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王怡

1940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当年美国伊利县的选举，发现在传媒影响政治生活和选民投票时，存在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群体。研究者把这个精英群体称为“意见领袖”。尽管今天传播学早已把“意见领袖”的概念延伸到了诸如广告、销售等领域，但这首先是公共政治领域的一个概念。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一种意见领袖，仍然是那些能够表达、汇聚、传递、扭转、暗示和捍卫普通人群在公共政治当中的权利、诉求、意见和渴望的言论者。

去年底，《财经时报》评选财经界“2003十大意见领袖”。其中8人为学者作家，包括以吴敬琏为首的6名公共知识分子，和李扬等两名在政府内担任职务的学者。另有高尚全等两名财经官员。企业家则无一人入选。今年7月，《南方周末》令人瞩目的提出“政法系”的概念，指出包括法学家、律师和司法系统人士在内的“政法系”，已成为维护和秉持人权话语、推动“中国社会从政治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的一个主流意见群体。从这两桩讯息管中窥豹，似乎显示着一个初露端倪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正在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意见领袖”。

这个群体呈现出四个特征，第一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人文类知识分子为主，逐渐转向以法律、政治学、经济学等社科类知识分子为主。第二是公共知识分子与互联网的亲密关系。第三是从学院或体制内知识分子为主，开始转向媒体知识分子、网络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的三分局面。第四，推崇宪法、主张保守与渐进的政治立场，也逐渐成为当前公共知识分子论政的基本态度。

“公共知识分子”则是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用萨特的话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对所有他们时代发生的问题，都有权利和义务，只依赖自身理智的力量，表达一个立场”的人群。也就是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考，用言论关怀和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但雅各比在这本书中喟叹了美国上个世纪2、3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死亡。他认为这是由于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专业化分割的结果。但这个看法至少是不完全的。更重要的原因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专业化时代的衰微，而是他们在民主自由体制下的衰微。

公共政治社领域最显赫的“意见领袖”是哪些人？这和一个社会是否已确立一种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知识分子绝不是最主要的意见领袖。选举政治当中的“意见领袖”主要由这样一些人构成——人权律师、民权活动家、国会和地方议员、部分政府官员、时政新闻类栏目主持人、专栏作家等。尽管一部分学院知识分子继续他们“乌鸦嘴”式的发言，但他们显然已不可能成为报刊和电视上的明星，和人们在公共政治领域产生亢奋的焦点。因为人们如果关注一个体育场馆的建设或一处建筑的拆迁，人们会更加关注那些能够对政策和制度产生更大影响力的、能够在民主体制下把主张直接介入政治竞争的发言者，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

但在那些暂时只能纸上谈兵的制度转型社会，几乎所有历史的经验都表明，那些选择关怀和批判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势必成为转型时期一种最显赫的意见领袖，和一个羽翼初生的公共政治空间里最初的一批普罗米修斯。以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转型为例，《自由中国》时代的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在5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从自由、民主的价值启蒙，转向落脚于台湾政治现实的时政批评。1954年雷震发表《行宪与民主》的社论，把自由主义的人权理念落实为宪法的正当性。从此自由中国同仁以“宪法”为论政的基础，开始扮演台湾公共政治空间中温和的异议者角色。他们的系列社评往往轰动一时，令洛阳纸贵。60年代后，又涌现出李敖、余英时等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继续延伸着这一角色。这些台湾公共知识分子对公众的影响力，和对制度变迁的压力，在制度转轨到来之前的特定时期，都达到了一个巅峰。

当一个社会的民主化启动之前，如果没有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政治领域中除了官员就几乎没有其他意见人群。换句话说没有公共知识分子就没有公共政治空间可言。但是社会的民主转型，仅仅给了公共知识分子一个过渡性的舞台。如台湾开始进一步的开放地方选举，民主化进程启动，以1980年“美丽岛”案为转折点，如辩护律师尤清、谢长廷、陈水扁等人浮出水面，随后开始竞争议员席位。一个职业政治家群体诞生，知识分子们就开始退回学院，回到社会舞台的角落。在俄罗斯也是这样，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回到苏联解体后的祖国，受到人们英雄般的欢迎和电视明星的礼遇。但短短几个月后，人们便迅速厌烦了这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喋喋不休的牢骚。索尔仁尼琴退回书斋，重新成为一个孤独的作家。

该公共的时候选择公共，该学术的时候选择学术。该热闹的时候不头脑发热，该寂寞的时候不心理失衡。也许这就是一个大时代摆在每一个公共或者不公共的知识分子面前的题目。

2004-09-01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