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一个被屏蔽的关键词
“天安门母亲”：一个被屏蔽的关键词
王怡
“天安门母亲”，并不是想象天安门为祖国、大地或某政党一类的喻体。在1949年政权下，“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政治文学叙事，是一种很值得玩味的政治譬喻。这不仅在于它暗示了一种乱伦的传统和源起。诗人石光华曾称“杀父、夺妻、断人财路、揭人老底”为四大罪。这比基督教所言诉诸本性的七宗罪更为经验主义，也因而更加显得可恶。因为本性尚未坐实为行径，还可能引人怜悯。一般而言，杀父总是造反者的手段，夺妻总是造反者的标的。至于“断人财路、揭人老底”，往往出于对前两种垄断权的维系。吴稼祥先生曾撰文细细谈过共产党历史上的夺妻传统，但只囿于党魁之间，至于革命之后阳具向着民间的挺进就更为人熟知。在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比喻中，国家和君主一贯被想象为阳性的存在，谓之君父，以一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构建起关于统治合道性的政治哲学。但在一个满脸横肉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独裁者践履了前所未有的专制，其政治学譬喻却反而走向阴性化。一面是阳具的硕大无比，一边又被想象为“母亲”来四面传唱。现代极权主义相对于君主专制，专制者的政治超验性如何从阳性变身为阴性？这一节我以前总是想不通的。
易大旗先生早年曾称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乃杀父的文化。这为意识形态革命的阴性化政治文学叙事提供了一个解释。鲁迅说翻开历史尽是“吃人”二字，所谓吃人即是“食子”。我们的历史就是先用五千年的文化杀子，后用一百年的革命来杀父。朱学勤尝言，“前几十年，他们消灭了贵族而冒充贵族。现在他们又消灭平民来冒充平民”。如果放在政治哲学的譬喻谱系中说，专制者以暴力摧毁文化、人心和自发演进的社会秩序，所犯下的罪孽就是杀父、夺妻，然后壮大胆子在遗孤孽子面前冒充“母亲”。
如此看1989。1989的政治哲学意义就是独裁者新一轮杀子的开始。天安门前的那一场杀子，使统治者假冒的“母亲”身份在民众眼前彻底幻灭。十数年来，以人大教授、死难者母亲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收集死难者名单，寻求母亲（和少数遗孀）之间的相互安慰、支撑和援助。开始在一个完全丧失了“温情与敬意”（钱穆对于国史的态度）的公共领域唤起真正的母性。从而将独裁者残存的留胡子的蒙娜丽莎形象，从公共领域和亚细亚孤儿的灵魂深处驱赶出去。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天安门母亲”运动使“母亲”的公共形象开始与一个道貌岸然的政治领域相剥离，成为与公共权力相反的一种力量。重新成为私生活和个人自由的公共象征，而不是意识形态专制下政教合一、雌雄同体的政治图腾。
人穷极而呼天，哀极而思母。杀父与杀子的历史，所留下的弥漫在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的暴戾之气，凌乱之息，一面需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架构当中得以澄清，一面也需要在如“天安门母亲”群体所代表的真正的母性与温情之中获得谅解和抚慰。让这个多灾变的民族在重建公共领域和政治空间之前，赢得一个在母亲跟前痛哭一晚的机会。
也许这就是年初海内外民主人士积极争取“天安门母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部分原因。一个在1999年阿根廷母亲运动的鼓舞下逐渐形成的“以北京为中心、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具有多个层次上令人敬重的感染力。尽管当下中国让人脑浆发热的事件似乎多到罄竹难书的地步，但真正的和持久的感染力是如此稀缺。通常的发自受难者的追讨之声不免也包含了戾气，但“天安门母亲”以母性的温情和一种本质上的宽恕，除去了这种戾气。也正是因此，在一个连胸无大志的流氓都被逼成了民主斗士的年代，她们沉痛和节制的面庞下陈述出来的要求，竟是如此微不足道，又如此天经地义。微不足道和天经地义之间，构成了一种有张力的感染力。通常的感染力也是效率递减的，不断被历史和民众遗忘。但“天安门母亲”这一颠覆性的关键词，将年复一年散落在民间和底层的怨忿和戾气汇聚了起来，将当道者留下的孤儿寡母和罪孽之下一切相似的零余者围拢来，逐渐成为一种道义的象征。如同那个大眼睛的女孩使希望工程形象化，“天安门母亲”苍白而坚毅的面容，也使在当代中国日渐高涨但又缺乏具体内容和外观设计的对于社会正义零乱的吁求，可能获得一个具有身体性的说明。在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形而上的超验情感中，获得一个如观世音舍身救父一般的圣母形象。
这种母性的感染力，立足于对个体生命和对种种与公共领域密切相关的个体苦难的深切关怀。进而成为推动为1989年民主运动平反和启动新一轮民主化浪潮的道义力量。甚至在涵养宪政民主所依赖的价值源泉上，成为与阳性化政治叙事相反的一个阴性化价值世界的新的图腾。构成一个崭新的“母失而求诸在野”的政治譬喻模式，化解独裁者挥刀自宫、男扮女装的假象。
今年初，包括林培瑞在内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都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推举“天安门母亲”为和平奖候选人。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特意致信“天安门母亲”表示支持。国内知识分子刘晓波、廖亦武等人也发出签名信公开支持“天安门母亲”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中共十六大后，“天安门母亲”和包括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自由作家余杰在内的国内知识分子，分别发出公开信，再次呼吁为六四平反，要求新的当道者抛开历史包袱，以迟来的行动堪慰死难者家属和整个社会十数年淤积起来的透骨的悲凉。
若没有网络。我将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当道者无耻和孱弱的网络封锁，“天安门母亲”成为被屏蔽的关键词，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进入的另一个中文世界里的声音。道义被屏蔽，希望也被屏蔽。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绝大多数网民，依然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依然在纷乱的道德义愤中继续“愤青”着，依然在社会的暴戾之气中躲闪和被误杀，依然在丧父丧母的文化语境中胡乱地选择激进或者虚无。依然不知道自己可以被怜惜。
同样因为这种愚蠢的屏蔽，当道者像一个杀父杀兄的孽子，打死也不相信自己会有机会获得慈母的谅解。他破罐破摔，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一个让母亲受难的民族是最无能的民族。而一个让母亲受难然后冒充母亲的孽子，除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外，就只能是“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水浒传》）。
2003-01-07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