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中的道德前提

交换中的道德前提

——也谈道德之一

王怡

自然，任何秩序首先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市场经济也离不开伦理的支撑。韦伯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演进的内核。有种观点总认为交易是价值中立的，就是要反对道德的泛化。这是固然不错，政治与经济的道德主义倾向是我们一贯的传统，就是一贯的苦头。反过来，另外的朋友却认定道德沦丧是物欲发展的代价，是市场经济孽生的恶疾。总之是将两者对立起来，不是你死倒是我活。看不见两者的关联。

什么是所谓“产权”、所谓“自由”和“交易”？事到如今，这些自然不是形上的“天赋人权”可以解释。从哈耶克的演进思维看，现代社会每一项所谓“权利”，背后哪一个不是一大堆鲜血、眼泪、苦难甚至战争。不然看我们如何通过鸦片战争去认识“治外法权”和属人管辖的国际公法原则。踏入文明之前，是无所谓“权利”的。一切皆是山上的野兔，产权尚未厘清，任何猎人都有得而捕之的可能。捕获之后是否就物归其主了呢？不然。我大可以去抢、去偷、去骗。马克思认为，“占有”只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或者权利的来源。蒲鲁东比他更激进，简直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所有权”“。哪怎么办？武侠小说中大家争抢某种宝物或密笈时，有句话叫做”惟有德者居之“。这甚至也是更大的”产权“（主权）更迭转移的理由。但是落到实处，其实是从来就是”惟有力者居之"。

“产权”，则是对于“占有”的一种公认，是对于“惟有力者居之”的否认和拒绝。第一次社会分工带来了第一次的物资交换的需求。你要吃肉，我要吃饭。但这种需求不一定要通过“交换”的方式去满足。没有对于“产权”的社会公认和尊重，就没有日渐发展的市场和交易。大家都去抢好了。具体在一个场合，“抢”的成本比交易小得多，所谓“没有本钱”的买卖。原始社会，“抢”总是增加财富、满足需求的主要途径。《易经》有云：“匪盗、婚媾”。连婚姻也是要抢的。近代以降，从西班牙舰队到大英舰队，哪一次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在本质上不是“抢”而是“交易”呢。近代以来在欧美内部基本建立了一种“交易”的秩序，但在东西方之间，还是适用“惟有力者居之”的道理。

但大家若是都抢，那“抢”的成本可能就比尊重别人“产权”的交易方式还要大。所以对于“产权”的公认和尊重，对于善意“占有”的承认，就是交易的起码道德前提。但这种“承认”本身靠不住道德，还要靠这个“力”的较量。英国军队为什么不承认满清的“产权”呢？一支军队杀入人群，“抢”自然比交易便宜。一支军队与另一支军队对垒时，“抢”的成本和风险便加剧，最终的妥协就是理智的结局。所谓“契约”，非是卢梭所说的理性的产物，根本来自力量的比较。能吃定你的时候，傻瓜才和你讨价还价。古希腊时代的国际公法，便是在海盗之间的妥协和博弈（契约）中诞生的。名副其实的“盗亦有道”。

财产权，以至自由与民主，无不来自于多元力量间的对峙。为什么故中国没有交易秩序的自发扩展，和民主传统的沉淀。但是有一个很发达的行当，就是替代“产权”制度之不足的镖局护院业。村子里的交易在宗法与礼教之下，一般没有问题。但一越出家族之畛域，便需要武装护送。这样的经济能够延伸到一切陌生人当中，成为庞大的体系，才是怪事！

没有交易与财富的积累，在一个过于早熟的集权体制下，便没有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和一个漫长的过渡地带。“有群众而无社会”（傅斯年）的局面，政治国家面对百姓，也就仿佛军队开进村落，没有财产权，就没有契约和交易，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民主。

古希腊的民主制正是在于市民社会的壮大。贵族和平民上层可以有所依托。从而形成王政与贵族的对峙。英国十三世纪的“自由大宪章”为人称道，其实就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契约。中国过早的废封建、兴科举，毕其功于一役。使贵族失去依托，使官僚的身份悬于半空。你可以一朝暮登天子堂，也大可能一夜间九族尽戮。贵为宰相首辅的，一样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所以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三世而斩”。

民间资本聚集起多元的力量，在西欧向封建领主赎买（交易）了城市自治权后，产权秩序开始确立。它的道德前提不是由关公崇拜来保障交易安全（关公是传统中国江湖上的信用卡），而是依仗了强大的近代文明。古希腊和古希伯莱的渊源，启蒙运动、新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运动，这些为交换的市场化，为财富的产权界定及其正当性，为财产的私人化和个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提供了理直气壮的依据，和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财产私有”、“契约自由”和“主体平等”，成为三条根本性的金科玉律，在西方立起了交换的道德前提。

如果我们固守“中体西用”的老路，看不到商品交易的经济秩序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与我们大不一样的道德基础和传承，我们就没法理解今天所谓道德滑坡的实质。而主旋律对于某种陈腐的、已经游离于时代之外的道德秩序的张扬，便也只能南辕北辙。

在法经济学的视角，道德所以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与更加规范的制度（如法律）一样，可以使每一笔交易变得更加便宜。便宜的方法是：让大家对于彼此的行为决定形成一个“明确而相同的预期”。这个“明确而相同的预期”便会让每一个回合的资源配置变得事半功倍。

举例：两个人一进一出，在门口相遇。常见的情形是要么谁也不让，要么大家都让，相持不下，便虚耗了“资源”。最佳的场面是一人让、一人走。至于是谁让谁走，在效率的考量上并不重要（也就是科斯第一定理所说产权界定给谁，结局都一样）。这个默契场面的出现，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念头，更加取决于互相间关于对方念头的推测。

光靠猜想不行。我猜你会先走，我便改变念头；你猜我会猜到你会先走，你又会不会改变念头？这个博弈游戏是互动的。这时我们渴望的一种力量，就是能够促使我们形成“共同预期”的那种力量。

在以德治国的局面下，这种力量主要就是道德人伦。比如“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的宋朝。每一回一男一女在门口相遇，都将出现“最佳场面”：女的让，男的走。再如“长幼有序”等三纲五常，诸此类推。不管相遇的两个人是谁，他们在礼教人伦的身份网络中都有名分，谁让谁走基本上比较明确。只要明确，在经济上就是最有效率的。

这是在梅因所说“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之前。转变之后，就有更加简洁明快、一视同仁的办法：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走，让每一个人对自己及他人的行为都形成明确而一致的预期。而道德当然不是全无作为，如果每一笔交易中，双方都能预测对方不会欺诈，自己也选择不欺诈，这样的交易秩序就将是全世界成本最低的交易秩序。“诚实信用”之所以被现代民法奉为“帝王般的”前提，就在于此。

似乎可以说，诚实是第一生产力。但这个道德前提却不是靠道德教化本身来维系的。教化不要说维系不了，教化本身将大众区分为教化者和被教化者，便带有极大的侵犯性。法律的强制来自于他在价值上的某种中立和技术性的立场，道德的强制却诛及内心，其本身便无法在道德上自圆其说，其本身就带着最大的不道德。

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同样是最没有效率的地方。

2001-03-08于包家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