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人权律师和“政法系”的形成

大陆的人权律师和“政法系”的形成

王怡

一、被捆绑的大陆律师

大陆律师的普遍困境，是评述大陆人权律师事业的第一个背景。年初，一位律师朋友聊天时说，北京的律师去年被杀的二人，自杀的二人， 死亡率超过除黑社会以外的其他社会职业集团。山东著名的人权律师李建强，最近准备出版一本书，标题就叫《律师，一个危险的职业》。如果重新编纂《魔鬼辞典》的“中国律师”条目，就该这样定义，所谓律师就是危险性仅次于被告的一种人。

维权律师的困境

有句俗话说中国的监狱，叫做“风都吹得进去，牛都拉不回来”。在大陆，律师想为被告做牛，就等于把自己和被告的风险绑在了一起。到头来，一阵风把牛都能吹进去。上海为拆迁户维权的郑恩宠律师就是这样被吹进去的，陕西为油老板维权的朱久虎律师也被吹进去了。这两个案子，说明当今中国的主要冲突不是贫富间的社会阶层冲突，而是党和社会的冲突，官府与民众的冲突。你为穷人辩护要抓你，你为富人辩护一样抓你。

在中国律师网，西南政法大学一位副教授也愤然发出呼吁，声称“朱久虎律师的遭遇让我们感到恐惧”。因为这种局面并非只在人权律师和所谓政治敏感案件中出现。“被风吹进去”是中国所有律师脑门上一柄随时会落下的利剑。这把剑对郑恩宠来说是“泄露国家机密罪，对朱久虎来说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对其他一些人权律师来说更可能是任何一种法律或非法律的手段。如用流氓手法骗走抢走郭国汀和李建强的律师证。

但对一切刑事案中的辩护律师来说，有一柄共同的剑就是1997年刑法第306条，俗称“律师伪证罪”。在大陆的刑事诉讼中，由于证人一般都不出庭接受质证，庭审成为一种形式，审判在本质上还是“书面审理”。于是，只要律师提交的证人证言和公诉方提交的不一致，检察机关便滥用306条，以律师伪证罪逮捕辩护律师。甚至嚣张到庭审还未结束，公诉方就在法院外面把控方律师抓走了。

中国司法制度的悲哀和荒诞莫过于此。帮助公民捍卫权利的律师，在公诉机关面前，却沦落为全社会最弱势的一个职业群体。当张思之律师和莫少平律师说，“我打的官司没有一件是赢了的”。我们知道这样一种悲哀，知道这是法治秩序中一个被撒旦看守起来的死角。因为他们都是为政治异议人士辩护。全国几十万律师，敢接这种案子的，据我所知绝不会超过20个。但某种意义上更可悲的是，和政府抗辩是输得起赢不起的。输了还好，赢了风险更大。306条这一杀手锏的存在，导致了律师界的下列局面：

1、新刑法颁布后近十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0多名律师入狱。其中高达300人左右是因为“律师伪证罪”。律师界和学术界的一般看法，都认为这300多起案子大部分是冤案。其中最令人心冷的例子是昆明律师王一冰先生。历经两年牢狱之灾，二审终于被宣告无罪。王律师出狱后万念俱灰，从此削发为僧，遁入空门。此事在律师界引起极大轰动，也令无数怀抱法治理想走出法学院大门的年轻律师心如死水。

2、这种局面下，大部分律师选择了不接受刑事辩护。有一则黑色幽默广泛流传，“如果你要做法律工作，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如果你要取证，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报到吧”。目前在大陆，绝大部分被告在法庭上都没有律师。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不到30%。以北京为例，律师人均办理刑事案件在1990年是2.64件，到2000年下降到0.78件。而且这一比例在提倡法治进步的今天，仍在不断的下降中。

3、辩护律师的这一惨淡局面，与律师行业本身的高收入前景，对大部分律师形成尖锐的冲击。他们将重心转往经济民事案件，同时也将曾经的理想主义和心底的悲凉收藏起来。律师的整体社会形象也持续下降，民众对律师的唯利是图倾向开始不满。另一方面，当局却极力的怂恿和鼓励律师的这一倾向。如某省司法厅长在律师大会上就公开鼓励律师多挣钱，少管“闲事”。

尽管律师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专为他人维权的。因此有人不赞同“维权律师”的说法。但对于大部分律师来说，“维权”或立志捍卫法律的正义，已在心底退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事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屈辱，在心底认同自由价值和法治精神，认同像张思之这样的律师才是真正的大律师。在2003年，李建强在中国律师网发起“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公开信”，很快得到一百多位律师的签名支持。这些签名者是法庭上滔滔不绝的大多数。但他们只是暂时被压制的影响中国未来的力量。

律师维权的困境

做为他人维权的律师难，做一个为自己维权的律师，甚至也难。尽管大陆的律师已不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他们仍然被捆绑在行政部门和官方律协的官僚体系下，仍然和当局藕断丝连。远远不是具有独立地位的自由职业者。一个连律师都不能独立的时代，又遑论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呢。

其一，律师没有执业的自由。至今中国不允许律师个人自由执业。而被约束在合伙和审批的准入条件下。此外，绝大多数省的司法厅局在缺乏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向律师收取“保护费”。每年的“年检费”和律协会费加起来，高达每人4、5千元。

其二，律师没有结社自由。从拿到律师证的那一天开始，每位律师就自动隶属于律师协会。这个协会不需要你申请，也不准你退出，还要每年收取千元以上的会费。这样的协会本质上就是黑社会，收的也是保护费。律师不能组建自己的工会或其他任何团体。一个律师朋友曾在茶楼办了个“律师俱乐部”，一周之内就被勒令关门了。目前一些地方的律协也做一些维护律师利益的工作，就像中央电视台骂个把个县还是骂得起。如去年四川射洪县的律师何红德因“律师伪证罪”被判刑，四川律协就提出了抗议。但在多数时候，律协就和所有国家单位里的工会一样，本质上仍是一个官僚机构和政府的二奶。

其三，律师没有接案自由和辩护自由。在所谓重大案件中，司法局和律协一般都会出面做工作，对律师接受案件、律师的辩护意见和辩护策略施加压力、提出要求。譬如不准作无罪辩护等。在接案问题上，因为不能个人执业，律师在理论上也没有选择权，选择权在事务所。尽管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私自接案”。但“私自接案”名义上是违法的。

2001年11月10日，洛阳的李苏滨、李午汜两位律师接连打破这种局面，成为全国第一个状告司法行政部门的律师。由此掀起大陆“律师维权运动”的先声。这两个案子有几点，和王一冰的出家为僧一样，显出大陆司法现状的令人心寒。

第一，李苏滨状告司法局乱收费，提出诉讼后不久，司法局就宣布对他暂缓注册，停了他的饭碗。

第二，李苏滨继而状告司法厅，但河南上万名律师，竟然找不到一人愿意担任他的代理人。最后只有一位自学法律的企业老总，愿意站出来为律师维权。这是中国律师史上如何荒诞而悲哀的一幕！

第三，尽管此事一时间令洛阳纸贵。但几次开庭当地竟然没有一位律师敢去参加旁听。李苏滨案开庭，只有李午汜一人旁听。李午汜案开庭，只有李苏滨去旁听。两位律师相互支撑，孤独至此。

第四，2002年底，李午汜终于打赢官司，随即被所在事务所以“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为名开除，李苏滨同时也被开除。两位律师再次状告司法局。漫长的诉讼一直持续到2004年底。

这是又一个在司法行政部门淫威下，输得起赢不起的官司。但两位先生为律师界维权的勇气，陆续感染了不少人。2005年，山东青岛的一些律师和事务所再次发起“抗费运动”。反对司法局对私人财产的非法征收。但在行政压力下再次被迫放弃。参与此事的一位律师在网上发帖，悲愤的问道，“我到底是律师还是狗？”

在律师的种种普遍困境下，才能了解在大陆做一名人权律师的艰难，实难于上青天。

二、“政法系”的崛起

2004年春，《南方周末》总结近年的民间维权运动，引用了范亚峰提出的“政法系”概念。此文认为，一个以法学为背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崛起。正在逐步替代人文知识分子，成为王怡提出的民间“新民权运动”和国内自由主义力量的主流。评述大陆人权律师的发展，这是第二个重要背景。

近年来，关于中国制度转型的有效话语被割为两半。一面是政治话语持续的被屏蔽，一面则是法治话语的强势。这一局面导致了影响未来制度变迁的四重走势：

一是所谓“政法系”即法律人职业集团的崛起。在民间，一批法律背景的学者、律师和自由撰稿人逐渐成为近年来民间维权运动的显要一支，推动大陆的民主化力量转往新的格局。在官府，另一批“政法系”学者也开始引人注目的进入体制，在中共传统的团系、军系、秘书系、政工系、企业系和理工系之外，成为初露端倪的一派人事势力。如率先进入全国人大常委的信春鹰，一跃成为胡办主任、最近担任国家保密局局长的夏勇，新近出头的持毛主义立场的强世功，以及进入金融管理机构的海归派李波等人。

二是法治话语的合法性增长。在近年中共技术官僚化的走势中，“政法系”成为继“理工系”之后的又一技术官僚集团。这对中国未来的宪政转型具有极要紧的潜在政治影响。因为后极权时代制度转型的困境之一，是话语的崩溃，或称话语的合法性困境。当前中国有三套与宪政转型相关的话语系统。其中，残存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民间的政治话语长期处于敌对、对峙和抵消之中。这就给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法治话语一个快速崛起的机会。

1989年之后，经济学话语曾在这种罅缝中强盛一时。它的特征是在两头都不得罪的前提下去无限放大市场逻辑。但经济学话语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道义与技术两方面的合法性，去吸纳政治话语。这就使它无力对更重大的宪政转型与政体革命诸问题发言。事实上经济学话语在90年代的高度强盛，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在整体上对政治话语的一种放弃。随着90年代后期经济学话语藉着产权问题，迅速向着制度问题转向，日益接近法学范畴。最终在近5、6年时间，法治话语在经济学帝国的围困和勾引下，终于获得全面超生的契机。法治话语开始替代经济学话语，成为当代中国从官府到民间都最具“合法性”的一套话语。连省部厅局各级官员也大量涌入法学院拿硕士、博士头衔，致使贺卫方先生愤然停止招收研究生。

由此看“政法系”的冒起，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人事上，而在话语的整合。法治话语一方面给了部分“政法系”进入专制集团内部向上攀升的资源，同时也给了另一部分“政法系”向着政治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社会活动家甚至未来的反对派党人推进的资源，显出比一般人文知识分子更大的勇气。纵观中国一百多年的制度变迁史，会发现唯有法治话语在今天做到了这一点：即成功的让朝野内外和政治上针锋相对的人们共享了一套话语。如果说当年李鹏和王丹之间的对话，注定了是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政治话语之间的牛头不对马嘴。那么当前“政法系”的崛起可能给未来的民主化带来一个机会，即持不同政见的庙堂与江湖，终于听得懂对方的话，能用同一套逻辑和话语使对话有起码的理性。

第三个趋势是法学家立法，包括律师参与立法。这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略去不讲。

最后一个，是近年来法治话语的崛起，成功的吸纳了政治话语。在官方体制和平面媒体的叙说中，形成了一个与以往“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相反的局面，即一切问题都是法律问题。

除了64、法轮功等少数具体政治事务，在大陆，几乎一切政治问题都能在法治话语的掩护下，获得程度不一的表达。在法治话语的高歌猛进中，短短几年时间，最能代表中国社会对未来政治转型最基本诉求的关键词，便从“民主”置换为了“宪政”。这是当前法治话语吸纳、涵盖政治诉求最明显的例子。而在民间社会和政治异议空间，维权话语的崛起，也正在迅速吸纳、整合甚至置换传统的海内外“民运”话语。

这种咄咄逼人的势头，使民间的政治抗争在一个政治专制时代，能够部分的获得突围和不被当局否定的合法性。甚至也迫使传统的政治反对力量——“民运话语”面临洗牌。在海外，一部分“民运”话语开始主动或被迫调整政治诉求，选择与国内维权话语结合。而另一部分只谈组党、不谈维权，或完全身在国内维权话语之外的“民运”话语，则不可避免的被边缘化。最终结局必然彻底淡出影响中国未来政体革命的话语场。

但是。法治话语对政治话语的吸纳，也导致了法治帝国主义的扩张，开始显示出负面的代价。因为中国的转型不是单纯的法治化，甚至不是单纯的宪政化。我们面对的问题，一部分是法治问题，另一部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我们同时需要政治话语和法治话语的兴起。但法治话语的强横却在吸纳的同时，也开始遮蔽了政治话语，也遮蔽了知识分子们对自己政治立场的表达。

政治问题法律化，一面使政治问题有机会在枪杆子下获得表达，但一面也阻碍了政治问题的继续表达。以往，“学术化”和“政治化”是犬儒知识分子首鼠两端的选项。“学术化”为知识分子们表达政见提供了最好的掩体。如在9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叙说中，学者们借助“自由主义”这一思想学术范畴，对以民主宪政为内核的政治立场进行了间接的、但却是1949年之后最完整、最坚决的表达。“我谈的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知识分子在专政者面前捍卫话语合法性的通用公式。

今天，“法治化”和“政治化”开始成为另一对选项。“我谈的是法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成为有勇气出埃及的知识分子们停在半山腰上的第二个公式，和第二次犬儒化。“我是专业人士，不是异议人士”。也成为“政法系”知识分子在今天谈论最敏感问题时一种最保险的资历。事实上，近年来在敢言甚至敢为的各类型人群中，当局其实对“政法系”是最手软、最顾忌的。因为当局在政治合法性危机和市场化的解救之路上，被迫的长期扶持了法治话语的强盛，就像它曾长期扶持民族主义话语一样。今天，共产党统治体制对政法系在整体上的依赖，强于它对任何一个精英集团的忌惮。就算狠心抓200个作家诗人、抓200个记者编辑、抓200个民营资本家，中共也不见得会一时崩溃。但今天，如果从整体上镇压“政法系”群体，绝对是这个政权无力支付的代价。

欧陆化的技术色彩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倾向，是一部分“政法系”集团在今天暗中推动制度转型的路径和护身符，但也使法治话语对政治话语的吸纳成为一种遮蔽和障碍。如果政治话语不能从他们铺天盖地的麦克风中挣扎出来，那么普遍化的法治话语和“政法系”的抱残守缺，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宪=政转型的阻碍，而不是依靠。

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政法系”的未来，最艰难的是人权律师，最了不起的和最有力量的也是人权律师。前几年，“政法系”的中坚是一批法学家和自由知识分子。政法系最大的力量是他们嘴巴的力量。一批新兴的维权律师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受前者的影响。但未来，政法系的力量要从观念的力量向着行动的力量转移，“政法系”的中坚就必须从法学知识分子向着人权律师转移。

在我看来，没有人权律师就没有“政法系”。我也是政法系背景的自由主义者，我也用言论表达过我的担当和勇气。但我对那些中国人权律师的敬佩，超过了对任何人。他们的勇气大于今天的任何写作者。

但最近一年，大陆人权律师队伍遭到严重打击。郑恩宠、朱久虎入狱，郭国汀被迫出国，李建强被没收律师证。其他如高智晟、张星水、莫少平、浦志强、周立太等人均受到沉重压力。人权律师的事业，能否继续拓展，成为大陆未来民主化的理性支柱。最重要是看他们能否得到所谓“政法系”的全力支持。而对人权律师的态度，也是大陆的“政法系”在整体上会否蜕变为政治保守主义的关键。“政法系”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尽最大的可能去帮助、支持、声援、宣传甚至客串维权律师。

这方面，许志永是第一个从学院知识分子向人权律师倾斜的先锋。最近北京的蔡卓华牧师因印刷圣经等基督教书籍而受审的案子，则是“政法系”知识分子一次重要的集体尝试。在国内人权律师处于最低谷的时候，青年一代“政法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许志永、滕彪、范亚峰、陈永苗、王怡等，以“公民代理”的方式，与人权律师高智晟、张星水、金晓光合作，组成了一个大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治案件辩护团。这种方式能否得到复制，能否赢得更多“政法系”知识分子的参与，将会决定大陆人权律师事业在未来几年的前景。

除了政治案件，在宪法和行政法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有勇气介入行政诉讼，推动对行政权力的制度约束。因为大部分律师同样也不愿接手行政案件，代表当事人与政府对抗。大陆行政诉讼的艰难发展，几乎是由学者而不是由普通律师去推动的。如宪法学家周伟，经济法学者俞梅荪、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林莉红等，在一系列民告官的诉讼中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相比之下，大部分法理学家和刑法学者们以“学术化”掩饰自己的犬儒化，或以后现代为名掩饰自己的注释法学和投降法学。在学院沾沾自喜，以接触立法或埋头挣钱为最高荣誉，对法治理想和未来的宪政转型充耳不闻。构成了“政法系”中最保守、最糟糕的部分。

以此文，向大陆人权律师事业的开拓者张思之先生致敬。

2005-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