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意识形态与法轮功
乌托邦意识形态与法轮功
——回老田《新自由主义与法轮功是一对难兄难弟》
王怡
央视“焦点访谈”对法轮功自焚事件的评论字字玑珠，有令人振聋发聩的效果。尤其联想到（无法不联想）在一个极端的时代中那些此起彼伏、狂热至此的乌托邦革命及其“继续革命”，我就无法不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意识形态和如出一辙的思维模式放在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下，而进行也许不合时宜的追问：
为了一个虚幻的美丽世界和千年王国，就可以让没有来生的个体去承担牺牲？
当电视镜头闪过自焚者火起的画面，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每年从峨眉山舍身崖跳下的佛门信众，和刘胡兰、黄继光、许云峰等革命先烈及枉死于文攻武斗的无数花样少年。为什么我们今日普遍对法轮功及李洪志殊无好感，对自焚事件怀有深深的憎恶，甚至对于那些抱着虔敬信念去自戕肉身的自焚者都似乎没有丝毫的同情与怜悯？除了缺失宗教精神的实用理性的文化精髓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20世纪风起云涌的乌托邦革命在吾国屡创灾难之后，给整个民族带来的幻灭、郁闷和精疲力竭，恐怕也是今日民众面对任何终极信仰时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无论法轮功信奉者所信奉的事物如何荒谬不经，或如何神圣崇高，我们都已经很难去理解甚至也没有耐心去接近那些甘愿自焚者的心理和精神境界，就像我们当年可以理解和容易进入刘胡兰、黄继光和红卫兵少年的精神世界那样。我们宁愿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法门，把我们与他们划开，而称他们精神有问题。
李洪志为信徒所允诺的“天国”，远离人间，理论又粗鄙不堪，在有着无神论教育和实用理性的沉浸之下，大多数人不难识别其荒唐。且法轮功着重的是摒弃世间人伦的个人修行，以佛家境界而论，沦为“小乘”。而乌托邦意识形态则不然，在马克思那里，从黑格尔一脉相承，将“天国”搬回人间，将伊甸园转换为地上的千年王国，将善恶的因果推演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神性规律。因而个体是虚妄而暂时的，乌托邦以人类的“大我”来替代和压抑个体的“小我”，以历史的恢宏和终点的辉煌来抚慰个体的灭绝。从而企图使一切价值在神学之后，重获终极的意义。以佛家境界论，则为“大乘”。
然而相似的是：在“大我”的、“历史”的重负下，英雄气象的背后洒满了道德的血腥之气。现世的个体甘心或不甘心（不甘心的便教育改造之，直至肉体消灭）地承担着牺牲，却得不到救赎，和临终时的“一股白烟”。每一代人以血泪的代价来梦想的“千年王国”，如同那位12岁的自焚者梦想着通往天国的黄金大道一般，没有实际的受惠。在“乌托邦”中，我们永远为着虚妄的美丽世界而被迫交付出一个个血淋淋的自我。一切牺牲被命令为给异己的后来者，或一个异己的“全社会”。在这里，乌托邦暴力革命运动现出比一般宗教更加残酷而不能自圆其说的虚伪性。难道个体的、现世的生命是无关宏旨的吗？难道整整一代人的牺牲是死得其所？
当那个我们为之蒙难的“美丽世界”并未如伟人所料按时来临，或如吴敬琏先生回忆顾准时所说“当他到来了，却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便如那个自焚未遂者一样念念有词，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是黑烟？为什么不是白烟？
乌托邦比法轮功高明，在于它的“大乘”。在于它有一个也许永远令人心动的立场和起点，就是始终站在社会底层，对不公平不正义的现实保持了批判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散落在野，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的一支劲旅，就似乎是利大于弊的。但当这种力量一旦入主金銮，唯我独尊（这恰恰又是乌托邦一元化论者必然的路径），便立刻与当初的歃血为盟背道而驰，滑向极权主义和对个体的无比藐视。因而，乌托邦比法轮功更加可怕的地方，也恰恰在于它的“大乘”。一个救世主般的“乌托邦”，实在比一个个人主义的“乌托邦”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它有着追求公正的目的和令人敬仰的义愤。
其实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大可以规避的。规避的力量一则来自李洪志，一则来自中国政府。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灭佛运动，每一次都激起了剧烈的抗争。某些地方政府对待一般法轮功习练者不加区别，做法粗暴（如上述分析，整个社会已对习练者缺乏同情的了解，甚至视之为人兽两途的异端），动辄送精神病院，送劳动教养。联想到前文所述的峨嵋舍身崖，佛教也好，道教也罢，其信仰历年来致人死亡的恐怕也是罄竹难书。假设今日禁绝佛教，退寺还林，退寺还田，你就敢保证不会有和尚憋急了，跑到天安门前去自焚？何况自焚本来就是佛家的传统招式。
由此看见乌托邦意识形态与法轮功的第二个相似处：自以为绝对真理在握，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容置喙，不容异端，唯我独尊，对其他思想派系妖魔化，直至毫不留情的铲除。又由于自认为立场正确，便不吝手段，始终觉得自己是正义所在，是上帝的代理人，虽千万人吾往矣！
今日之法轮功在乌托邦主义者大多不举之后，似乎就有着这么一股子劲头。其精神脐带，其实源远流长。
还有人指出第三个相似性：就是对一个活着的领袖大肆膜拜。
我憎恶并警惕法轮功，但更加憎恶并警惕与法轮功及其他现代邪教一脉相承、同宗同源的一切乌托邦意识形态。
2001-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