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贴主义标签——与王怡商榷
莫贴主义标签——与王怡商榷
熊培云
刚读了王怡先生《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写几句。先谈点我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理解。王怡说，“保守不是守旧，保守主义的意思是保守一种自由的传统，哪怕这个传统微乎其微。保守每个人眼下的既得权益，哪怕这个权益再渺小，也不能在任何整全性社会变革的名义下就把它随随便便的牺牲掉。保守主义者的牛脾气，体现在他死死抱住一种具有正当性的个人权益。除非有更加正当和必须的理由，除非得到一种司法的承诺和必要的补偿，否则你说一万句好话——不给；你吓他说不给就把你宰了——还是不给。”
大脑与肠胃，各有各的理性。两种理性合在一起，才是人的理性。最近法国地方选举就是在闹牛脾气，推行激进改革的拉法兰因为犯了众怒差点被逐出马提翁府。原因是政府的大脑理性忽视了底层民众的肠胃理性。鲁迅曾经无奈地感慨：“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对于今天的法国来说，改变同样是难的，政府搬动个凳子便会有人上街。二者相同在于，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改革难都来自于既得利益者；二者不同在于，前者是少数人既得了多数人的利益，后者是多数人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拉法兰政府响应希拉克的号召，积极提升法国的国际竞争力，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是改革触动了多数人的实际利益，尤其是忽视了底层人们的要求，轻视了社会公正，难免会遭到抵制。
陈寅恪先生身上是有些保守主义精神的，既表现在他对自由，对虽不完美，却安静的生活的向往，也表现在他对人类的现世关怀，对激进主义政治的深恶痛绝。这也是他区别于当今政府的顽固守旧派的守旧主义的不同——保守主义的保守的是现世的自由与优秀的传统，而守旧派则多是既得利益的捍卫者。前者既不是当政者，也不是谋利者，他的思想是代表大众的，它不同于谋一己之私的顽固与守旧。保守主义守成，但不守旧。它并不代表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说话，它反对大革命，因为将一切都摧毁的激进主义与理性主义必定导致新的暴政，成为罪恶之源。如果说旧制度的恐怖是个半径，那么大革命则是直经——从推翻旧制度走到了推行新专制。
保守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承认社会中的恶，并欣然处之。反对追求新的所谓的“至善”打翻现世的生活。大卫·休谟的理由是，人类根本不可能通过理性的思辨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他特别强调了人的抽象理性能力的局限性。虽然一切并不完美，但真理也不是能通过几个标语与公式便可以推理出来的。这种怀疑论是社会与思想得以延续的基础。多一些智慧与宽容，至少，保守主义不会使他的受众成为一个目光短浅、就事论事的革命家与纵火狂。真正的保守主义反对职业革命家，一个革命者一旦戴上了“家”的华冠，必定在某种主义的武装与跟屁虫们的拥戴下走向极端激进主义一面，走向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列宁、希特勒、波尔·波特的男孩政治。由这种激进主义所炮制出来的全能政治势必导致对个人自由的歪曲与践踏。
刘军宁先生曾在他的书里提到这种“全能政治”，“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积极政治观往往把政权建立在其所主张的政治理想之上。这样，要维持合法性就必须迫使被统治者接受其理想，并放弃个人的任何其他理想。这就使得全社会只有一个理想，一个目标。”这种大一统的理想一旦建立，其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那些至恶的疯癫莫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和维护公众整体利益口号的掩盖下进行的。“等贵贱，均贫富”式一刀切的起义以及世界历史上的轮翻上演的乌托邦式的革命无一不是在营造新的苦难，并直接导政滥权与恶政。所以，中国历史经过迂回曲折最后总是鬼打墙似的回到了原处。一个暴政让位于另一个暴政，一把大火湮灭另一把大火。从1840年转型，好几次转到不行了，都是因为拳匪治国救国，放火烧的。革命的群殴无法医治社会的创伤，因为人是局限的，主义也是局限的。
胡适晚年反复提到的两句话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和“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在胡适看来，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根基。几十年前，胡适曾经说过：“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正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做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可以理解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即宣告上述主义标签破产。
我以为，一个真正思想者不应该将自己的思想精神主义化、商标化，制造意象，将个人思维简单地归类于一种主义的。况且这种归类本身也无标准，更有滥竽充数者。现在的自由主义阵营，更是南郭无数。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首先应人格独立，不妥协任何威权。现在很多自封自由主义精英的人，对美国无条件的赞美，即是放弃一个知识分子应持有的独立与客观。美国的宪政要学，但美国并非完美，其国内外政策已严重精神分裂。我们谴责中国警察的收容致死了孙志刚先生，失去权力制衡的美国国际警察又何偿不会草菅人命与国家？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勿庸置疑，我们的自由精英所犯的错误也是致命的，即在美国的枪炮上寄托了太多的道德，将民主宪政与道德混为一谈，无视国际法的建设与国际社会的纠错功能。既然我们可以怀疑德治在中国的功用与动机，又有什么理由高估美国施行于万国之上的道德？专制与霸权本质上是一样的。眼下美国牛仔政府要解放全人类，常让我想起波尔·波特先生当年的疯疯癫癫，通过十五年血腥革命“一举进入天堂”，最后证明不过是集体做了场春梦，举得不够远。其实这是个常识，天那么高，人世间哪有那么长的老二？
当下中国，主义仍是个误国殃民、遮羞盖丑的工具。譬如说现在的三农问题，学界讨论来讨论去，板凳都被磨出了痣疮，可怜的农民仍在卖血站讨生活，吃的是亏，挤出来的可全是血。其实，这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研究员搅混水，政府不能歧视国民，有错应该立即改，是个常识与良心的问题，与任何主义无关，与制度的泪水无关，与转型的借口无关。如果要找隐喻的话，我可以举二千年前孟子的偷鸡寓言来说明：不能偷鸡是个常识，不是可以偷多偷少的问题，而是不该偷的问题。一旦用主义思考，问题可能就复杂了。若让何新先生就此写篇开万世太平的文章，定会得出个“鸡不就是养给国家偷的么”的结论。
反对思想精神主义化，是因为主义的标签容易荒芜一个人的创造，容易走火入魔、不客观。胡适一生坚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当人们习惯于给胡适贴自由主义旗手的标签后，他保守主义的一面便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此同时，胡适提倡的自由主义四个要义（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平的渐进的改革）也只剩下了前面三个。主义到底是门断章取义的学问，尤其当一个人归属于一种主义后，思想的鸟笼便编好了，他的余生多半会停留在为过去的观点找证据上，难免左冲右撞走极端，即使是以温和的形式出现。我从不怀疑自由主义的高贵价值，但对王怡先生自封为自由主义者，我是不赞成的，成为一个王怡比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更重要；让思想归类于人，比将人归类于思想还更重要。
2004-04-08
回复摘录
王怡，
熊兄，我们在观点上的确没有什么分歧。我很欣赏熊兄此文对保守主义的诠释。看来熊兄要和我商榷的只是给不给自己贴标签的问题。这是个个人问题，也许让熊兄失望，但的确没什么可商榷的，我就是要给自己贴主义的标签，就要大张旗鼓的标榜，要在基本价值抉择上四处张扬。只要有肉食者继续以主义统治众生，我就要给自己贴不同的主义标签。因为我要和其他的主义进行市场营销，我要争夺青年。因为在这个时代，“主义’不是一件个人精神领域的事，而是公共领域的一个产品。成为王怡是成为我的私人身份，成为自由主义者是成为我的公共身份。对我而言是同等重要的。
你说的“学术上的入党”，这个概念很好。我也反对。但我的标榜不是进行学术讨论时的标榜，而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介入政治时的标榜。这个是政治上的入党，不是学术上的入党。当然我说的这个“政治”不是狭意和极权主义下的政治概念。
“学者一旦加入某种主义，即是改行当了律师”。熊兄的这些说法都非常精彩。但我并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渴求影响语境和推动个人自由在中国社会生长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在本质上是政治的，不是学术的。换言之我的公共身份就是一种律师。
熊兄的提点也很重要，甘阳之所以会走到自己也不赞同的地步去，不完全是“主义归属”的问题，也在于他的身份归属的混乱。他一面做学问，一面做政治。一面厮守主义，一面仰望庙堂。如果让我说他的问题恰好是标签贴得还不够坚定，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感谢熊兄的警戒，我会以此时常提点自己。
熊培云，
王怡兄的回复也精彩。只是在如何争夺青年的问题上我有保留。为什么一定要争夺青年呢？如果青年是可以争夺来的东西，你今天能争夺来，别人明天也能争夺走。最关键的是让青年无人可以争夺，不皈依任何主义，不属于任何市场，不被别人营销。让王怡属于王怡，让青年属于青年，这才是启蒙的要义。如果你要争夺青年，岂不怕和当局犯同样的错？
王怡，
熊兄，我说的争夺就是“让王怡属于王怡，让青年属于青年”。这就像拔河，有人的目标是把绳子全部拉过去，但自由主义的目标只是想把绳子从对手那边拉到中心点来，不是继续拉到自己这边。
熊培云，
呵呵！王怡兄的主义，实则是主张。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希望工程，大家都要捐献真话与勇气。与王怡兄一起努力，聚积一点一滴的蝴蝶效应，坚守一点一滴扩大的刚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