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影：做一个《西伯利亚的理发师》
我看电影：做一个《西伯利亚的理发师》
王怡
《西伯利亚的理发师》
这是《毒太阳》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一部新作。男主角俄罗斯皇家军校学员托尔斯泰，就是《毒太阳》中那个阴郁伤感的密迪亚。我这么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满怀爱情与信仰的托尔斯泰，就是尚未成为契卡的密迪亚的前世今生。所以由同一个演员饰演，尤其显示了这两部电影在气质上的一脉相承。
这是一个尚未被太阳灼伤的俄罗斯。一个传统的脐带尚未被斩断的年代，年轻的皇家海军学员们唱着军歌，排演着莫扎特的歌剧《西伯利亚的理发师》。连他们的上将校长也在传统节日里喝得酩酊大醉，形骸放浪。尽管有着革命党人的暗杀枪声，有着爱情在威权下的受辱。但当节日的夜晚焰火升起的时候，那与被太阳灼伤之后的年代还是如何的不同啊，至少不会连爱情都失去立锥之地，连音乐之美也被铿锵的进行曲打断。托尔斯泰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对于爱情和信仰，也并没有彻底的绝望。莫扎特的音乐还在，托尔斯泰的儿子在美国军队中戴着防毒面具，依然高唱着父亲当年演出的歌剧，以莫扎特的名义，在粗鲁的士官面前保持了尊严。
有学者说，保守就是保守一种传统。当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托尔斯泰对他的情人说：“我爱沙皇”，一个美国女人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她问道：“你怎么可能爱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呢？”
我的理解，这种爱源自于传统。当一切传统美德依附在君主制之下，就像它曾经依附在宗教和我主的名下，这时“上帝已死”或者“君王已死”的宣判，就等于对于一切美好传统的宣判。贡当斯认为，“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当一种心照不宣的统治被暴力革命一举取消，而新的“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又遥遥无期，这种取消就仿佛贸然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没有上帝，就意味着“我们从此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没有君王的局面，其实也是如此。
一个学者在与我通信时，讲述了他对于君臣伦理的看重。但在一个被太阳灼伤之后的时代，我已经无法理解这种托尔斯泰般的“对一个不认识的人的爱”。在小男孩佐拉那里，对铁托的爱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他对铁托其实不可能拥有像对自己的父母家人一般的爱。所以意识形态是一种厚颜无耻的矫情。但在托尔斯泰那里，对于沙皇的热爱却根植于传统当中，心照不宣。我们习惯将中国传统的君臣伦理称为“忠”。其实这个教条式的“忠”里面，有着根深蒂固的恩爱。只要看士大夫们那些自比女子、感怀皇恩的浩瀚诗篇就行了。即便宋江对宋徽宗，也并不单单是“忠”而已，他对君皇及其背后的渊源，实在有着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值得赞许的、不惜肝脑涂地的爱。
而革命之后，在心照不宣的君主制和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之间，则是一个漫长的、被太阳灼烧的“僭主时代”。僭主在传统的废墟之上，唯有通过意识形态重建无根据的美德，以更加严酷专断的思想文化控制以防价值体系的再次坍塌。于是它向老百姓伸手讨要那种对于君父般的“忠”和“爱”，强迫我们移情别恋。
你是愿意像托尔斯泰一样被流放，还是愿意像密迪亚那样开枪自杀？你是愿意像列宁一样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成婚生子；还是希望像尼古拉二世一样被流放，全家在地下室被秘密处决？
2001-10-13