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处女之死》

两个《处女之死》

王怡

一路看下来，发现英美与欧陆那些形而上的迥异，也在镜像中。绝大多数涉及信仰和救赎的伟大影片，都出自地图上这两个位置，北美和北欧。美国人从1913年的《耶稣传》开始，便乐此不疲的拍摄圣经和福音的电影。电影艺术发源地之一的北欧也如此。从瑞典导演之父维克多斯特史约罗姆1921年的名作《鬼车魅影》开始，丹麦和瑞典的电影大师们，也几乎个个是关怀宗教信仰的导演（奇怪的是，情色电影的尺度也在北欧最厉害）。欧洲的文明在现代几乎被砍为两段，不列颠岛（爱尔兰除外）和斯堪的亚维纳半岛上的，都是新教国家，它们构成孤悬海外的部分，一个在人文主义启蒙中坚守信仰维度，渴望救赎的可能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在近代如洪水般流传到美国。欧陆的主体则构成“以人为本”的世俗精神的部分（波希米亚除外），电影史上那些怀疑、亵渎、藐视和弃绝信仰传统的伟大影片，几乎都是他们拍的。戈达尔、布列松、布努艾尔、侯麦，安东尼奥尼、多贝托鲁奇，等等，一串串的显赫名单，都是无神论者。

前段和朋友聊天，说起电影史上被吆喝为大师的导演们，至少有80％都是左翼人士。伟大导演的队列里面，你很难找出一两个右翼分子。朋友说文学家也是如此，因此有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从小通过文学作品（以及电影）去认识世界，这种认识是否存在不可逆转的偏差？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否在本质上被文学化，而被文学化，在80％的程度上也就是被左翼化？

其实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哈耶克编了一本书，叫《历史学家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前两年秋风翻译过。朋友说，要编一本《文学家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我说，我也编一本《电影导演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

而另一个问题是，这世上80％的政治上左翼的导演，几乎也都是无神论者。欧陆最明显，欧陆的电影大师至少有一半曾经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在北欧和北美的电影棚里，却几乎没有共产党。虽然卡麦锡时代也曾揪出了一个“好莱坞9君子”。这又让我想起一本书，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92％的美国人有宗教信仰，其中大部分是新教徒。

从信仰和救赎的角度看欧洲大师们的作品，会让人格外沮丧。深刻翻一个面，就变成肤浅。譬如昨晚我看科波拉.索菲亚的《处女之死》，写一个天主教家庭里5个少女的自杀。

这部处女作一出来，就有人惊呼索菲亚是电影史上最杰出的女导演之一。我看了，想起罗伯特布列松1967年的名作《穆谢特》，也是写一个14岁少女的自杀，得过威尼斯大奖和嘎纳的金棕榈。非常虚无，非常存在主义。切合那个时代的哲学氛围。死亡是一个焦点，自杀更富悲剧性，女人自杀又特别一点，一个14岁的处女自杀，生命的悲惨就达到极点。这时候有没有信仰，就是关键。无神论者怎么去拍一个少女自杀的故事呢？无神论者拍自杀，只会令人更想自杀。眼界不往上看，就只能往社会批判或存在主义的横面去看。可他们又反对资本主义，既无超越之信仰，又没有政治哲学。看来看去，无非就是文学化和左翼化，这两点都容易显得深刻。

不过布列松和那些新浪潮导演不同，布列松是欧陆电影界里最接近于英美和北欧宗教精神的导演。也就是我眼里欧陆最伟大的导演。他的影片对存在之虚无的体验在欧陆是独一无二的。也多隐藏着苦难和救赎的主题。尽管只是存在主义式的伪救赎。而且也同样在人的救赎的可能，和人与社会的冲突之间飘摇。但足以让巴赞仰天长叹，“布莱松是否向我们揭示出了上帝的另一面”？

布列松的第一部电影《罪恶天使》，讲述一群修女感化曾蹲过监狱的妇女。他也拍过《乡村牧师的日记》和《贞女贞德》。法国人评论布列松，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迫使灵魂脱离了肉体”。在法国人看来，布列松电影中那些灵魂，已经飘忽得足够高了。因此戈达尔也谄媚的评价，“罗贝尔·布莱松之于法国电影，就好比莫扎特之于奥地利音乐，陀斯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

但布列松能超出那些肤浅的新浪潮和左翼无神论者们，却超不出法国人的哲学监牢。从攻占巴士底狱那一天起，这一哲学监牢就牢不可破。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孟德斯鸠和贡斯当。凭我的看法，索菲亚的《处女之死》，其实远远胜过了大师布列松。胜过的，就在于死亡的信仰背景。

2005-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