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与1970一代
现代传媒与1970一代
萧三郎
■ 好像你也非常得不幸运，你也生在悲惨的1970年代？
王怡：是挺悲惨的。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改变不了十年之间沧海桑田的周期性动荡。这使得每一个十年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十年代当他的代表人物群体出来后，和其他年代的群体都有极大的断裂。尽管我并不喜欢以生长年代来为某个群体命名，但不可否认“时代性”就像性征一样，的确对它的代表群体构成了深入的烙印。我在叫“妈妈”之后学会的第二个词，就是指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大叫“婆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意味着意识形态进入家庭之后的成长空间。另一个象征性事件是大地震在童年的阴影。我指的是四川的松潘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在同一年。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里在院坝的平地上睡觉，当时我三岁。对儿童而言，地震是最大最神秘的不可预测的力量。它象征着更大的地震将是未来岁月里的社会波动和世俗化的高歌猛进。我在刚学会说话的年龄里被一场地震吓坏了，十三年后的春天，我又在思想刚刚断奶的年龄被另一场地震彻底颠覆。这是个在目前不能详谈的话题。但在我看来，要谈70年代人，就必须谈到70年代人在80年代末渡过的那场青春期。对思想而言，这是一个不能再糟糕的青春期了。他对整整一代人的成熟和生理卫生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影响。我的全部思想成熟过程，都是对这一被摧毁的青春期的反思和弥补。我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来阅读和思考，目的之一就是想摆脱这一阴影。
■你对同道的写作者和1970年代有什么看法？
王怡：有人说网络是70年代人的天下。包括技术和思想。更小的80年代都还聚集在聊天室和游戏室里。70年代人在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童年里浸泡，而在一个不断世俗化的当代寻求立命安身。这是中国语境下最典型的一种成长。从这个角度说70年代是最幸运的。70年代人将成为中国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的沾合剂，他们在前辈和后生面前，一方面不够世俗化，同时又不够意识形态化。随着时代的推进，他们的逆反会是前后几个十年代里最温和的一批。如果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包括未来宪政体制的确立，需要一种保守的社会力量。我认为70年代人将成为立足在现代市场和民主价值之上的保守主义的中坚。70年代人将普遍在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之间找到一种中庸的立场。我觉得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时代烙印所决定了的。
我说的当然仅仅是预言。70年代人才刚刚开始三十而立的过程，他们在思想积累和财富积累上还有很长的路。但不用多久，当社会面临80年代人的迅速崛起和不可完全意料的社会变革的又一次高峰推进时，70年代人的这种中和性的力量就必定会异常突出。
和我纪相仿的一大批写作者，通过网络我和他们相互了解或认识。我的感觉是，包括我在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思想和表达的姿态上，恰恰并不如60年代或更早群体里的写作者那么激烈甚至偏执。老实说，我们的阅读和思考的视野也是49年之后最为完整的一代。这也是我说最幸运的地方。不过这种完整性要成为一个结果，还显得过早。但我坚信一点，像我最尊敬的几位文革后如刘军宁、朱学勤、梁治平和刘小枫这样的学者，在今天的中国学界是异常稀罕的。但在我所知道的有限的70年代的写作者群体里，一定会在未来二十年间涌现出数倍于此的人物。
■ 在你所认识和知晓的范围中，你认为有那些人物是潜藏在地下的牛逼者？
王怡：我不太喜欢使用牛逼这个概念，虽然我是属牛的（笑）。我所接触和尊敬的写作者大多是怀着某种超越性关注的。这也和社会对70年代人的印象不大一样。一大批思想者在媒体、高校和网络上努力寻求表达的可能，他们已经在开始扮演我所讲的中和者和沟通者的作用。像世纪中国网站的斑竹吴冠军（比我小三岁），锐思评论的安替，卢周来、林国荣，及我提到的星期五读书小组的成员，还有一大批从事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朋友，他们的健康一面体现在开始努力挣钱以外，已经从世俗化的高歌猛进之中开始把写作当作真正的事业来做，并以一种平和的态度，而不是80年代学者群那种普遍的道德激情姿态。我把这一点当作一种可贵的进步，而不是对理想的降解。
唐哭和王小鲁是我在网上认识的潜藏在地下的佼佼者。陈永苗的阅读和研究视野则令我敬佩。年仅26岁的徐晋如在网上被誉为旧体诗第一。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事件。证明了我的70年代是最完整一代的说法。因为正是完整性带来了70年代人的多元性和选择性。80年代的写作者群体具有极高的同一性，他们中几乎没有人选择并成为旧体诗的迷恋者和佼佼者。而在70年代中，我们开始看到比前辈们更多的方向性。
一个20几岁的人，在一个普遍浮躁、纸醉金迷和腐败淫乱的，同时个人生存压力空前高涨的时代，怀着思想的真诚读书做学问。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值得整个70年代为之骄傲，并让缺乏同情之了解的批评者汗颜。更何况这样的人有一大批。
■ 谈谈你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吧？
王怡：有人说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刚才我也把这个标签插在了70年代的头上。我不愿意说“传统文化”，而说“传统”。因为传统是鲜活的，传统文化则可能是发臭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情欲是一种有传统的性欲。“传统”在这里代表着一种方向性。性欲原本是没有方向性的，方向性在针对特定对象的传统之中形成。这句话可以代表我对传统的看法。方向性并不是说你随手一指就是那里，方向性是你指向那里之后还要上路，在那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走久了才有方向性。诺思称之为“路径依赖”。我珍惜传统的路径依赖的作用。用英美的法学观点看，就是对于连续性的遵从。任何东西不连贯就不好看。权利、自由、民主，这样概念都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尊重传统就是坚持渐进的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和积极的建构理性。
换言之，我对传统的看法并不是本体性的，并不是觉得传统的某个东西真是好，迷进去了。我看中和尊敬的是传统对于今天的意义。我说的是延续到今天的传统，而不是去恢复已经被摧毁的“传统文化”。比如新儒家或大陆一些人对和合文化的吹捧。我对这种吹捧不以为然，那些东西早就没有了。我批评革命对于传统的摧毁，但不是要像孔子一样提倡恢复已经被摧毁的传统。我所理解的传统，就是指构成今天的现实语境的所有既成事实。比如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后果，就是中国语境中最大的一个传统。你不能绕开它，也不能像它当初做的那样去摧毁它。你必须顺水推舟，不能打断历史的连续性。所以我坚持认为在中国今天，财产权、契约自由、地方自治和地方财政的联邦化，以及司法独立，促进这些可以造就地方鼎盛、民间殷实的因素的发展，是比强调某些政治权利的激进姿态更加可靠和富有意义的。我觉得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他们成为一种鲜活的、正在逐步生长的传统。
■ 你认为传媒对70年代误读了吗？
王怡：误读难免是一种常态。我前面提到的一些情况可以证明种种的误读。但我觉得误读的本质并不是针对70年代的时代属性的，而是更普遍的针对任何一个刚刚成为男2号和女2号的社会少壮群体。因为不管那个年代，他们在20几岁的时候作为一个整体，都是前面的成熟人群看不惯的。对70年代人的所有指责可在任何时代用在任何20几岁的群体身上。我没有看到把70年代独有的年代属性像性征一样指出来了的说法。我对种种来自成熟人群对70年代的指责和误读都不以为然。前面说到每十年的周期性社会变革，在这种传统下，没有任何一个父辈的群体可以离开具体的行为而去指责年轻一代的时代属性。因为这种属性是一种原罪，因为在这种属性中每一个父辈都是同谋。我们所渡过的意识形态化的童年和肮脏的青春期，有人站出来负过责吗，有人为之忏悔吗。任何一个时代在犯下罪愆的时候，对未成年的一代都是漠视的。未成年就意味着透明，意味着你根本不存在，不在场。
重要的一点是，70年代人在目前是中国民间力量的主体，相对于前辈，他们和传统体制的关系也最为暧昧。他们现在大多在努力挣钱、买房子和准备带小孩及赡养开始年迈无保障的父母。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在少年时代经历了理想主义的启蒙和被摧毁，在成年后被市场压得喘不过气来。相对于建国后的每一代人，我倒倾向于认为70年代是最健康的一代。因为这种健康，70年代终于要担任起这样一种角色，在前辈面前说自由与民主是重要的，在后辈面前则大讲道德和责任也必不可少。
以我的看法，对社会国家的命运怀有真诚关怀，这更像是70年代人的特点而不是前辈们的特点。我的周围，三十五岁以上的人群里，唯利是图的倾向远远大于和我同龄的这一代人。根据我在网上的经验，观点偏激、哗众取宠、言辞乖张、缺乏宽容精神的人，倒是5、60年代的人居多
■ 你的生存哲学是什么？平时看些什么书和什么碟子，有没有偶像？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
王怡：这个问题像是谈话结束前的例行问话。关于生存的态度前面其实说得够多了。我目前的阅读文学作品开始锐减，一大半是学术读物，然后是历史类的通俗读物，包括历史小说。被锐减的文学性阅读则被看电影所替代。我是个影迷和DVD收藏狂。电影的品位高低不平，最闷的艺术电影，和最搞笑的香港片。我那篇关于柳如是的评论，就从一部三级片谈起。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很多人表示对这一点挺有意见。
我要说有偶像，应该首先算前面提到的几位学者。世俗意义上的偶像比较阶段性，艾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和朱丽叶比诺什，是我目前最欣赏的三位演员。有他们的电影我都会买下。
我对自己有一个期望，我希望做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写作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我希望做一个在学术体制之外的学者，一个学术性的批评者。网络的发展和未来言禁的逐步宽松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可能。我所说的最缺乏的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就是介于学术界和媒体从业人员之间的一个层次。学术界以学术的目光在象牙塔内批评现实政治，并得到学术名义下的某种保护。媒体以世俗的目光进行批评，并不将这种批评引申到抽象价值的解构上去。他也可以得到形而下的即世俗价值的某种保护。而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以学术性的更深刻的批评，来挺入大众媒体，这就难以得到保护，并因为成为最单薄的一个环节。这也是我所说的一种中和的力量和角色，我希望自己成为这种力量当中的一员。
2002-04-05
《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