得似乎让人又回到了文革时代；一些当代小说家的随笔太感性，文笔太轻浮，老一辈们又太说教，太沉闷。读王怡，你可能会轻松许多。

好了，该说的都说了，就等着您去读了。

注①：括号内为随笔集中的一篇随笔。

2004-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