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骇客帝国》与《楚门的世界》：世俗化带来什么

《骇客帝国》与《楚门的世界》：世俗化带来什么

王怡

我本想借此讨论现代传媒的控制力，和民主对于个体权利的伤害。但临时看到了另一部类似的电影，1959年迪克导演的《脱节的时间》。主角生活于50年代一个田园般的加州小镇，过着简朴的世俗生活。但他慢慢发现了整个小镇，居然是一片虚假的景象，是对于他的欲望的刻意迎合。就像《楚门的世界》里楚门发现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巨无霸的摄影牛棚，而自己是一部24小时直播的电视节目的主角。尽管电影中虚假生活的来源不一，但他们的相似处让我忘记了传媒对楚门生活的操纵。我的注意力在提笔时完全放在了虚假本身。

虚假得更加彻底的则是《骇客帝国》。所有人生活在一种虚拟的现实中，由一台超巨型的计算机产生和控制，我们生活在操作者的电脑里，真实的世界则是一片废墟，是全球战争之后炸回了石器时代的荒芜景观。如果主人公最终不能离开电脑母体（matrix）而回到现实，甚至并不知道母体的存在。那么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我们今天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我们对于太空的探索在本质上，不过是像楚门一样在大海上寻找着摄影棚的尽头。

宗教与信仰正是一种古老的探索形式。一种在真相尚未揭露之前的美好想象。在楚门的世界中，导演的意义就犹如上帝。这是理性和传媒力量的僭妄，也是我本来想要讨论的方向。但也许显得更加重要的主题，是这三部片子的一个共同点，即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感到越来越真实的虚妄？或者我们为什么对于生存背后的无意义，和被操纵的真相充满怀疑与恐惧？在楚门的世界和matrix的世界中，在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世俗性面前，我们看不到也不愿想象一个具有超越性的真相。现代媒体和计算机网络就成为了上帝的替代品。

在一个过分世俗化的后现代，上帝或上帝的临在，可以意味着什么？这三部电影给我的结论是：上帝就是高科技。

哈贝马斯对于911事件的解读，不把它看作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把它看作宗教世界对于世俗化的拒绝和反抗。他显然把恐怖主义本身的意义淡化了。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现代政治亦是一种世俗化的政治。我倾向于把现代政治的世俗化看作属于我们个人的自由和梦想的保障。但政治领域的世俗化是否可以与个人精神世界的非世俗化共居一室呢？现代社会是否不可避免的全面的世俗化，以致纽约的居民们已经无法理解劫机分子的动机，一个人怎么会那样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在纽约的世界里，也就是楚门的世界和matrix的世界里，也就是我们正在高歌猛进迈入的那个世界里，已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个体甘愿牺牲自己去达成的超越性目标。

于是哈贝马斯说，这就是“世俗社会与宗教间的紧张关系”。

杜维明曾经批评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说他们最大的问题和盲点就是摒弃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在一个韦伯所谓“解咒”（去魅）了的现代世界，由于工具理性和自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的僭妄，一个过分世俗化、技术化的，过分以个人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已经容不得为超越性的解释留下余地。哈耶克批评大陆思想，说那种积极的、建构的理性是“僭妄”的。而在杜维明这种儒教思想家眼里，自由主义和非目的论的现代哲学整个都是僭妄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即孟子所谓“孺子落井”的话题，杜维明指出“同情”也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理性，但在一种“去魅”的的笛卡尔式的理性体系中，却不能承认并容忍其普遍性的价值。就像西医不容忍中医的正当性。杜维明进而宣称，儒教和其他超越性的宗教文化，正因为其尚未“去魅”，不够现代性。所以在一个已经去魅的当代世界，更加具有借以观照的光芒。

在超越性解释和社会共同目标面前的彻底世俗化、个体化和技术化，它的后果除了我们所想念的现代民主与个人自由以外，是不是一定要伴随着楚门般的命运，和纽约市中心犹如《骇客帝国》中的瓦砾场？这之间有因果关系吗？楚门的命运和世贸中心的命运是否真的与这个世界的过分世俗化有关？这里有一个悖论，在911事件中，恐怖主义其实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不世俗化的一种主义。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到底是西方世界的世俗化激发的，还是自己未曾世俗化的那些品质激发出的？有一种解释把恐怖主义的激情，归结为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作为。也就是古人说的活该现世报。这种说法就把恐怖主义的品质极端世俗化了。把人家伊斯兰世界的圣战降低到了血亲复仇的原始水平上。持这种观点的人，今后出门也得当心。

超越性的、尚未去魅的的宗教文化也如此多元。究竟谁是世俗社会的敌人，谁是救星？这个问题提出来，我目前无力回答。我只知道，这三部电影里的生存处境是和我们比较相似的。和中东的穆斯林们则相去甚远。至于更远是比我们更有福份，还是比我们更惨。我没有结论。

2004-10-22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