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当代谶纬文化的个案分析

好莱坞：当代谶纬文化的个案分析

王怡

●《刺杀肯尼迪》：从阴谋论开始

约翰.杰温斯波说过：“对政治的怀疑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

刚刚从老家出来读大学，看到许多美国电影，简直被吓坏了。在银幕上，好莱坞塑造了一个无恶不作的联邦政府。或许胡弗时代的FBI也把美国人吓坏了。这个政府干了一件坏事，好莱坞就编出几十件坏事来拍电影。要有一个阴谋败露，大家就想恐怕还有一百个阴谋没有揭露出来。你要有三分坏，电影里就有十分坏。比如梅尔吉布森主演的《阴谋论》，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可能没有阴谋瞒着人民的。

奥立弗.斯通的电影都是唱反调的。有人拍了一部电影说刺杀肯尼迪的其实就是联邦政府。这时政府就尴尬了。禁止吧，说你心虚，沉默吧，说你默认。俗语说得好：不瞎不聋，不做公翁。政府何尝不是如此，最明智的就是干脆睁只眼闭只眼，保持中立，不表态。

但这就有个权力递接的问题。孟子说，“天子受命于天”，胡克说“王权神授”，教皇主张“圣彼得使徒继承说”。这些都为权力的神圣与正当性张了目。你骂谁都可以，就是不能骂天骂神骂教会。那个将皇冠戴在我头上的人都是冒牌货，我岂非也是冒牌货。那还怎么能不表态呢。中立也中立不了。

但在选举制下，你说上届政府如何无恶不作，我也可以中立。我的权力又不是上届政府给的，是你们选出来的。他坏关我什么事，你们自己没有选好，遇人不淑，我只有Say Sorry，但不会说Apologize。

除非你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是以前的君主或领袖私相传授。那么一直上溯到最初的统治者，都是骂不得的。其中一个有问题，现在的合法性就有了危机。

肯尼迪究竟是不是FBI杀的呢？反倒成了细微末节的事。

●神不知鬼不觉的《神鬼任务》

这一次的阴谋论被好莱坞搬到了联合国总部。国际政治给与的想象空间被发挥到极致。最冤枉的是中国终于也被牵扯了进来。联合国秘书长的女助理掌控着一个特工小组，在各国（包括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既然各国都有类似的组织，联合国凭什么就没有呢）。这一情节设计是有社会情绪的，直接针对美国因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出局而冻结拖欠联合国会费一事。言下之意是你看看联合国拿我们的钱都干了些什么。

围绕中国签订联合国贸易协议（影射世贸协议），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被意图垄断转口贸易、阻碍协议签订的香港商人暗杀（大使馆都可能被炸，理论上大使遇刺听上去就并非那么耸人听闻），而大使在遇刺前透露，刚刚发生的中国偷渡客集体死亡一案，是为促使协议签订有意安排的（可恶，又影射多佛偷渡案）。当然，各种鸡尾酒会的外面，还免不了叫嚣“西藏问题还没解决”的示威者。什么乱七八糟的，统统被反应敏捷的好莱坞整合到一起。在一切政治题材的电影中，怀疑就是唯一的市场价值。从莱温斯基到科索沃战争，到911事件，麦卡锡时代之后的好莱坞似乎是一只惊弓之鸟，越来越像一个现代社会的巫师。虚构的电影像一个个预言。当我看到美国政府在电影中越来越像一只难以制服的利维坦，我觉得容许这种乌鸦嘴存在的社会是值得尊敬的。但这部电影将光怪陆离的政治内幕罩向中国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怪不自在，虽然旁边只有我的妻子一人，我居然还是忍不住抬起头来四处望望，好像那些事是我干的。

克林顿下台后，有媒体报道说，他们两夫妇身边的亲朋好友、知交古旧，在这八年里竟然有高达百人以上非正常死亡。这家媒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难道总统府真的有一支执行“神鬼任务”的特工，专门为克林顿铲除异己？

是记者电影看得太多，还是好莱坞的编剧们新闻看得太多。好莱坞的政治题材电影与现实政治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这类似的电影已经不单单是娱乐，而成为舆论的一种。像巫的占卜。

或者像中国民间流传的《推背图》和《烧饼歌》。好莱坞电影开始具有谶纬文化的性质，或者在电影这种虚构文化的名义下开始公开的大肆造谣。这是其他地方的电影文化所不具有的特性。类似于这部电影里的情节，我们也有人编排些典故出来，口口相传，但抓住了就要坐牢。

问题在于：如果克林顿也好，联合国秘书长也罢，他们都有可能瞒着人民干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勾当，把手中的公共权力胡搞滥用。那么在理论上我们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就不可能有无数的阴谋，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酝酿？别人在“反华影片”里这么作践我们的政府，让我实在极不舒服，夜里起了无数的恶梦。这样的电影就是要拍，也该我们自己来拍。自己不好意思拍，让特区公民周星驰拍些《国产零零七》，也算是有肉烂在锅里。

要是实在国情不允许，就只有睁一只眼看人家的好莱坞，闭一只眼听街上的《烧饼歌》了。

●《骇客帝国》与《楚门的世界》：世俗化带来什么

我本来想借此讨论现代传媒的控制力，和对于民主和个体权利的伤害。但临时看到了另一部类似的电影，1959年迪克导演的《脱节的时间》。主角生活于50年代一个田园般的加州小镇，过着简朴的世俗生活。但他慢慢发现了整个小镇，居然是一片虚假的景象，是对于他的欲望的刻意迎合。就像这部电影里楚门发现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巨无霸的摄影牛棚，而自己是一部24小时直播的电视节目的主角。尽管两部电影中的虚假生活来源不一，但他们的相似处让我忘记了传媒对楚门生活的操纵。我的注意力在写作时完全放在了虚假本身。

虚假得更加彻底的则是《骇客帝国》。所有人生活在一种虚拟的现实中，由一台超巨型的计算机产生和控制，我们生活在操作者的电脑里，真实的世界则是一片废墟，是全球战争之后炸回了石器时代的荒芜景观。如果主人公最终不能离开电脑母体（matrix）而回到现实，甚至并不知道母体的存在。那么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我们今天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我们对于太空的探索在本质上，不过是像楚门一样在大海上寻找着摄影棚的尽头。

而宗教与信仰也是一种形式的探索。一种在真相尚未揭露之前的美好想象。在楚门的世界中，导演的意义就犹如上帝。这是理性和传媒力量的僭妄，也是我本来想要讨论的方向。但也许显得更加重要的主题，是这三部片子的一个共同点，即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感到越来越真实的虚妄？或者我们为什么对于生存背后的无意义的、和被操纵的真相充满怀疑与恐惧？在楚门的世界和matrix的世界中，在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世俗性之前，我们看不到也不愿想象一个具有超越性的真相。现代媒体和计算机网络成为了上帝的替代品。在一个过分世俗化的后现代，上帝可以意味着什么？这三部电影给我的结论是：上帝就是高科技。

哈贝马斯对于911事件的解读，不是把它看作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把它看作宗教世界对于世俗化的拒绝和反抗。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现代政治亦是一种世俗化的政治。我倾向于把现代政治的世俗化看作属于我们个人的自由和梦想的保障。但政治领域的世俗化是否可以与个人精神世界的非世俗化共居一室呢？现代社会是否不可避免的全面的世俗化，以致纽约的居民们已经无法理解劫机分子的动机，一个人怎么会那样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呢？在纽约的世界里，也就是楚门的世界和matrix的世界里，也就是我们正在高歌猛进迈入的那个世界里，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一个个体甘愿牺牲自己去达成的社会目标。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谓“世俗社会与宗教间的紧张关系”。

在超越性解释和社会共同目标面前的彻底世俗化、个体化和技术化，他的后果除了我们所想念的现代民主与个人自由以外，是不是一定要伴随着楚门般的命运，和纽约市中心犹如《骇客帝国》中的瓦砾场？这之间有因果关系吗？楚门的命运和世贸中心的命运是否真的与这个世界的过分世俗化有关？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我无力回答。我只知道，在这三部电影里的生存处境，是和我们比较相似，而和中东的穆斯林们相去甚远。

●《性书大亨》与言论自由

色情与政治，一贯是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大敌。并且检查的松紧尺度，在这两者之间也一贯是水涨船高的正比例。譬如对政治出版物的宽松度是八十度，色情出版物是六十度，那么前者倘若下降到六十度，后者便是四十度了。前者上升，依此类推。少见对政治的宽松度放松了，对色情却越发严厉的。

原因何在？越是对政治放松的国度，越是政教分离，政府不再以道德权威自居，也不以某一种价值观为官方正统。所以色情出版物或者会淫乱人心，却不会危及政治。而在对政治言论严加管制的地方，必然在思想上是大一统的格局，政府标榜一种价值观，并以道德权威自居（一个在道德上缺乏神圣感的政府又如何说服大家听从一种声音呢），所以这时的色情言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言论，他必将危及政治的合法性。对于一个以德自居的威权体制来说，一次通奸就足以将合法性的地基彻底击溃。所以在克林顿的性丑闻安然无恙之后，关于某政治人物的奸情便在威权体制之下的民众当中口口相传，天下沸腾。

这部电影当中，一个以性言论孜孜不倦的向社会挑战的出版家，被卷入（有时是主动进入）无穷的官司。尤其体现出色情言论的界限就等于政治言论的界限这一点。这位性书大亨在色情画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描写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在后花园和自己的母亲乱伦。这场官司最终到达美国最高法院，辩方律师的理由是：有没有任何人看见这幅画后，会认为或者怀疑原告真的有和自己母亲乱伦的行为？如果根本没有人会这么认为，该漫画便与言论自由有关，而与诽谤罪无涉。律师这样说：我的当事人用这幅漫画表达他的价值观，及对正统的和虚伪的道德观进行抨击。尽管我丝毫不认同我当事人的价值观，也从不看他主办的色情刊物，但我喜欢这种允许不同价值和道德原则共存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今天得以享有诸多自由的重要前提。

而对我们来说，这种道德观念的自由（哪怕是色情道德的自由）状态，却是政教合一的威权体制最可怕的敌人。尤其因为这个敌人本身也不太光明正大，所以一个威权体制往往可以崇高的名义，轻易将之变成全民的敌人。而一切对道德观念采取一元化立场的好心人，也都将轻易沦为道貌岸然者的帮凶。所以在一个看似干净的社会里，当色情刊物的言论自由被彻底剥夺之后，一切政治与思想言论的自由也就随之被取缔了。

喜欢后一种自由的人就需要容忍前一种的自由。所以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认真听取了辩方律师的陈词之后，也容忍了性书大亨这一次的挑衅行为。他们认为尽管漫画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

在我们当中口口相传的谣言是不是真实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继续瓦解一个威权体制的道德面纱。它在继续使一个政府变得越来越世俗，变得与一切崇高的事物无关。

●修宪吧，为了《圣诞老人》

这部电影和《第六感生死缘》的旨趣是完全相反的。同样是落入凡间的神灵，但我们却不必担心凡夫俗子对天使的模仿。反而在一个已经完全“去魅”的现代都市，迷了路的圣诞老人被一个人间的法庭勒令为对自己的神仙身份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一个基督教的社会，这部电影颇为诙谐的向每一个成年人提出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有圣诞老人这回事的？

还有孩子们的困惑：没有圣诞老人就等于没有上帝，既然你们不相信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有圣诞老人呢？难道每年的圣诞礼物真的是你们偷偷放在我们床头的吗？

圣诞老人不能在法庭上援引世俗的法律和凭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尽管美国事实上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但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政府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能将任何价值体系定为国教。官司眼看要输，圣诞老人就要钉挡入狱。一个小女孩离开旁听席，走上法庭，将一个信封递给法官。同情圣诞老人但苦无法律依据的法官打开信封后，兴奋地宣布对圣诞老人的指控不成立。法官发表了关于信仰与诚实的大篇布道，并高高举起小女孩递来的撒手锏——一张百元大钞。上面印着联邦政府的语录：God bless American。

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者不再相信世上有圣诞老人，意味着什么？似乎这是与我们太遥远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是老不断有人自称是佛祖转世或者天兄天父。不妨假设一番，这样的诉讼发生在我们身上，圣诞老人的败诉可能性有多大。尽管宪法的条文中没有明确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确立的“国教”，但在宪法序言里明确阐述了CCP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国家的指引。就是说，在形式上的宪政体制中，共和国是实行政教合一的。一切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及其主张，可以在民间阐述，却绝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圣诞老人在我们这里还不是一个负不负举证责任的问题，他的任何举证都将因和宪法直接相抵触而不被接纳。

万一这个世界真的有圣诞老人（尽管我也并不相信），要想在我们这里打赢官司，证明自己不是神棍的话。那么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修宪。

●《摇摆狗》：莱温斯基及民主的表演性

如果说好莱坞政治题材电影果然具有当代谶纬文化的性质，那么好莱坞在克林顿性丑闻当年推出的这部《摇摆狗》就是一语成谶的明证。在电影中，为了在大选前摆脱总统性丑闻的影响，幕僚们精心编排了一场由阿尔巴尼亚极端分子发动的战争，以战争的威胁转移民众的吸引力，以总统化解战争危机的忙碌和努力，来淡化性丑闻的传言。

一名好莱坞的导演介入了这场编排。他躲在幕后，为这场假想的战争拍摄新闻，制造噱头，设计主题音乐，以自己天才的构思推动剧情。这是政治与电影表演艺术的结合，总统的幕僚借助这名导演，像执导一部电影一样执导一场危机中的大选。最终的结局有三：第一，总统先生顺利渡过了性丑闻的危机；第二，真正的战争在玩火者手中爆发；第三，这名导演被自己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感动了，他不愿成为幕后英雄，而渴望站出来谢幕。所以就突然心脏病发作，如愿以偿的的成为这部作品的休止符。

所以现实中，当克林顿从莱温斯基案中尴尬的转身过来，然后义正词严的发动科索沃战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在暗中窃笑。美国著名记者詹美布雷在采访中遇见莱温斯基，他这样写下，“他妈的，我可不想采访她，我就这样一边看着她离开，一边想，这个婆娘，她知不知道自己在巴尔干发动了一场战争！”

古今中外，似乎充满了因一个女人而起的战争。所以有红颜祸水之说。但科索沃战争如果是因一个女人而起的，这场战争的不同在于：历史上所有一笑倾国的战争，其目的是为了得到和靠近某个女人，而这场战争的目的却是为了让人民忘记某个女人。

为了得到和靠近某个女人的战争都是独裁者发动的，而为了让人民忘记某个女人的战争却只可能发生在民主政体之下。在一个民主政体下，为了赢得民众的选票，为了向他们交差，民主领袖竭尽所能，花枝招展，使出了浑身解术。包括发动战争，都成为了一种表演。政治家必须像商家争取消费者的钞票一样，在民主政治的市场去争取民众的选票。这种争取和表演，使政治家开始等同于商家，甚至开始等同于戏子。恰恰正是这种表演性的存在，表明了民主制度下公共权力及其拥有者的世俗性。

一个非民主政体下的独裁者永远是宝相庄严的，他决不能接受任何表演性的存在。他也无需在民众面前搔首弄姿。所以民主的表演性其实是一种进步，什么是一个威权体制感到岌岌可危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领袖开始低三下气，开始强颜欢笑，开始在镜头面前穿着花格子衬衣、弹起心爱的夏威夷吉他的时候。

说明自上而下的权力已经开始有所依赖。

2002-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